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为了尽量减少流民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宋王朝对流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政策疏导、军事招揽与剿捕结合、民政救济、将流民问题的解决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等。
宋朝时期流民产生的自然条件
早在宋朝之前的汉朝时期，士大夫鲍宣对于形成流民的原因进行了精准独到的概括，阴阳失调导致的水旱灾害、苛捐杂税的繁重、贪污受贿现象的突出、豪强侵夺蚕食的危害、徭役的严苛、部落民风的失调、盗贼强盗的猖獗是导致产生大量流民且给社会造成危害的重要成因。
提出此种观点主张的鲍宣虽然是汉朝时期的社会学者，但是其提出的观点适用于我国古代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宋朝时期之所以产生如此众多的流民也和上述原因有一定关系。概括而言，即便导致宋朝时期流民产生的社会条件多种多样，但是无外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条件。
古时的鼠疫
就自然条件方面而言，宋朝时期产生如此众多的流民和自然条件尤其是自然灾害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该时期水灾、旱灾、蝗虫灾害、风灾、雪灾、地震灾害等均会对其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由此导致不少农民不得不四处流亡逃生，在整个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该时期的灾荒程度深、时间长，整个宋朝统治时期始终存在流民问题，流民问题始终困扰着宋朝政府，庆历年间、治平年间、乾道年间发生的流民潮导致大量的流民南下，而嘉定年间在两淮地区爆发的流民潮亦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创伤和让广大百姓受苦受难。
宋朝流民
宋朝统治者往往无法正确认识和深刻思考流民产生的原因，认为之所以导致大量的流民产生乃是受到了日月星辰的异变影响，诸如“流星犯，国有忧”、“客星犯，民流、水灾、水旱”等。这些极为荒谬的观念，为流民及其带来的危害找到了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些错误的观念给解决流民问题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客观科学地分析产生宋朝流民问题的自然因素，主要就是因为该时期的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而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环境恶化下无以为生的民众不得不流落他乡。包括宋朝时期在内的我国封建时期小农经济本来就极为脆弱不堪，农民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旦爆发自然灾害便会给生产生活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灾情严重之时便会产生大规模的流民，据记载，以水灾和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流民的情形在宋朝时期多次发生，“民流”、“民庶流亡”等字样在历史书籍中时有出现。
宋朝流民
比如，宋朝皇佑年间河北路曾经发生了特大水灾导致30多万民众迁入到京东路一带。又比如，宋朝政和年间的黄河泛滥十分严重，1117年的黄河水泛滥导致100多万人葬身于水中，数百万人为了避难而迁徙产生大规模的流民。
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即人为的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也是导致宋朝时期产生大量流民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为民意识薄弱而疏于对自然灾害的防范，这就导致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损失的小的自然灾害转变为大的自然灾害。此外，人为直接的破坏也导致宋朝时期产生大量的流民。
金兵
比如，南宋初期对于金兵的来犯束手无策，金兵来犯之时朝廷下令掘开黄河河堤试图阻挡金兵的进攻，而这却导致黄河沿岸百姓流离失所，许多百姓葬身大海。
宋朝时期流民产生的社会条件
在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下，由于环境生态灾害而导致大量流民产生，当时的科技力量还不具备较好地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宋朝时期的流民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还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种种社会因素导致的流民通常在数量上和影响上均更为突出。
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加重、人地矛盾加深、兵荒战乱频繁等社会原因导致更多的百姓流离失所，因而产生大规模流民。有宋一朝在其立国初期便继续沿用唐朝末期推行的各种允许并鼓励土地私有的政策，即所谓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宋朝政府对于私人合法拥有所有权的土地流转兼并不加以有效地限制，对于土地兼并问题只要不违反宋朝法律的规定就不会加以限制甚至不予以过问。
因此，宋朝政府除了其拥有部分官田之外，对于民间私人田地放任其不断流转，鼓励支持私人拥有土地、维护土地私有制，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在土地流转不断加剧的时候也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预，导致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量的私人田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使得大量的贫民失去土地。
宋朝农民
这些失去田地的农民不占有土地生产资源之后，无法在当地继续生存发展，便逐步成为流民。宋朝时期虽然执行土地登记制度，但是后期逐步失去控制，官府不能完全掌握土地的流转兼并情况，宋仁宗时期登记于官府的土地面积仅为228万顷，较之宋神宗时期的524万顷大为减少。
宋朝在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封建剥削日益加重。官府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各种针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日益加重，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便促使农民远离户籍地四处逃命。
封建地主阶级于宋朝时期亦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从农民手中榨取更多的利益，甚至想方设法在收租的量器上动脑筋，以偏小的量器贷出，收租之时以偏大的量器收取地租，让百姓们不堪其苦而流离失所加入流民大军。
宋朝时的流民军队
宋朝时期的官府、寺院、工商业者、各级官吏普遍开展高利贷义务，许多无法归还利滚利之后高额高利贷的农民为了逃债而成为流民。从北宋到南宋，有宋一朝的户口数量不断攀升，宋太祖开宝九年一直到宋徽宗时期，宋朝的户口增长速度加快，宋朝徽宗年间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几乎等于汉唐时期的两倍人口数。而随着人口数量的节节攀升，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地可耕种，便直接引发了流民问题的产生。
宋朝时期的人口分布不均，将近全国80%的人口居住在东部地区，为了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分配，也许是部分民众进行流动便产生流民。虽然这部分百姓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到其他地方居住，但是百姓的命运并非自己掌控，加之经济条件受限和战乱等方面的影响，人民在迁徙的过程中产生很多的悲剧，给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宋朝流民
宋朝时期流民问题的政府行政管理应对
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为了尽量减少流民问题带来的影响，积极引导流民发挥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宋朝对于流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应对措施。
1积极进行政策疏导
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对流民问题决不能单纯依靠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因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积极进行政策疏导。宋朝刑律《宋刑统》中并无通过刑事法律惩戒流民的规定，宋朝统治者对于流民疏导政策
影视剧中的宋朝朝廷
等方面的规定主要是散见于各种朝廷或者地方官府发布的诏令、敕令、通告之中，虽然有着对流民进行法律惩戒的规定，但这样的规定毕竟少见，主要还是以政策引导疏导为主。
比如，虽然官府对流民采取一定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在特殊时期依然准许百姓流动迁徙，“宝元二年，诏两川饥民出剑门关者勿禁”。本来朝廷禁止百姓出剑门关，但是该时期饥民为了逃避饥荒而出剑门关，朝廷下诏不再禁止流民出剑门关，体现一定的疏导性、人文关怀性。
影视剧中的宋朝官员
2军事招揽和民政救济
军事招揽和民政救济是宋朝统治者解决流民问题的重要手段。宋王朝时期军事力量总体显得较为薄弱，对流民进行军事招揽，将流民招募到军队之中，不仅能够解决流民过多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同时还有利于增加军队数量，可谓宋统治者采取的一举两得政策。
《中国流民史》中便记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经有将流民招募到军队的做法，而此种做法一直被后代封建王朝承继下来。《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北宋时期招募流民入军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次温州地区遭遇饥荒而产生大量的流民，担任温州军事推官的方偕主张将流民招揽入军，一次性就将7000多名流民招入其军帐下。
影视剧中被招安的军队
宋政府为了尽量减少流民带来的负面社会政治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流民救济法规，通过民政救济措施应对流民问题，地方官要负责流民所经过之地的赈济工作并发给券历，遣返流民还乡。
3招安或者剿捕流盗
流民中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盗匪，对于成为盗匪的流民，宋统治者采取招安和剿捕并行的策略。南宋时期的流民为盗的问题较之北宋时期严重得多，北宋时期对于成为盗匪的流民主要采取招安政策。
影视剧中的张全义
比如，张全义在河南为官之时主要通过招安的方式吸引流民还乡，为此还专门规定：“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而南宋时期对成为盗匪的流民更多地采取了剿捕手段，面对南宋时期较为复杂的形势，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招安政策对于流匪问题的解决所能收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许多中原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流盗，且在战乱的影响之下由流
民组成的散兵游勇十分常见，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在对这些散兵游勇采取招安措施的同时能剿则剿，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缓解流民带来的问题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宋朝皇帝画像
除了上述行政应对之外，宋统治者还将流民问题和官员考核结合起来，将能否较好地解决流民问题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流民问题较为严重而官府采取的措施效果不明显，则可能罢黜官员直至采取其他更为严厉的惩戒手段。
结语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流民状况均会对社会安定和谐 产生相应的影响，在对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研究探讨的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对流民问题的探讨。宋朝时期的流民问题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宋朝时北方流民集团的存在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破坏，尤其是南宋时期，促使南宋政权在较长的时期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在军事上大大受挫。
但是，大规模流民的南下，让南方地区的人口得到了及时的补充，从而为开发南部地区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使南方地区的种植业结构得到了改善，小麦的种植面积逐步增加，解决了南部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南方地区的经营技术也得到了提升，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和繁荣起来，有效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中叶以来长期封建割据的局面。环境较为稳定，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随着采矿、冶炼工业的发展和迎击辽、金、西夏的战争的需要，使宋王朝在武器的改进上倍下功夫。军事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多，分工细。中央直辖的有京师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地方各州也设置有军器作坊。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火器的国家，北宋时已发明了火箭、火炮，并运用于作战。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火蒺藜。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知宁化军刘水锡向朝廷献所制火炮。后来，赵恒令“沿边造之以充用”。到仁宗时，仅《武经总要》中就介绍了当时的火箭十余种，其成份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后来，火箭、火炮曾广泛地使用于战场，在许多重要战役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如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宋军抗击西夏兰州战役;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李宝袭击山东胶州湾陈家岛金水军根据地的战役，都大量使用了火箭。在燃烧性火器中，北宋已经有了爆炸性火器的萌芽。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 126年)，金人围攻仆京。据说李纲在守城时，曾下令发霹雳炮。南宋对金战争中，曾多次使用霹雳炮。如公元1161年宋虞允文在采石矶之战中，用霹雳炮大败金兵。金人发明“震天雷”后，宋人仿制成”铁火炮”。
宋理宗宝佑五年(公元1257年)，仅荆淮就有铁火炮十数万只。其中荆州(今江陵)每月就能造铁火炮一二千只。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发明了一种火枪。它是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来烧人的一种管形火器，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发明了一种叫“突火枪”的管形火器，这是我国连发管形火器的鼻祖。它虽然很原始，但它已经具有射击性管形火器应具备的身管、火器和子弹三个基本要素，是我国火兵器发展的重大转折。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李宏发明了一种踏张弩，名叫神臂弓。“身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由于它射程远、侵彻力大、比较轻，所以它一直流传到明代。北宋时，床弩盛行，《武经总要》载有双弓的双弓床弩、大合蝉弩、小合蝉弩和三弓的手射弩、三弓弩、次三弓弩、等多种。《文献通考》还记载，“宋太祖尝令试床弩于近郊，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千步弩，试之，矢及三里。”在张弩和床弩的基础上，南宋时大力发展踏张弩。韩世忠发明了一种踏张弩叫克敌弓，能射百步，“其劲可穿重甲”。
另外，宋代还着力发展了隋唐时期的攻城武器抛石机。这时的抛石机，不仅用于攻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是抛掷石弹的工具，而且是抛掷嫩烧和爆炸性火器的主要工具。《武经总要》说:“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就是说进攻时，宜用轻炮;防守时则宜用重炮，见于《武经总要》的有行炮车、单梢炮等十八种。
这些炮分大、中、小三种，最大最重的是“五梢炮”和“七梢炮”。其中“七梢梢”可发射重达一百斤重的石块，射程五十步以外，最小的手梢用二人放。石弹重半斤，敌近时用之。中型的单梢、双梢、旋风、虎蹲等跑，用四十人到一百人拉绳子。可发射数斤到二十五斤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到八十步以外。从以上兵器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从宋代开始，结束了冷兵器独占的时代，进入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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