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封王史：如何由“姑从人间歪例”直至“城头遍插大王旗”

1864年7月底，身陷囹圄的忠王李秀成在湘军大营内写就的自述中，曾痛心疾首地总结了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十大原因，而“ 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在“天国十误”中位列第八。

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天京陷落为止，在太平天国仅仅十四年的 历史 中，前后共诞生了2700多位王。

用同时期清朝的一组数据作为对比，就能直观地反映出太平天国这数以千计的王爵，是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满清得国268载，幅员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最鼎盛时统治逾四亿生民，但获封王爵者，包括亲王、郡王、异姓王，算上世袭罔替和降等袭爵者，也不过仅仅两百四十余人。

即使再加上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准噶尔除外）先后册封的（含汗王、亲王、郡王）32个王爵，以及418人承袭爵位，整个清朝的 历史 上，满蒙汉全部算上，一共也只有不到700人封王。

太平天国在统治时间、疆域面积和控制人口都远远不及清朝的情况下，其所封王爵却几乎是对手的四倍。

“滥封王爵”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严重扰乱了太平天国内部论功行赏的激励制度。

其次，封王者众多，但诸王之间又没有明确的隶属和上下级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太平天国内部原本统一的战略指挥体系。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王爵的册封，实际上都发生在天京城破前的两年时间内。

如果将时间节点停留在1862年之前，甚至再向前推移到天京事变时，我们就会发现，太平天国对于“封王”之事，一直是相当克制、谨慎甚至“吝啬”的。

1851年，太平军金田起义成功后，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在当年9月攻克了其 历史 上第一座州城——永安。

此时的太平天国，虽仍然处于清军的追击围剿之中，但据守州城勉强得以落脚，总算是暂时告别了此前颠沛流离的局面。

在永安休整的半年时间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得以确定，同时洪秀全在此将首义五大功臣册封为王。

因为“拜上帝教”信奉天父上帝为唯一真神，并宣称“ 普天之下皇帝独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

按照这一逻辑，太平天国不仅自己没有“皇帝”，而且对于中国封建 社会 的历代君王都加以否定。

所以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也没有称帝，只是1851年3月，在广西武宣县东乡，被众人拥戴为“天王”。

永安之前，整个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一人称王，而诸如杨秀清、冯云山这些核心骨干，都只是被冠以“军师”、“主将”等尊贵头衔来彰显身份。

出于洪秀全的初衷，本不愿为诸人封王，这既是出于维护“天王”名义上唯我独尊的地位，更因为洪秀全内心深处，对满清政府“封王拜相”那一套封建残余充满了深深的敌意和排斥。

但随着战争进程和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处于核心决策层的几位元老，在军队的权力和作用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在人间的代言人，其地位已隐隐凌驾于天王洪秀全之上。

而且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来自 社会 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自揭竿而起时，“封王裂土”就是其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向往，长时间对封王一事置之不理，不仅会打击众人的革命积极性，同时还会影响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

有鉴于此，洪秀全也只能“姑从人间歪例”，于1851年10月，以分辖中国四方之意，册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四人，同时又取羽翼天朝之意，晋石达开为翼王。

随后在《封五王诏》中明文规定“西王以下，诸王皆受东王节制”，至此，以洪秀全为首，杨秀清次之，五王辅政护主的太平天国权力运行格局得以成型。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避天父“爷火华”之名讳，太平天国内部并没有“王爷”一说，对获封王爵之人，只能是尊称其为“某王”。

自永安之后，洪秀全一直秉承着“非大功不得封王”的宗旨，严格控制封王的数量。

而“大功”又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连永安突围时立下头功的虎贲先锋罗大纲，甚至率先攻下南京的悍将林凤祥、李开芳，都无缘王爵。

也因此，直到1853年定都天京时，太平天国都一直维持着首义六王的局面（其中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均在定都前战死）。

1853年5月，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同时向西、北用兵，开始了太平天国 历史 上著名的西征和北伐。

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的率领之下，由安徽北上河南，继而经山西东趋直隶，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甚至一度打到华北腹地、京畿近郊的天津。

但由于北伐军遵循东王制定的“ 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 ”为行动宗旨，片面强调速战速决而忽视了后方战略据点的驻防，随着战线的拉长，导致后援补给困难的问题开始暴露。

又恰逢北方的寒冬提前降临，风雪泥淖之中，两广士兵身着单衣，三餐无继，同时还要在平原之上，硬撼对手最精锐的满蒙骑兵，形势已经相当危急。

而杨秀清得知北伐前线的情况之后，也是万分焦虑，急忙组织救援力量，同时鉴于北伐的重要性，必须选择一个重量级人物来担任援军主帅。

因为担心地位紧随其后的北、翼二王在救援北伐成功后声威更盛，进而威胁自己的地位，东王将目光投向了此时身为百官之首的天官正丞相秦日纲。

为提振士气也为激励秦日纲，杨秀清史无前例的在救援部队尚未出发之前，晋封其为燕王，秦日纲也因此成为定都天京后封王的第一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西征军这边，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主持，前期同样是一路奏凯，溯江而上再次攻克安庆。

1853年6月底，围攻江西省府南昌多日不下后，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国宗韦俊率领，继续西进湖北；一路则由胡以晃指挥，北上攻取庐州。

胡以晃部锐不可当，连克桐城、舒城，并于1854年1月攻克皖北重镇庐州，同时，太平天国前期最大的苦手、庐州守将江忠源也在此战中殉城。

庐州大捷的消息传回天京，洪、杨大喜过望，加封胡以晃为护国侯，旋改护天侯。甲寅四年（1854）四月，天王再次降旨，诏封胡以晃为豫王。

至此，直到天京事变爆发，秦日纲和胡以晃成为继“首义六王”之后，仅有的两位被封王爵的太平天国将领。

“燕”指燕京，意在希望秦日纲直趋满清老巢，“豫”乃河南，当然是希望胡以晃能挥师平定中原。

从王爵封号的赐予来看，“燕王、豫王”不仅是对秦、胡二位将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时也代表了太平天国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景。

1856年9月，太平天国 历史 上最致命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死于内乱互戕中。

天京事变后，“首义六王”中硕果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开始在天京主持大局，但随着其大权在握而声威日隆，洪秀全逐渐对这个外姓将领又产生了防范和猜忌。

1857年，洪秀全将两位既无战功又能力平庸的兄长，洪仁发（安王）、洪仁达（福王）赐封为王，并下旨安、福二王共同参与政事，以此挟制石达开。

当年6月，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天京，并很快在安庆召集了十几万旧部。

翼王出走，使洪秀全深感此前封王之举过于鲁莽草率，慌忙废去二位兄长王爵，同时为石达开奉上“义王”爵号，希望其回心转意，但石达开心灰意冷、去意已决，执意脱离中央，并从此自立门户，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西征之路。

至此，除洪秀全以外，金田起义时的核心决策层人员全部成为 历史 。

而太平天国经历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此时处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不利局面，洪秀全被迫恢复之前的五军主将制，并启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一批年轻将领。

事实证明，这些此前在太平军中缺乏表现机会的后辈，确实没有辜负洪秀全的信任和赏识，尤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先后联手于1858年9月二破清军江北大营，当年11月，又取得三河镇大捷，全歼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及其麾下六千湘军精锐。

经过战火洗礼，这批后起之秀逐渐成为太平天国冉冉升起的新星和栋梁之才。

1859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达天京，为内外交困的太平天国带来了先进治国理念和西方资本主思潮，值此用人之际，洪仁玕很快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和倚重。

同时，鉴于陈玉成的优异表现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军事成果，洪秀全推翻之前翼王出走时定下的“永不封王”的承诺，于1859年5月，晋封洪仁玕为干王，陈玉成为英王。

紧接着，同为五军主将的李秀成（忠王、）蒙得恩（赞王）、杨辅清（辅王）、李世贤（侍王）也先后于1859年被封王爵。

同时下诏，明确规定“内事不决问于干王，外事不决问于英王”。由此，太平天国经历浩劫后，重新形成了干王主政，英王主军，五军主将辅政护主的权力格局。

从这一时期开始，太平天国的封王规模开始逐渐扩大，除洪仁玕和五军主将外，包括此前被废黜的洪仁发、洪仁达被重新晋封为信王和勇王，即使连指挥湘潭之战，造成西征最大惨败的林绍章也被封章王。

同时，洪秀全又开始对其子嗣、洪氏族亲等封王，1859年后，王爵人数在快速增加，但总体而言，封王人员主要都集中在皇戚国戚和独当一面的军中骨干。

封王的标准有所松动，门槛在不断下降，但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封王，虽不能算特别严谨但也还远远谈不上泛滥。

真正“滥封”的先兆发生在1861年9月，安庆保卫战失败之后，负责救援的陈玉成兵团北撤庐州。

同年底，为开辟新的根据地，英王决定在据守庐州的同时，分兵远征西北。

临行之前，为了鼓舞士气和重振军心，陈玉成特意向天王请旨，晋封陈得才（扶王）、赖文光（遵王）、梁成富（启王）、蓝成春（祜王）等四位远征主将为王。

这是太平天国 历史 上，王爵的册封对象，第一次由方面军统帅，下沉至集团军将领。

陈玉成兵团的二级将领被封王，与之地位相当的李秀成兵团自然紧随其后，1862年初，忠殿第一悍将陈坤书获封护王，脱离石达开远征军后回归天朝，转隶忠王麾下的童容海，被封保王。

1862年，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封王 历史 上真正的转折之年，6月，随着英王兵败庐州并最终于寿州被俘遇害，太平天国最具实力的陈玉成兵团不复存在。

同时，参与救援安庆的杨辅清、刘官芳、吴如孝等将领，部队实力也受到极大损失。

相反在这一时期，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未经安庆战火，势力膨胀到了巅峰，不仅兵强马壮，还控制着江苏、浙江这两个最富庶的省份。

此前英王、忠王两大军事集团交相辉映的局面，逐渐演变成为了忠殿势力一家独大，掌控半壁江山的格局。

出于对外姓将领发自内心的猜忌和提防，洪秀全开始频繁地给李秀成、李世贤麾下众多将领封王，借此来分化、瓦解李秀成集团的势力。

但以“滥封”作为前提的制约手段，实际上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双输结果。

李氏兄弟麾下的众多将领获封王爵后，开始各怀异心、拥兵自重，不再受老上级的约束，但同时这些头顶王爵的新任诸侯们，对洪秀全的态度也是“听封不听调”，并随时做着投敌降清的准备。

如此一来，李秀全确实失去了对部下的掌控，但中央集权也并未因此得到加强，太平天国的总体实力被削弱，军队内部建制有序、上下有别的体系也进一步遭到破坏。

到1863年初，太平天国当时最具实力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三大军事集团，麾下被分封的将领已接近百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滥封”更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

封王人数不断增多，自然造成王爵含金量的持续下降，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既然已经封了这么多王，想要突然停手，必然会遭到更多将领的抵触。

因此洪秀全虽然明知封王不妥，但为避免厚此薄彼，仍然要毫无节制地继续加封。

甚至连滥封的受害者李秀成，虽然内心对滥封十分反感，但每逢部下立功，他也只能被迫上奏为其请旨封王，当然，天京方面通常都是一概应允。

而随着太平天国战事的持续恶化，洪秀全更加迫切地需要稳定各路将领的军心，使其团结在中央周围继续战斗。

但国库空虚，天王既乏金银财宝赏赐，又无地盘兵力赠予。唯一拿得出手、也不需要任何实际成本的，就只剩下大面积的王爵赏赐了。

就像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的那样，封王一事，逐渐发展成了“ 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 的局面。

再加上洪仁发、洪仁发这两个昏庸贪财的兄长，趁此国难之机，在天京城内大肆卖官鬻爵，又进一步加剧了滥封的恶果。

最终，整个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700多人，因为封王太多，常用字已无法满足王爵封号的要求，猪、狗、牛、龟等难登大雅之堂的字眼，纷纷拿来滥竽充数，甚至要靠查字典方能起名，就这样，都仍然还有大量的王爵无法命名，最终只能被统一冠以“列王”之名。

据后来为湘军所擒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回忆，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时，城内依然还有上千位王没有逃出，而此时，守卫天京的总兵力也才不过万人，实在是令人唏嘘。

因为清朝的人觉得李秀成没有骨气，不像陈玉成那样的有骨气。

这就要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说起，自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集团爆发嫌隙，东王杨秀清要求天王洪秀全封他万岁，受到迫胁的天王洪秀全很不满，让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对付杨秀清。结果，北王韦昌辉大开杀戒，血洗杨秀清一家老小，翼王石达开出走，引发太平军不满，要求处置北王韦昌辉，弄得洪秀全里外不是人，只好处置了韦昌辉，请来石达开掌控天京，但对石达开极为不信任，处处监控石达开，令石达开很不满，再次出走。

后来陈玉成被俘后，充分展示出一个太平天国战士的铮铮铁骨。他大义凛然，怒斥清朝官员，可人家却做小服低，舔着脸一心一意劝降。不但劝降，还开出了一箩筐的优惠政策。只要陈玉成赏脸投降，就可以在清朝当大官，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清朝的劝降然并卵，陈玉成最终昂首挺胸走上刑场，高呼着“太平天国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小人书中的李秀成被俘后双膝一软，磕头如捣蒜的祈求：“我降，我降，饶了小的一条小命吧！”然而，他乞降的姿态被清方官员集体烦，尽管李秀成为了求生使劲浑身解数，却依旧难逃被杀的命运。

其实摆在李秀成面前的只有殊途同归的一条路，要么坚定的不降，对方劝降不成，李秀成走上刑场；要么降了，清方官员拒绝，李秀成被送上刑场。

李秀成怎么都是死，朝廷不会用一个“墙头草”。

“无威福之过，罔荒*之失，天京之屠非其罪，武昌之胜有其功……惜推诚屈己，不获已于杨氏；重足侧目，能自安夫朝堂？皖江舟封，何故失挚友之欢？芜湖路断，岂忍易寇仇之帜！其避祸也可恕，其倒戈也能原？黄旗指处，干戈星散，叔侄仓惶，傍人门户，至尸埋异乡，父老为詈，岂不悲哉！然其为洪守，则罗泽南呕血而终；为清战，则陈玉成望垒兴叹，其行也可以相鄙，其能也胡可以相轻？噫，真善守者也？”

韦俊（1827年—1884年），广西桂平人，北王韦昌辉十二弟，太平天国名将，后受封为右军主将，两次出镇武昌，击毙湘军创始人罗泽南，差点活捉清朝中兴名臣胡林翼，战功赫赫。可惜，因“天京事变”之缘故，韦俊不容于太平天国，不但洪秀全猜忌、打击乃至想害其性命，同僚陈玉成、杨辅清又时常挑衅，甚至公然出兵打击，挑起内部火并。无奈之下，金田团营出身，革命意志异常坚定的韦俊只好叛变清军，向曾经的死对头胡林翼、杨载福投降。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他是唯一幸存的高级将领（右军主将），可惜晚年无法回金田，只能选择去芜湖渡过余生，客死他乡。至于为何他选择芜湖，是因为孤独无助的韦俊曾在此处得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之关照，让他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这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1851年1月，韦俊与哥哥韦昌辉率领本族2000人马参加金田起义，算是太平天国的大股东，地位相当显赫。参与太平军后，韦俊便率本部兵马拼杀疆场，屡破强敌，成为“韦家军”绝对的中坚。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统帅4万大军西征，韦俊、石祥祯、曾天养、林启荣为先锋大将，一路攻破池州、安庆，兵锋直抵南昌。10月，太平军从南昌撤围，韦俊自率一军拿下湖口、九江，作为大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而后，韦俊挥师西进，连克田家镇、半壁山、汉口、汉阳，并将武昌团团包围。1854年5月，韦俊派陈玉成率500童子军缒城攻击武昌，拿下这座长江中游战略重镇。可惜，因东线战事告急，杨秀清将韦俊从武昌调回，而黄再兴、石凤魁这两位草包胆小如鼠，湘军来攻时立刻放弃城池，自个逃之夭夭。

1855年1月，翼王石达开在湖口、九江击败湘军主力，韦俊则趁机从安徽反攻湖北，第三次攻克武昌，而后便亲自镇守。闻知武昌失守，湘军统帅曾国藩立刻让胡林翼、罗泽南率本部兵马驰援湖北，与韦俊决战，光复城池。当时，韦俊本部兵马一万余，攻击武昌之湘军、绿营军总计两万，双方可谓势均力敌。胡林翼乃是大清中兴名臣，罗泽南则是湘军创视人，有了这两位牛人指挥战斗，清军可谓是信心满满。可谁知道，胡林翼在汉阳战斗时，被韦俊大军逼近长江岸边，身边无一亲兵，若不是鲍超及时来援，胡林翼估计被活捉了。至于罗泽南，当得知曾国藩在樟树镇惨败后，为了赶时间回江西支援老朋友，直接率3000精锐猛攻武昌东门，且亲自坐镇指挥战斗，被韦俊一炮打死。

罗泽南阵亡后，湘军畏惧韦俊之勇猛，于是决定挖掘长壕，修筑堡垒，截断城内守军粮食补给线，困死韦俊大军。这时，翼王石达开再次挂帅西征，4万精锐屯驻在洪山，与守军遥相呼应，太平军士气大振，试图在此处全歼湘军。就在韦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天京事变”爆发，石达开率翼殿将士回京靖难，武昌再次告急。由于哥哥北王韦昌辉滥杀之缘故，韦俊此时处境相当艰难，因为洪秀全已不信任他，还拒绝派兵增援武昌。此时，官文、胡林翼、杨载福等便修书劝其投降，让他认清形势，为朝廷效力才是出路。但是，韦俊拒绝投降，而且还频频出城攻击湘军，官文为此上奏说：“此贼终无悔心，甘心死拒”。韦俊的这份坚守，其价值不言而喻。

韦俊虽然能打，但洪秀全不再理会武昌，他只好放弃城池，转战湖北、安徽，继续为天国效力。此时，洪秀全不但没抚慰韦俊，还下令处罚他，治他丢失武昌之罪，实在是搞笑。不过，李秀成极力反对，并向天王保证韦俊绝无反心，洪秀全只能作罢，韦俊暂时躲过一劫。也许是李秀成让其感受到了温暖，所以他才决定继续留下来，继续干革命。可惜，陈玉成、杨辅清等却看韦俊不顺眼，尤其是杨辅清（杨秀清弟弟）屡屡挑衅韦俊，甚至兵戎相见。对此，洪秀全则极力偏袒杨辅清，将挑起争端之罪名扣在韦俊头上。这就有意思了，洪秀全明知道韦俊与杨辅清有矛盾，还非要让两者防区相互靠近，不冲突才怪。但是，韦俊对此表示可以容忍，当杨辅清在宁国被敌军攻击时，韦俊不计前嫌，出兵为之解围。

也许是欺负韦俊上瘾了，杨辅清巩固宁国基地后，又来挑衅韦俊，在和州一带挑起冲突。按照韦俊当时的实力，本部兵马4万余（部分新招收），若是想收拾杨辅清，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避免再次内乱，韦俊决定渡江去投靠李秀成。此时，与杨辅清关系甚铁的陈玉成封锁长江，并派兵攻击韦俊大军，不让其渡江，挑起内斗。清军“江北大营”统帅胜保对此事有记载，“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相杀戮。”杨辅清屡屡无端挑衅，陈玉成则公然偏袒此种行为，韦俊被逼上了绝路。此时，除了投降清军，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想单干没石达开的实力，部下不一定愿意追随自己；想归隐山林，一介白丁，清廷随便派个人都能将其逮捕；若是自杀，两边都不会追认，何苦呢。

韦俊来降，胡林翼、杨载福很高兴，毕竟这是一员大将，但曾国藩就未必了，他怨恨韦俊杀了老朋友罗泽南，这道坎曾国藩过不了。没办法，为了消除疑虑，在安庆保卫战打响时，韦俊自率一军进攻枞阳，截断了安庆东路补给线，向陈玉成捅下冰冷的一刀，也算是报了和州之耻辱。没了枞阳，安庆战局更加危险，胡林翼对此评论到：“安庆之要在枞阳，不得枞阳，即顿兵城下一二年，贼可倘佯自如，暇则来战，不暇则 他处，我不能谁何也？”对此，不知陈玉成作何感想。

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得的，韦俊就深刻体会到。1865年，天下大局已定，韦俊决定金田老家省亲，给哥哥韦昌辉修建祠堂。同时，他表示要出钱为乡亲们修建桥梁，铺设道路，却被无情拒绝，还大骂他“反骨韦十二”。

因不容于乡里，韦俊在金田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去安徽芜湖安度晚年。1884年，韦俊病逝，享年57岁。对于韦俊之遭遇，各位又是如何看待呢？

项燕没有赢过王翦，赢得是李信。

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楚军故意示弱，且战且退，保留精锐部队从后突袭李信，大破秦军两营兵力，斩杀秦军七个都尉，是为秦灭六国期间少有的败仗之一。

公元前224年，王翦领兵伐楚，大军抵达楚国国境之后整整一年坚壁不出，六十万士兵都囤积起来休养生息，甚至每天比赛投石以作娱乐。

项燕的四十万楚军因为兵力相对较少而不敢强攻，一年后终于按捺不住，正当楚军在往东调动之际，王翦就率兵出击大破楚军，杀项燕于蕲。

扩展资料：

项燕是在秦统一的大势之下，上演了一出平凡人抗拒命运的悲剧。不过，历史的推移，毕竟不是戏剧，不可能有最终的落幕。

楚国数百年间遭受秦国的侵凌，在同样彪悍的楚民族心中，写下了血淋淋的誓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项燕本人，也得以成为楚国反抗暴秦的一面旗帜。

甚至，到了十多年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还要假借项燕的名义，兴复楚国。在项燕旗号下掀起的这场反秦战争，比当年秦统一的风暴来得更为猛烈。

项燕的儿子项梁，扶持楚国王室后裔，在江南竖起了复国大旗。而项燕的孙子项羽，勇猛无敌的西楚霸王，更是成为葬送秦王朝的最大功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项燕

没有。有些将领根本没机会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就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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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亲自指挥的蓑衣渡战役、长沙战役，太平军险些全军覆没，永安突围时因为部署不周导致后队2000多人被杀，也是严重的失策，虽然后来在三冲大捷中重创清军，可是战斗结束后全军只剩下一两千人，可见损失之惨重。西征战役在湘军出师后几个月里一败涂地，杨秀清也要负最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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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成也不是没有遭遇过大败，比如二郎河战役，有一位非常崇拜陈玉成的人曾经说过，英王“走运时，想怎样就怎样；倒运时，想一着错一着”， 正反映了陈玉成在不同时期的对比。

不要一提“安庆保卫战”就把责任推给李秀成，陈玉成作为“安庆保卫战”的总指挥，他本身的多次指挥失当，如分散兵力、轻易从武昌撤军、让四千最精锐的部队孤立在湘军包围圈中结果全部被歼、不打外围而正面决战等等，对此战失利负有最大责任。

另外，二破江北大营、浦口、三河大捷虽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功劳，但石达开牵制了曾国藩的几万湘军主力，太平军才能以十倍兵力全歼李续宾的几千湘军。当时左宗棠曾分析形势时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可见石达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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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昌辉不是你说的什么军事白痴，太平军在广西作战时韦昌辉立功很多。

陈玉成在供词中说，首义诸王中的将才“唯石达开冯云山”，李秀成对首义诸王的评价是““皆云中中，独服石王”，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说石达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骆秉章说石达开在“首恶中最狡悍善战”，石达开的军事能力受到敌我双方共同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事。

关于西征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谁，从当时太平军留下来的公文看，在湖口战役之前，西征军不设前敌指挥部，西征总指挥由杨秀清亲任，前线的行动处处要请示杨秀清，从湖南到湖北的战场上，大到战场进退，兵力部署，小到一座防御工事的修建，都要照杨秀清的指示办。杨秀清坐镇千里之外的天京，不能随时掌握前线的战况，却要对前线战事处处干涉，效果可想而知。西征军的一败涂地，他要负主要责任。后来杨秀清汲取了教训，任命石达开为西征总指挥，无论是湖口九江两次大捷打得曾国藩投水自杀的时期，还是经略江西四个月连下八府五十县，几乎俘虏曾国藩的时期，都再找不到任何杨秀清直接干预西征线战事的证据。，很多战略、战术决策是石达开根据前线形势的变化临时决定的，从时间上看根本来不及事先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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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统军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因素，太平天国前期许多官兵特别相信东王是上帝代言人所以对他敬畏有加，奉若神明，即使是他的失误也被解释成上帝给予的考验而令人不会或不敢质疑。但这一点主要是对两广籍的将兵有效，太平天国前期的高级将领也多为两广籍出身。不过，对于处在中低层的三江两湖出身为主的官兵来说，杨秀清的统御力就不一定比得上石达开了。

说到谋略么，窃以为石达开三度直接节制西征表现出的全局观念和审时度势的能力都高杨秀清一筹

西征第1阶段，杨秀清对困难估计不足，派西征军攻江西南昌，最初兵力不足，后来又派援军，但已经再而衰，三而竭，强攻3月不下。

西征第2阶段，石达开出镇安庆，第一次节制西征，当时西征军虽有力量夺取武汉三镇，但石达开考虑到皖北未定，不宜分散兵力，将重点放在开拓皖北根据地上，以佯攻武昌吸引清军注意力，然后突然回师庐州，江忠源兵败自杀，太平军最多时控制了安徽22个县。

西征第3阶段，石达开被调京主持天京防务，杨秀清亲自节制西征，他不顾皖北根据地刚刚建立起来，徐州未克，庐州受困的情况，从皖北战场抽调大量精兵强将挺进两湖，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来越分散，在遭到湘军反击之后，不集中优势兵力和湘军决战，反而逐次投入兵力，使得湘军可以各个击破。正是由于上述错误，加上忽视水师建设，导致湘军区区两万人竟然可以打得名将云集的西征军溃不成军，短短数月从湖南退到湖北，又从湖北退到江西，而且损兵折将。

西征军4阶段，石达开再次节制西征，他让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人做出反攻湖北的姿态，使湘军不能马上集中兵力进攻九江，争取到半个多月的时间，在九江、湖口重新集结兵力，修固堡垒。之后，让已经非常疲惫的秦日纲、陈玉成等人撤退到宿松一带，监视、牵制湖北清军，保护主战场的侧翼安全，同时进行休整，并在时机成熟后，再次做出回师鄂东战场、准备切断湘军退路的姿态；在九江、湖口日间守垒，夜间惊营，令湘军兵力从九江分兵到湖口，又从湖口分兵到彭泽，兵力日益淡薄，骄气和疲敝也日益增加；早在安庆时期，石达开就已派人模仿湘军船制造舰，训练水师，使湘军的水师王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惮，更命人夺取清军新造的战船，拦截内河，切断湘军的江西饷道，逼曾国藩力求速战……这一系列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逐渐扭转了战略形势，使局面从对太平军极端不利变成了非常有利，使没有湖口肢解湘军水师，胜利也指日可待。湖口大捷后，又对九江湘军水师发动致命一击，然后让已经休整充足的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人趁机全线反攻，开创了太平天国前期军事的新高潮。

西征第5阶段，武昌、九江受困，杨秀清命石达开援武昌，但石达开看到湘军在湖北重兵云集，而曾国藩在江西的老巢却非常空虚，于是转攻江西，四个月连下八府四十七县，队伍也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人，九江之围不战而解，武昌城下的罗泽南进退维谷，急于求成，竟直冲城门下，结果中弹殒命，武昌之围得缓。曾国藩孤军困坐南昌，“呼救无从，梦魂屡惊”，可惜杨秀清急调石达开回师解天京之围，才给了曾国藩死里逃生的机会。骆秉章曾将石达开此次经略江西的战略和1853年太平军攻南昌那一次做比较：

“彼时贼由江西北路而来，水陆并注省城，西路尚无梗阻，其旁掠郡邑，亦飙忽狎至，过而不留，有避贼之民，而无从乱之民，故楚军(注：即湘军)驰援，得以径抵省。会此次逆踪，由义宁而援西路，首逆石达开先陷瑞州，次陷临江、袁州，探闻吉安亦陷，西路州县，望风瓦解，士民畏贼，转而媚贼，献财输赀，甘心从逆，正士良民之势孤，奸徒痞党之焰炽。数郡千里之间，无一官一兵相为声应，楚师出境，非克复萍乡、万载，将附近各贼歼除则不能进剿袁州。克复袁州后，非再将附近各属贼匪尽除，则不能进剿各郡。未复之处，既须客军助剿，已复之处，又须客兵代守。楚师五千，虽皆百战之余，然越境以后，兵分力单，顾后瞻前，动多牵制，深恐师行濡滞，有误事机，此事势之不同也。逆首石达开悍而多诈，肆扰江西，不急犯省会，不直指南康，而先旁收郡县，遍置伪官，迫其士民，劫以助逆，因粮因兵，愈蔓愈广。其阴谋诡计，似思落其枝叶，以撼其本根，此贼情之不同也。”

关于“自石达开出走到最后大渡河全军覆没，基本没什么高明的战术智慧能力”，也转一段资料：

“1857底年石达开入江西，除没有水师、无法渡过湘江外，一路所向无当，1858年经略浙江，清廷无抵御之计，先是抽调江南大营的兵力复原，使天京之围得以缓解，后又不得不把丁忧在家、本来一直不愿让其再出山统兵的曾国藩搬出来救急。当李秀成部攻陷扬州后，和春、何桂清咨浙江巡抚胡兴仁，要求援浙对付石达开的周天培军回援江北，胡兴仁以周天培远在福建与石达开作战为由不予答应，让宁国郑魁士募勇赴援。和春等又连连奏咨，江北事急，速调援浙闽各军回援。当时福建战事正紧。石镇吉、石镇常率部占领连城县，王懿德令绕廷选往攻，饶廷选托病不出。被奏革职。王懿德正为福建战事发愁时，连得江北调兵命令，于是奏咨曾国藩分军策应江北。曾国藩正与进入江西泸溪、新城的石达开部作战，清廷令其赴洋口与石达开本军作战，令周天培回援扬州，而王懿德先奏留周天培剿延平、洋口之石达开军，缓赴江北，未经允许，王懿德又再次上奏说：“汀州、连城、宁化，逆势猖獗，周天培一军，正由顺昌、将乐乘胜进攻，可助迅速聚歼。若稍涉松劲，攻败垂成，以后补救为难。且周天培即令折还，江宁进途纡远，诚恐缓不济急”，并仍要求曾国藩酌拨劲旅，一并赴援，清帝不得不让步，最后决定，俟曾国藩入闽后，再饬周天培驰回江南，交和春调度。结果，曾国藩、周天培谁也没调回江北，都留把主力留在了赣闽。 正因为闽、赣战场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才导致江北兵力空虚，李续宾孤军深入，“浦口大捷”和“三河大捷”都是外线牵制与内线打击相结合取得的战略与战术的双重胜利，如果石达开牵制清兵的战略真的失败，就绝不会有李续宾以五、六千人孤军深入的局面出现，而如果石达开没有拉开外线，仅仅是在安徽本省和湘军正面鏖战的话，效果又会怎样，不妨参考后来的安庆保卫战——那时英王兵团的战斗力绝不在石达开远征军之下！

1859年石达开入湖南，1860年欲起兵入川，两度令清廷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更有“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之议，宝庆会战虽然成功，却一举粉碎了湘军三路围剿安庆的战略计划，是后来太平军求之而不能得的战果。1861年石达开自粤南起兵，数月之内穿越广西、湖南、经湖北至四川，清军未能当。经过一年转战，在没有后方、没有水师、孤军深入的极端不利条，一举突破清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要不是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早就在清军来不及设防的情况下渡过大渡河，直取成都乐！在战略条件敌强我弱，敌军有水师而自身无水师，敌军又着意经营长江防线的的情况下能渡江成功的战例，华夏军事史上能有几次？骆秉章虽然在奏报里吹嘘自己的战绩，他的主要幕僚唐炯却记载说“楚军(即湘军)畏之(指石达开)如虎。自(石达开)窜蜀来,无敢撄其锋者。而刘某(岳昭)尤庸劣,贼在南岸辄引军向北岸行,或偶到南岸,闻贼至急逐去”，涪州战役中，湘军和川军谁都不敢担任正面进攻太平军的任务，推来推去，最后决定用抓阄的方式分配作战任务，曾国藩甚至在天京陷落之后还问李秀成“石达开死否”，如果石达开远征军的战斗力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会留下这样的千古笑谈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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