唐五代至南宋的词的发现历程，500字。谢谢啦！

唐五代北宋是词的萌芽与成长的兴起时期。从大量的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模仿学习“依曲拍为句”，一直到成为文坛的一种主要抒情诗创作形式，词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过程。以下分阶段叙述。

1、敦煌曲子词：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可以肯定，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词一定是很多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同时，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饮等娱乐场所中流行之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必然会受到创作环境、氛围的影响，表现出一个大概的创作倾向，即多言男女艳情以侑酒助乐。

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也明显不同于后来成型的歌词。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读。曲子词这颗明珠，还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词

词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活泼的形式，鲜明的节奏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仅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爱，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广大文人的重视。文人倚声填词可能很早。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有人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宋代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这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但多数人认为这两首词是伪作，迄今尚无定论。下这样一个结论：初、盛唐时期，民间与文人都已经开始了“曲子词”的创作，这是可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的。

这一时期文人词的创作，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所以，依然保持着民歌风韵天然、明白如话的特征。从初、盛唐到中唐，相对而言，“曲子词”的创作局面仍然比较沉寂。中唐以来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依曲拍为句”，响应者寥寥无几。一方面，这时候唐诗的创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另一方面，从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积极用世之意志，与“曲子词”婉娈低靡的格调还不太协调，一种适宜“曲子词”生长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

3、晚唐五代文人词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词1147首；张璋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乱哄哄的历史闹剧中，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

五代十国时期世风的华靡浮艳继续为词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环境。这个阶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蜀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比较，局势相对稳定，较少战争祸乱，一大批文人避难西蜀，形成创作群。《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

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自开始经济渐渐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以后，江南几乎成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　唐代以前江南经济的开发 >唐五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秦汉、六朝以来经济开发的成果，是以秦汉、六朝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的。 >两汉以后，江南成了颇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汉代江南农业耕作中已普遍使用了铁器、牛耕，日渐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区不断扩大。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粮食储备也已增多。安帝永初元年（107），扬州下辖的丹阳、吴郡等五郡已向缺粮的东郡、济阴等地调米，说明江南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实力。就手工业而言，江南的陶瓷、采矿、造船、漆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江南的一些手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或艺术风格上，都逐渐接近甚至优于北方”。 >六朝时期，南方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土地得到开垦，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兴起，尤其以宁绍平原的北部和太湖流域的西部发展最为迅速。宁绍平原的水利工程主要在山阴和会稽地区，镜湖是最大的蓄洪灌溉工程；西起西陵东南经会稽郡城抵曹娥江边的浙东漕渠的开凿，既扩大了灌溉面积，也有利于对镜湖水位的调节。太湖流域的主要水利工程有曲阿的练塘、新丰塘、吴塘、莞塘、单塘、南北谢塘，建业的赤山塘，余杭县的南湖，乌程县的吴兴塘、青塘、谢塘、官渎，长兴县的西湖、获塘，武康县的五官渎、鄱阳汀，长城县的孙塘、富陂。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潜力。如梁大同六年（540），将海虞县改为常熟县，其原因是“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丹阳湖地区东汉以后成为南来人口的聚集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南齐建元二年（480），萧子良以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上表建议修治塘遏，加以垦殖。至陈朝，姑熟地区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 >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六朝江南稻作农业摆脱了传统的火耕水耨的粗放状态，转向“水田之利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的集约经营，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在农作物种植方面，传统的粮食作物是单一的水稻，这时一方面大力发展水稻生产，另一方面同时引进和播种北方旱地作物，并渐渐地向稻麦轮作连种制过渡。南方原来一年一熟水稻，此时由于北方大量流民的到来， 大力推广麦类作物的种植，产生了稻麦轮作的需要。在具体耕作技术上，已经出现了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的手段。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 为发展生产，十分重视牛耕的推广，出现了犁耕锄耕相结合的耕作方式。梁吴兴太守萧琛等曾有禁杀耕牛的举措。在土壤耕作技术、栽培管理技术、良种繁育等方面，较前代有明显的提高。 >六朝手工业的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手工业与北方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初步形成了冶炼、造船、制瓷、纺织、制盐、造纸、制茶等几大手工业部门，已从单纯的原料型产业向制造型产业发展。东吴十分重视矿冶业，史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东晋时，剡县、吴县、溧水、永世、铜陵等县都产铜、铁，主要供应 东、西二冶，产品有钱币、兵器、农具、佛像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技术上已出现了灌钢冶炼法用以生产农具。造船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江南的造船业不但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能生产装载二万斛以上的大船。《南史·张融传》谈到吴郡大族张融曾“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能在海上进行远航，乘坐的应是较有技术含量的船只。 >江南地区历来盛产葛布和苎布，谢承《后汉书》云：“吴郡本不献越布，陆闳美容仪，常衣越布单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献越布，由此始也。”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丝织业东吴以前比较落后，但发展较快，东吴曾从各地征调了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工人充实到建业的官营作坊。晋末桓玄执政时，太尉主簿孔琳之曾谈到当时军府竞相收购丝织品，使绢的价格翻了一倍，其原因是“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东晋义熙间，刘裕攻破长安后，将关中手工业作坊中的工人南迁，在建康城南设立锦署。至南朝，丝织业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发展尤为明显， 已将调绢作为正常的赋税收入。 >造纸业在会稽、余杭、建康等地蓬勃兴起，会稽的藤纸和建康的银光纸都是当时的上等纸。瓷器生产获得初步发展，东汉时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已建立制瓷作坊，能烧出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至六朝，在今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都有窑场。曹娥江两岸已是重要的生产中心，绍兴、余姚、鄞县、奉化、萧山、余杭、湖州等地都已有西晋至南朝越窑的窑址。宜兴均山的青瓷吸收了早期越窑的技术，产品别具一格。六朝时已基本形成了越、瓯、婺、德清四个窑系，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沿海地区的食盐生产初具规模，“已分海滨，盐田相望，吴煮为盐，即此典之”。在南沙、盐官、海盐等县设置了盐署、盐官等以监督生产。如吴国在海盐曾置海盐司盐校尉以典煮盐事。此外，如乌程和义兴县的制茶业、曲阿县的酿酒业等都是较有特色的手工业。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六朝商业开始兴盛，与北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和经济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长江下游最大的城市，“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建康城中的商市有大市、小市等多种类型。《丹阳记》云：“京师四市，建康大市，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秦淮河北也有不少市场：“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京口地处交通要道，“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吴、毗陵、山阴、吴兴、丹阳等一批城市发展较快，成了一方的商业交换中心。其时，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建康南北各四十里，有户二十八万。晋陵罗城周长十里，山阴城周长达二十里七十二步，有民户三万。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量日益加大，投入城市贸易的产品日益增多，商品种类日趋丰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繁荣局面，江南成为南方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区域。 >六朝商业发展的另一现象是经商活动十分常见，江南各地商业交换频繁。贵族、官僚和寺院地主经商成风，出售农副产品、长途贩运、开店设邸、经营高利贷的商贸活动到处可见。民间小商小贩的队伍不断扩大，建康、京口、山阴、乌程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经商较一般地区更多，“浮船长江，作贾上下”。如戴硕子贩苎为业，子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郭世道与人联手在山阴市场上经营各种货物，其子郭原平也是“每出市卖物”。长江沿岸商贸活跃，陈后主《估客乐》说：“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恒随蠲首舫，屡遂鸡鸣潮。”反映的就是江南贾客浮船江湖长途经商的情景。江南海外贸易开始出现，如县与朝鲜、日本已有联系，“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迎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洲商贩也“时有至会稽货布”。商业繁荣，利润丰厚， 将商品交易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买卖奴婢、牛马之类的牲畜、土地和房屋，都要签订协议，每贸易数量一万就要交给官府四百钱，卖出者交三百，买入者交一百。 还在交通要津设立关卡，名为检察禁物，实为收取关税，商贾来往要以总货物量的十分之一作为交税额度。 >秦汉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的确引人注目，与北方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开始显示出南方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秦汉六朝的江南经济尚处于开发阶段，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如在农业上，水利的兴修工程量一般都不是很大，所起的效果还比较有限，在地区上也有局限，如太湖东部地区几乎仍处在原始粗放的状态，一般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浙北和太湖西部的平原地区，很少向丘陵山地的纵深方向发展；手工业上，矿藏冶炼的产量不是很高，丝纺业与北方存在着巨大差距，造纸、制茶业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商业上，总体上并没有挣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市场较大地受到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过重的交易税对商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实质上是对商人的巧取豪夺，商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份额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一些学者提出的至六朝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观点并不准确，六朝江南经济只是刚刚露出发展的前景。 >二　唐代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变化 >唐朝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隋唐以前，江南原有人口较少，人口分布密度较低，延缓了江南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进入唐代，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尤其到了唐代中期，江南各地的人口数量快速地增长起来。 >唐代初年，江南地区的人口总体上呈量少而且分布稀疏的态势，但部分州的户口数和人口密度已经居于全国前列。唐贞观十三年（639），江南各州户数最多的是婺州，达三万七千多户；最少的是歙州，只有六千多户。经过隋末乱后，江南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太湖西部地区的润、常二州和钱塘江入海口附近的杭州和越州西部地区以及钱塘江中游的婺州地区。不过个别人口总数量较多的州由于区域广大，人口密度不一定很高。江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润、常、杭、湖四州，都在浙西的太湖流域，在唐代前期已经具备了充裕的劳动力，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一些州更高。苏州人口主要集中在州城周围及以北地区，而太湖东部地区尚待开发，面积大而人口不密集，所以人口密度较低。江南东南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越州和钱塘江中游地区。由于越州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东部后来划出组成明州的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影响了州总密度。江南西北部的宣、歙二州人口密度也较低。 >唐朝贞观十三年的总户数为3041871，而江南地区的总户数为226921，占全国746%；口数全国为12351681，江南为1194758，占全国967%。就州人口密度而言，江南地区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在唐代处于中游。 >唐代中期，江南与全国各地区一样，人口激增，这从两《唐书》记载的天宝元年（742）户口数上可以看出。与贞观十三年相比，各州户数和口数都有明显的成倍增长。 >从天宝各州人口数量上看，宣州及浙西各州人口数量较大，浙东的越州和婺州、衢州人口数量也不少，而沿海地区及内陆以山地为主的几州相对要少得多。超过十万户的州有四个，另有五个在七万户以上。与贞观十三年相比较，台州、歙州、苏州、宣州等地的户口增长率较为突出。前二州原本人口较少，经济比较落后，至唐中期已得到不断开发，人口大增。后二州的部分地区中唐以前比较落后，这时得到了开发，口数增长率较高。越州中析出明州，与唐初相比，原越州地区的增长率应加上明州的户口数，户增长了4111%，口增长了4940%；婺州中析出了衢州，与唐初相比，原婺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4620%，口增长率为4011%；括州中析出了温州，与唐初相比，原括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5648%，口增长率为3920%。从人口密度来看，浙西数州人口最密集，其次是浙东的婺、越等州，宣歙地区人口密度相对最低，这大致可以说明天宝间的经济江南北部地区水平最高，钱塘江流域发展也较快，而沿海和宣歙地区起步较慢，仍然比较落后。 >天宝元年全国总户数为8973634，江南户数为1042278，占全国1161%；口数全国为50975543，江南为6483386，占全国1272%。与贞观年间相比，江南地区的户口在全国的总比重有所增加。至天宝年间，江南户增长率为3812%，口增长率为5383%。同期全国户增长率为195%，口增长率为3127%，应该说江南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密度上，除宣、歙、括、温四州外，江南各州每平方公里在40～90人，仅次于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京畿地区。

自唐中和四年(884)黄巢之乱结束后，唐朝名义上还存在二十余年。但朝廷威权这时更加衰微，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国家分裂的倾向日益明显。

战乱的最大功绩在古代就是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开发了南方地区。促使了经济重心南移。

词．于其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文学(文艺)形式。它首先流行于民间，中经商业机构(歌楼酒馆)及官方机(唐代的教坊)的应用、推广，才渐渐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成为他们手下一种比之着重"明道""言志"的传统诗文更为适合言情(尤其是男女恋情)的文体形式。萌芽于隋代的词，由于种种原因，已不复可见。我们仅能根据载籍，知道当时有过《河传》、《水调>(后来均成为词调)一类曲调。所幸与世隔绝已久的敦煌曲子词于清朝来年终被发现，它的觐天日，为词的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丰富丽珍贵的资料。在敦煌写卷中，共抄录有唐初至五代末的各类歌词1160余首(见任二北<敦煌歌辞集>)。其中，馀极少数为文人所作之外，其余均出自民间乐工、歌妓、戍边者或其他劳动人民之手。敦煌曲子词，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而且在形式上还具有早期民间词的一些特点，如语言的质朴。同一词调(．词牌)既有双调、又有单调，旬中常使用衬字，同一词调的作品字数或不同，或句末叶韵不定等。敦煌曲子词韵发现，使人们了解到在文人词兴起以前词在民间已相当流行。后来的文火词，正是在民间词的基础上，汲取和运用了民间词及近体诗(含声诗)的艺术经验而逐渐发展、兴盛起来的。文人词作，帽传以盛唐时李白所填制的<菩萨蛮>、<忆秦娥>为最早。这两首词，不见于唐人载籍，北宋文人认为系李白所作。南宋黄升将其编入(花庵词选>，称之为"百代词曲之祖"。清代及近现代学者，或认为文人词作，始于初唐，故<全唐诗>所附录之词作，虽缘于其体例(首录帝主、末录女流神仙)，以李隆基(唐明皇)<好时光>为始，但亦收有李景伯、沈俭期之作。林大椿<唐五代词>则径以李景伯、沈俭期之《回波乐>为最早之文人词作。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又把文人词作的时间上限推到了唐初，开卷首列即为虞世南(55838)所作之<织锦曲>。中唐大历、贞元元和年伺，文人染指于词作者渐多，其作品的影响亦愈来愈大。前有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王建等，后有白居易与刘禹锡张志和的<渔歌子>五首，不仅饮誉国内词坛，还曾流传到日本国，在境外亦影响深远。戴叔伦、韦应物均作有《调笑令》，其内容皆涉及边塞生活，是开后世文人边塞词先河之力工怍。王建的词作，有《宫中三台>二首、<江南三台>四首、<调笑令>四首等，其中较多篇章是写宫妃哀怨的，因此有宫中调笑"之称。自居易、刘禹锡的词作，则以擅写离别相思之情及江南景色之美著称，其<长相思>、<忆江南>、<潇湘神>诸篇。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佳作。晚唐时期，文人作词者渐多，运用的词调大有增加，填词技巧日见娴熟，而词的格律也趋于定型，因此，可以说词在这一时期已，开始与诗并驾齐驱，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了。晚唐时期词人较著名的有：杜牧、皇甫松、段成式、温庭筠、司空图、李哗、张曙等。其中，对词体文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推温庭筠(飞卿)。温庭筠可说是我国词史上的第一位专门致力于作词的文人。前于温庭筠的文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虽然也写过一些优秀词篇，但数量并不多，而且他们的诗名远在词名之上。到了温庭筠，才大力作词，有了词的专集(<握兰>、<金荃>)，词的名声、成就也高于诗。他的词作(含创调)，被五代花间派词人奉为样板，其香软绮艳的词风，给五代花间派词入(及后世众多婉约派词人)以深刻影响。因温庭筠有开花间一派之功，故被后人尊称为"花间鼻祖"(王士祯<花草蒙拾》)。 花间派，系以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一书而得名。<花间集》选录晚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集中作品，为有别于民间曲子词，被赵崇祚称为"诗客曲子词"。入选的十八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以外，其均是西蜀或流寓西蜀的文人。他们的词风尽管不无差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后世因称为花问派词人。在花间派词人中，除了"鼻祖"温庭筠外，成就最高者当推韦庄(端己)。韦庄生当晚唐动乱之际，晚年流寓西蜀，能诗，但其词作的名气与影响，远在诗作之上。韦庄努力汲取民间词的艺术经验，重视词体文学的抒情特点，于创作中力求达到"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况周颐《唐五代词人考略》之境，兼之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刻的人生感受，因此写出了不少具有真情实感、语言质朴、词风清丽的优秀词篇。韦庄以其艺术实践，为促进词体文学的健康发展(摆脱一味雕琢字句之风，注重词的抒情特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花间派词人，虽以擅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著称，但其词作题材却广泛。如欧阳炯、李殉有多首<南乡子>写南国风土人情，毛文锡有<甘州遍>、牛峤及孙光宪有(定西番>(此外，温庭筠亦有(蕃女怨)、<定西番>)写边塞生活及戍边战士的怀乡情思颧复、李殉均有<河传>写羁旅愁情，孙光宪有<风流子>写农村景物与农村生活，欧阳炯有(江城子>、孙光宪有倨庭花>写怀古或吊古伤今情怀，鹿虔康有 (临江仙)、毛熙震有<后庭花>写亡国哀思等。因此，那种认为花问词题材狭窄，"千篇一律"地只是写"艳事闲愁"或花间词"专以描写女人为能事"的说法，是欠公正的。比起敦煌曲子词，花间词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花间派词人的艺术实践，词、诗在题材与社会功用方面的分道扬镳的趋势已初露端倪，词的格律也进一步趋于规范化。<花间集>被宋人陈振孙尊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直斋书录解题>)。"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晁谦之<花间集跋>)的花间词，成了后世众多婉约派词人心目中的"正宗"与填词时效法的样板，即使是被视作是豪放派的词人，于花间词的艺术经验中所获益之处亦复不少。南唐词人，其著名者，则有冯延巳及李琼、李煜。冯延巳词的题材，与多数花间派词人作品的题材，大体上是一致的。但与花问派词人(如温庭筠)喜采用华丽的词藻以描绘妇女容貌、服饰的写法有所不同，他着力于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写，语言也较为清新流畅。冯延巳诃，有单纯写男女情爱者，也有托名写相思之情、离别之感，而实际上抒发了自己的身世感慨、别有寄托者。冯延巳，被王国维誉为系"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的词家，其优秀词作向为历代词人所推崇。李琼，为南唐中主。流传下来的词作仅五首(其中<应天长>一首，又见载于冯延巳<阳春集>及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李壕以君主之尊，大力提倡填词，而又亲自努力实践。其词感慨深沉，境界开阔，不倚重字句的雕琢与艳丽华美，而所抒发的情感又较真实。由以上两方面看来，李璨对南唐诃体文学的发展、兴盛，是有贡献的。李煜，为南唐后主。流传下来的词作有三十余首。在南唐词人中，李煜的成就最高，对后世词人的影响也最大。诚如王国维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李煜乃是推动我国词体文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提高词体文学的品位、扩大词的题材范围以及在填词的艺术技巧等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是世人所公认的。李煜词具有独特的风格。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概括来说，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擅长用白描手法来抒写在生活中的真实、深刻的感受，如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都是直抒胸臆，不加埯饰地写出自己于国破家亡之后内心的深哀巨痛，感慨深沉，真率自然，感人至深。二、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运用生动、贴切的比喻，使原来较为抽象的愁、恨之类的情感形象化、具体化，如"离恨恰如骞草，更行更远还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三、语言明净、凝炼、优美、清新，摒弃涂饰与华彩，没有当时文坛盛行的 "镂玉雕琼"、"裁花剪叶"(欧附炯《：花间集>序)之风。后世众多词人都曾为李煜词的艺术成就与魅力所倾倒、折服，从中所获教益、启迪良多。隋唐五代时期，以时间计几近四百年，"在词学发展上，属于由萌芽、生发到逐渐成长的阶段。词的最早的生命和基本的格调，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后记>)。如前所述，隋词早已失传，因此，唐五代时期所产生而又得以流传下来的词作，就显得尤为值得重视。它对被认为是词体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二一宋代的词人及后世众多文人来说，是二份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假如没有唐五代词人对词艺的探索与艺术经验的积累，那么就不可能有宋代词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兴盛，而后世的词一体文学与其它文体(如散曲等)创作的发展也不可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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