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生的时间较早,几乎与凯恩斯主义同时。但其盛行、得势却是在发达国经济出现滞胀,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里根执政和英国撒切尔执政以后。这种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其主要观点同老自由主义基本相同。他们都主张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最主要主体是自私自利的私营企业主,其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和经济人不断追逐私利而进行,政府是保卫者和管理者,政府不应干预私人经营和社会经济运行。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反映出了一些时代的烙印,表现出一些同老自由主义的不同特色。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典之作”。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是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经济学派。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分歧很大,定义多种多样,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共识,它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政府是个没有效率的管理人。”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其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
3、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此时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New Liberalism,因为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解释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此时以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逐渐兴起,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而new liberalism则被称为自由主义以示区别。
新自由主义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前后,由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蔓延的一种社会思潮。
①经济自由主义以各种腔调和手法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竭力贬低有计划的社会调控。
②文化自由主义以各种腔调和手法鼓吹“人们生来具有创作的权利,既可以用灵魂和语言创作,也可以用肉体和姿势创作。”以人的本能冲动为自然基础,文化自由主义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某些人所渴望的社会后果。
③政治自由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是鼓吹法律多余论。在中国,法律多余论者鼓吹“只要法律能做到的,社会规范一样能做到。”这种混淆种属概念、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的“新观念”给力求阐明“法律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的学者带来是嘲弄,给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教学带来的是混乱;如果这种“新观念”被付诸实践,给那些依赖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人们带来的必将是灾难。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巿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是美国面临严重战略挑战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面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病垢,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60、70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的批评声音,一种强大的、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体现的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的大量丧失。所以这种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没有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一句话,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四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枳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 F•鲍威尔(LewfeF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是某一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的董事会成员,曾经为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在备忘录提出的2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但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 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New York Times ,2005)”。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要么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要么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内全面的攻击。他认为企业主管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且要捍卫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甚至提议企业至少要有一位执行副总裁级别的主管专职反击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政治。他认为单独的没有协同的企业努力是不够的。他提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企业界要联合起来,协同努力,长时间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来自于组织结构,来自于仔细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年复一年不间断的努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而获得的经济能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和全国性组织而获得的政治力量。”他认为,大学校园是这种反对自由企业制度思潮的“最活跃的单个来源”。许多大学教授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不复同情,这些人对现行体制倾向于批判而不是评论。“他们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们的争议吸引学生追随;他们是多产作家和讲授者;他们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在同事和学术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认为,这种对美国企业制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些人的影响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他们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而这些不相信美国企业体制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媒体、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业。言下之意,大学校园为美国企业体制培养了毁灭者。他认为,为了解决这种校园根源,必须强力介入校园,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达到在学术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谓“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强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业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使那些批评的因素得到制约。为此他提议,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现有体制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国声誉的学者;检查教科书以确保现行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制衡教师,清洗那些不利因素。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监督和批评公众、媒体、学术刊物、报刊书籍、小手册、付费广告的建议,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东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如何影响公众,使之相信美国企业体制。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人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是普世价值。这份备忘录出现于1971年。从1971年开始,到1982年里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间花了 11年时间。
①阶级性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做的调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服务的
②时代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它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相联系
③两重性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大了发达国家内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与矛盾
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
特征一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
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特征二倡导个人主义
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集体的利益的实现不应该以压制合理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社会目标不能
抑制个人目标。
特征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特征四支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特征五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
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特征六主张私有化
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比如水资源供给,此类商品资源可以被私人企业运营,但本身持有权仍然不属于私人企业,遵循市场化机制。
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英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另有同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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