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古文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宪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1“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有积极作用,但也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并且形成了文化专制,钳制了其他思想的发展

2“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儒学披上神学外衣,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也起到了限制君权,要求统治者爱护百姓的作用

3“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思想,继续了儒家“仁”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

4“三纲”充满了封建意识,应该持批判态度“五常”,推崇仁、义、理、智、信,去除其中的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注入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总之,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具有其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有封建落后的一面,应当区别对待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家学派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代替其他思想，结束百家争鸣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主张被汉武帝接受后，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界的无上地位，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时代背静不同孔子时期群雄逐鹿,需要有助于兼并称霸的学说,而不是安于君君臣臣儒家学说而董仲舒时期,汉已经完成统一,需要可以稳定社会加强统治的学说,于是儒家学说开始占据主导

2 董仲舒和孔子的学说也不完全一样，董仲舒在孔子学说基础上有所发展,使封建统治理论系统化,使孔子学说宗教化,创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理论,使之更利于君主的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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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化

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

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

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

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政治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政治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

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

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

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伦理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时像上天公正地爱护世间万物一样公正地行使权力“天覆无外，地载兼受，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

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 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

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

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而且把仁政伦理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四时之副》）”。

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 。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

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

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

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这一主张对我国后世思想领域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经过儒家专家、爱好儒学者长期辩论，严肃考据，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在《董仲舒传》中，也只是称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目的是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

1、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政权的出现。董仲舒从儒家经典和传记中寻找统一的原因。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统一”。

2、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3、提出了“天意”和“天意”的概念，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天人相通，天有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自然和人类社会是至高无上的主人。天按自己的面造人，人要照天的旨意而行。

扩展资料：

1、董仲舒，广川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是教授“春秋公羊”的大夫。元光元年（134年前），汉武帝下令制定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莒县良庄对策》中将儒学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创造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2、这是汉武帝高度赞赏和系统赞赏的。“天人感应”、“废百士尊儒”等主张的提出，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对其产生了两千多年的影响。其研究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帝王神学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董仲舒

1、大一统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

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2、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3、以德治国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

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

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4、君权神授

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

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后者的别名。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

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董仲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君权神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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