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这句话的翻译

应该是 “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 而非孔

出自竹林七贤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他提出要冲破名教、礼法的束缚,"非汤武而薄周礼",建立一个"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理想社会

嵇康是一个刚烈峻急、锋芒毕露,每每“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直性子针对司马氏的假“名教”以施暴政,他公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对虚伪礼教的蔑视,甚至以“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之类的激烈言辞,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司马氏朝廷的昏暗统治

意思为：

去除成见，便能够不以名教为评价标准，而上升到以自然天理为判断准则。清心寡欲，便能不被情感所拘束而能更清晰的洞察事态的本质。

注：出自竹林七贤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1、嵇康简介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学问渊博，而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因拒绝与当时掌权的司马氏合作，对他们标榜的虚伪礼法加以讥讽和抨击，直接触犯了打着礼教板幌子的谋夺曹氏政权的司马昭及其党羽，结果遭诬被处死。他临刑的时候，有三千名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声望。他的散文长于辩论，思想新颖，析理绵密，笔锋犀利，往往带有愤世嫉俗的情绪。有《嵇康集》。

2、创作背景：

魏晋之际，活跃着一个著名的文人集团，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当时，政治上正面临着王朝更迭的风暴。“七贤”的政治倾向亲魏，后来，司马氏日兴，魏氏日衰，胜负之势分明，他们便分化了。首先是山涛，即山巨源，投靠司马氏作了官，随之他又出面拉嵇康。嵇康是“七贤”的精神领袖，出身寒门，与魏宗室通婚，故对司马氏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为了表明自己的这一态度，也为了抒发对山巨源的鄙夷和对黑暗时局的不满，他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绝交书》。

他提出要冲破名教、礼法的束缚,"非汤武而薄周礼",建立一个"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理想社会

嵇康是一个刚烈峻急、锋芒毕露,每每“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直性子针对司马氏的假“名教”以施暴政,他公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对虚伪礼教的蔑视,甚至以“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之类的激烈言辞,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司马氏朝廷的昏暗统治

应该是 “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 而非孔

出自竹林七贤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原文是：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这里是说他不能做官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说圣人的坏话，质疑圣人的言行，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人间不止”还没有“会显”，都是私底下悄悄说的（所以也不会留下什么书面证据），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传出去日子会不好过。所以那些说嵇康为保命应该去做官的说法太想当然了，嵇康是有他现实的考虑的，事实上后来给嵇康定罪的时候便是用的“危害时教”这种罪名。

越名教而任自然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大致是说去除成见，便能够不以名教为评价标准，而上升到以自然天理为判断准则。清心寡欲，便能不被情感所拘束而能更清晰的洞察事态的本质。

1、"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名分教化，也就是古代的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也可以把它看成儒教的权威思想。“自然”则是佛学和道家中常提及的事物都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即应顺应天时自然行事；

2、以道家观点来说，则名教属有为，自然属无为，两者是对立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纲常礼法与自然无为的关系；

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不亚于春秋战国的乱世，思想动荡不安变幻复杂。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统治武器。魏晋的名士们，就推崇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无为思想。如嵇康、阮籍,更是个中代表，这时候主张无为而治就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更代表着处事原则和政治立场。

看地过于仔细，等于神马都没看见，我简略地给楼主说个大概吧。

首先你要明白玄学是什么，这个你去百度百科，我不缀述。其次才是产生的原因。

背景：魏晋南北朝是个典型的乱世，从汉末分三国，曹氏专权建魏夺汉；司马氏立晋代魏，三分归一统；后贾后干政，贾谧专权，八王之乱，五湖乱华，南北分裂，朝代政权不断更迭…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感到人生短促，命运难卜，祸福无常…怎么办？不外四种：一提高生命质量，建安时期（曹氏时）的人大多慷慨悲歌建功立业；二增加生命长度，服药求仙；三增加密度及时行乐；四就是陶渊明那种顺应天命了。

玄学的鼎盛应该是在正始时期，这个时候曹芳当皇帝，但实际掌权者是司马氏，正是魏晋易代的时候，司马氏大事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名士为了自保，大多远离政治，口不臧否人物，皆谈显远（即玄学），阮籍就是个代表。

司马氏为了让自己的僭权显得名正言顺，便用明教的孝治天下，但它毕竟是僭越且统治残暴，便有了代表正始文学的竹林七贤“越明教崇自然，弃精典尚老庄，蔑礼法崇放达”。

这些都是动乱的时代造成的，当人们在身外得不到肯定的时候，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价值等是自然的事，而魏晋的玄心洞见妙赏旷达真率颖吾便是产物了，那么为什么兴起的是玄学而不是别的？

东汉时，大、小成佛教传入，后得到大力扶植，道教颇受重视（武帝求仙最好的证明），后道佛合流混杂老庄差不多就是玄学了。儒是讲究济世的，当时的社会不可能被人们接受，只有老庄的遁世才是保身之法，这就是为什么产生的是玄学。

你问的那个崇有贵无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不好解释怕误导你，越明教任自然我上边已经提到，当时统治者崇尚明教，说白了就是以效治天下给统治找个噱头，附庸的士大夫当然是要恪守礼法了，这被崇自然的阮籍嵇康等所不耻（可参看《大人先生传》），他们认为人因回归本真（自然是一种状态，即本来如此天然而然的），不受世俗礼义的枷锁，要无所待，无所使，完全独立，不依赖于任何什么，故傲啸竹林，恣意放达，时称“竹林七贤”。

回答可能有所遗漏，暂时就想到这些了

魏晋时期玄学代表人物嵇康提出的。嵇康阮籍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感到不满，强调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想望没有“仁义之端，礼律之文”的自然境界，认为名教是束缚人的枷锁，并非出于自然。 西晋后，郭象对名教和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认为二者不可分离。认为食物现存的状态，君臣上下，尊贵卑贱，仁义理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

《释私论》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 ，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这是从两方面讲“君子”。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二个层次是“审贵贱而通物情”。第一个层次，是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的，作为社会的一员，一个人在社会中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就是说一个人应该顺着他的自然本性生活下去，不管社会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要这样做，就要不理会社会上的批评和赞扬，这就叫“心无措乎是非”。第二个层次是就人和宇宙的关系说的，人和物的关系说的。在这个关系中，人应该“审贵贱而通物情”，能够物情顺通，就与大道无违。达到物情顺通的条件是“情不系于所欲”。

也就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本性，超脱自然。通情达理，所想不拘泥于欲望，便能看透富贵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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