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八年是公元多少年，嘉靖戊申年是哪一年

嘉靖是公元多少年

明朝嘉靖（公元1539年），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生母章皇太后去世。嘉靖皇帝带着众多随从和士兵，护送着章皇太后的梓宫（棺材）前去显陵（嘉靖兴献王的陵墓，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纯德山）与兴献王合葬。

当嘉靖皇帝的浩浩荡荡的车队到达赵州临洺镇（今河北邯郸永年县临洺镇）的时候，天色已晚，于是嘉靖皇帝命令在当地的行宫休息，等第二天天亮再走。结果当天晚上行宫竟然发生了两起不大不小的火灾，嘉靖气得将当地治罪，然后继续上路。

等嘉靖皇帝一行人来到河南卫辉府（今河南卫辉市）的时候，又住在了行宫之内，结果晚上四更天又遭遇了火灾。这次火灾直接在行宫的殿堂之内发生，火势非常猛烈，许多宫女和太监都被烧死，嘉靖帝此行携带的法器宝物美玉也都被大火烧毁。甚至连嘉靖帝本差点被大火烧死。

这次嘉靖皇帝是真的怒了，命令将随行护驾的兵部，以及河南巡抚、按察使、布政使等一众全部打入大牢，卫辉知府王聘由于是直接负责人，直接被枷号示众。嘉靖这一路上连续遭遇多次火灾，差点死于非命，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更为奇怪的是，同一年，也就是嘉靖六月，浙江山发生山崩，山塌陷了一角，数千条大大小小的蛇跑了出来。浙江衢州和严州两府发生洪涝灾害，平地水高两丈，的家园和田地都被洪水淹没，死伤无数。到了七月，扬州也发生洪水，数十处盐场被洪水冲毁。那一天长江的江水水位下陷了好几丈，以至于镇江的金山都了山脚，据说是江水被大风所吹导致的。

嘉靖己亥二月。上以章太后崩。改葬显陵。驾至赵州临洺镇。二处行宫火发。已逮治所司矣。比至衞辉府。夜四更火发于行殿内。人及内侍多死。法物宝玉俱毁。躬亦几不免。逮扈行兵部堂官及河南抚按、布按、守巡。俱下狱。知府王聘等。送都护军门御押驾前导示众。亦可谓异变矣。是年六月。浙江山崩一角。出蛇数千。衢严二府。大水高二丈余。漂溺无算。七月扬州大水漂没盐场数十处。是日扬子江水陷下数十丈。中流金山至露其脚如平陆。盖大风卷水而北也。——《万历野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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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入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学界对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尚无分析，对徐世昌离东内用亦无专门讨论，多是在展开徐氏人物研究时有所论及，且普遍基于政争视角，认为其事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徐、袁关系紧密，青年时结义交好，仕途互相提携。徐氏督东是袁系进入东北之始，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而认为徐氏离东内用是清廷清除袁氏在东三省之举措，似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事实链条。然如此论断，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徐氏离东内用固然与袁氏失势这一重大政局背景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探讨徐世昌离东内用，需要跳出政争视角，从“人事”本身深入历史场景，充分考量徐氏东三省施政情况以及载沣对东三省乃至整个势的判断和把控，从而找出其事之复杂诱因。同时，探讨东三省总督，亦须探讨另一当事人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唯有将徐氏离东与锡良调东统筹并观，方能全面客观认识此一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当天徐氏在日记中剀切写道：“时局艰难，唯有竭力经营，图报万一。”也对徐氏寄予厚望，期待“奕奕生色之事功”。从徐氏日记所见，他自五月二日抵奉接篆后朝乾夕惕，政务异常劳苦。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发展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不乏叫好声。《盛京时报》称，徐氏设置司道、模范、学堂、公园等举措，“全是为百姓野僿进于文明的办法”。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徐氏督东仅三个月，《申报》便刊发长文，详列徐氏内政、外交之失，斥其“辜负人望”。时论指责外，更有言官。据史料载，徐氏最早遭距其履任尚不满一月。六月初《申报》报道，“闻制军因东省外交、内政及改设官司等事颇难措手，且被京官一再”，欲“入觐面陈一切”。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八月间，又有某内阁学士等五人奏参徐世昌施政不善，“大略系指督抚不和、财政紊乱、外交不振、任用私人等款”，折上留中。

及言官仅通过短暂观验即对徐世昌施政漫加指斥，此对徐氏显属苛责。事实上，各种指斥言论更多展现出时人对东北局势的焦虑情绪，并非立意于全面真实反映徐氏施政，然此种氛围无疑会对人事决策产生影响。据《申报》：“鄂省接张中堂随员由京来电云，东督徐世昌因人地不宜，屡被参劾，久有更调之意。”与此呼应，八月间清廷电命徐世昌晋京，有推测徐氏此行“留京入阁亦未可定”。徐世昌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赴京，二十三日抵京，九月十九日返回东三省，在京期间蒙慈禧召见六次。尽管徐氏施政颇受时论指斥，但慈禧则给予他充分信任和鼓励，不仅接连赏赐点心、御笔虎字等物，在召对时更宽勉有加。徐氏对八月二十六日召见情形这样记道：“黎明起，诣宫门，蒙召见，责成三省各政。仰蒙明在上洞鉴一切并为作主，令放手做去。”如前引《申报》所言，清廷或生更调东三省总督的想法，但此仅为而已。由于东督新设，其人事更动不仅关乎国内外视听，更关乎东三省政局稳定，于情于势清廷断不会仅因参劾之言动调任职仅两三个月的徐世昌，同样亦不会允其请辞。但徐氏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清廷动议及此的事实，表明东三省总督早有源自。另外，徐世昌自抵京之日即广泛联络京中大佬，与全部军机大臣以及数位各部尚书、侍郎等有过接触。于此可见徐氏交际能力之强。徐氏日记未透露接触细情，但推测不外乎商议东三省施政及暗中请托等事项。

尽管徐世昌之行颇得慈禧，然言官指斥并未因此稍停，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间，某御史指出东三省作为外官制试点，应如何积习，然徐世昌“粉饰如故”，以致“奔竞者转瞬飞腾，安分者省垣坐困”，并揭露陈昭常即凭“钻营之技”获徐氏信任而出任署理珲春副都统。同一时期又有御史赵炳麟奏参徐氏失职：“徐世昌一事未办，动辄请款。尤可笑者，赵尔巽磋商多年未结之外交，徐到任一一允许。”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次奏参仅见报刊，不见于

档案。而与之相对，清廷则接连允准徐世昌所请，对其施政给予信任和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涉及徐世昌的报道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基本倾向，既有

徐氏施政举措的消息，亦不乏对其施政之偏的揭露。这一年中，尽管东三省施政之难有增无减，然徐氏并无请辞之举，日记亦无些许情绪表露，恰与此前其在奕劻劝慰下承诺“不再奏请开缺”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心毫无波澜。徐世昌以处事机警著称，屡遭指摘之下必会暗中使力。据笔者见，该年《申报》两次刊发徐世昌内用传闻：一是正月间报道“东三省外交失败，某军机力主调徐内用”。二是六月间报道“东督徐世昌有调入枢府消息”。两则消息皆寥寥数字，虽难以判定具体诱因所在，但考虑徐氏京中联络以及不安其位等情，徐氏个人营谋势所难免，当然清廷谋划亦不能排除在外。总体看，光绪三十四年是徐世昌情绪相对平稳的一年，然随着是年年底驱袁的发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二、丁未、戊申年间云贵总督锡良三次请辞

光绪朝最后两年，与徐世昌同样不安其位的还有云贵总督锡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十九日，上谕“百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并要求“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而几日前，锡良即以“素有肝气旧疾”为由奏请开缺。锡良督川期间水土不服，所言病体确为实情。但他适在调滇前夕奏请开缺，极可能已探闻调滇消息。接到奉调上谕后，锡良又以“滇省危迫”而己“材质庸陋”为由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军机处电寄锡良，斥其“电陈各节殊非仰副委任之意”。最终，锡良于四月十日接任滇督。锡良入滇前虽屡次请辞，然至滇后则希冀有一番作为，他曾致函长期为其属吏、时任邮传部左参议的蔡乃煌，表露心迹：“服官数十载，从不敢避险畏难。滇事既极艰危，正臣子致身之日，况叨此感遇，尤无退志可萌。”然理想难敌现实，因诸多因素使然，锡良在督滇两年半时间内三次请辞，亦因之和东三省总督发生关联。

锡良出任滇督仅两月后即奏请开缺。《申报》报道：“（锡良）日前电致略云：现在滇省举办一切新政，事繁责重，兼之交涉事宜均关紧要。良年老衰庸，恐难胜任，伏乞代奏开缺。”清廷未允，复以“时事多艰，自应力持危局”。锡良督滇不久即奏请开缺，似与当时传闻他将调任直督有关，此传闻势必加重其不安滇任的心理。光绪三十三年六七月间，锡良得赵尔丰密函：“张安帅（张人骏，号安圃，笔者注）得调粤信，甚不高兴，宾客一概不见，语人云：调粤是驱逐之意，拟发榜后告休。直督一席颇有摇动，拟议者多在宪台，固属之公，亦由声望著也。”此函有言“发榜后告休”，可见张人骏在调谕颁发前已探闻消息。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上谕张人骏调任粤督，该函当作于是日前。又言直督“颇有摇动”，可见对于袁世凯不久其位早有耳闻。然所言“拟议者多在宪台”则未实现。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同日袁世凯与大学士张之洞“均着补授军机大臣”。次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杨士骧署理”。

锡良第二次请辞，则与言官有直接关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间，给事中徐士佳奏参锡良施政不力：“锡良到任时，即力陈情形种种，诿诸丁振铎之不善。现锡良已到任数月，毫无振作，可见前次所陈均系推诿之计。”折上，军机大臣世续“以为不如寄谕锡良，责其振刷精神”，“故十八日由军机处廷寄锡督，内有‘再无成效，惟该督是问’等语”。锡良督滇仅数月即遭，显是当头一棒。事实上，锡良百南施政失于操之过急，并非徐氏所言“毫无振作”。是年八月，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曾密电锡良，劝其施政“稍示和缓”：“滇省远在边瘠，近逼强邻，理财、用人无不难于他省，是以人皆畏避……操之过急，束之过严，恐事功未就，怨谤先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正月，许氏再电锡良，密示滇政面临人事阻滞，并力劝其早为隐退：“我帅又以力任艰巨，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一切更较他人为难，与其终为人持，固不若早自引退。”“罗山”“项城”，分别指丁振铎、袁世凯。锡良曾奏劾丁振铎，固两人关系不睦；同时锡良在晚清以“清风亮节”著称，与袁氏亦非一路人物。由此推论，锡良施政过急以及他人幕后推动，或为招致奏参之因。基于上述情势，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致电军机处以病体为由请代奏开缺：“良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旧疾复发专折具奏，恳恩赏假一个月……假期已满，病仍未愈……仰恳天恩，俯准开缺回旗调理。”在致赵尔丰、许涵度电中，锡良更坦露心迹：“才力既万不如人，而又不恤自招怨谤，即使竭尽心力，终恐无裨，转成茧丝自缚。”最终，清廷着再赏假一月，所请开缺应毋庸议。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党在云南起事，攻占河口、南溪等处，“几成燎原之势”。对此，清廷着锡良“交部议处”。四月十四日，侍读学士荣光鉴于“孙党注意西南，始助桂匪，近更率党犯滇”，指出锡良虽“公忠谋国，任事实心”，然“军务阅历尚浅”，因提议“另简知兵大员督办桂滇军务”。此论虽不能视为对锡良的奏参，但指责之意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党起事在四月二十七日被后，锡良却未得应有奖赏，“吏部议覆廉钦河口奖案，均令删减”，如此结局令人不解。是年八月，已调陕藩的许涵度密电锡良：“公此次收复河口，迅奏肤功，固为薄海同钦，为权贵所抑，闻之殊为不平。”

许氏前电所言“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所谓“权贵”，似即指上述之人。被指责不懂军事以及军功被抑，致锡良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奏请开缺：“匪陷河口，仓猝治军，效命未遑，何敢言病？无如才力竭蹶，又素不知兵，幸秉宸谟，勉以戡定，而心血已亏。”同机处廷寄锡良，称此时“筹办善后，岂可遽萌退志”，着再赏假一月。然锡良去意已决，致电某军机言之切切：“俟善后事宜办有端绪，届时必须赐归田里。”据报道，七月间枢垣曾讨论锡良调动事，“拟即准其开缺，另简唐少帅暂署”。对此，某尚书认为：“外务部所办交涉系一国之事，云贵究系一隅之事，以唐之才而用于一隅实为可惜。”其事最终不果。

综上，由于施政为难、倾轧、言官以及病体、朋僚劝言等原因，锡良在滇督任内接连奏请开缺。清或允辞或酌调，已成必然之事，这就为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埋下了伏笔。

三、驱袁后徐世昌请辞与锡良调直传闻

载沣朝政后，出于打击和削弱北洋的目的，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足疾”为由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驱袁性质正如有论者所言：“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事发后，“一时政界颇形恐慌”，以为“党祸之见端”，“其稍被袁党之嫌疑者，皆惴惴焉”。某外论推测中国将有重大：两广总督张人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袁党之最有者，日内将有更动”；“梁敦彦之简外务部尚书，逆料必难久任”；“邮传部尚书陈璧，亦有更动消息”。外论对张人骏、梁敦彦的预测并不准确，而对陈璧的预测则颇为准确。

就袁世凯重要盟友徐世昌而言，他在驱袁后有所行动实属难免。宣统元年正月六日，徐世昌以病体为由恳请开缺：“臣向有痔疾，愈发愈剧，时时便血，行卧维艰，初以百端待举，仍力疾从公，日与参赞司道同署办事，未敢以病躯请假，致滋贻误。乃自去岁秋冬以来，复发怔忡之症，遇事健忘，夜不安寐，心志亏耗，病象愈深……伏思东省为祖宗根本发祥之地，近十余年来，当外交之冲，乘积弊之后，即使合力图维，犹虞不及。若使病躯请假，必至贻误要公，责任所关，五中焦灼。思维再四，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开缺调理，迅简大员接任。”清末因病开缺虽不乏见，借病请辞更不在少数。徐世昌督东后政务繁忙，致遭病恙或为实情，但并未达于开缺地步。即注意及此：“徐督初无大病，其一再求退之用意某枢臣早已洞悉，遂以徐在东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

徐世昌请辞固受驱袁的影响，但驱袁并非唯一致因。事实上，徐氏请辞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三省施政艰巨棘手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报道，宣统元年正月间东三省施政几陷绝境：“近因东省举办新政，在在需款浩繁，而东省经济又备形困难。去岁所报销各款又统经部驳未准，以是新政上之措置实为棘手，乃于月（指宣统元年正月）之初旬集七司二道会议财政问题，而七司二道率皆仗马寒蝉，竟不能赞一词，钦帅因是痛哭流涕，无施，遂于日前奏请开缺。”此外，东三省也很严重。徐世昌督东后统揽东三省大权，直接导致督、抚不和，《申报》：“奉天巡抚唐少川中丞莅任后，诸事皆让权徐督，不赞一词，虽传见僚属亦均由徐督问话，中丞从不发言。”另有学者指出，载沣当政后收缩人事权限，也使得徐世昌心灰意冷。可以说，面对东三省施政方面的诸多困境，徐世昌请辞实为迟早之事，而驱袁则加速了其请辞的步伐。在请辞同时，徐世昌又加紧运动枢臣以求内调。费行简记：“袁世凯已被逐，（徐世昌）乃乞奕劻营内调。”陶菊隐也记：“徐与袁厚，人所共知，惧祸及己，大输货币以自固。”这类记述笔者仅见笔记体史料，或许此隐秘情事本无直接史料留存。但从情理推论，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四处使力势属必然。需指出的是，奕劻在徐世昌内用一事上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过高估量，此和奕劻曾极力反对载沣驱逐袁世凯但最终亦未能阻止之事属同理。

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请辞并营谋内调，展示出其并未被动等待措置而“以退为进”的策略考量，对此载沣无疑心知肚明。正月九日上谕即言：“东三省地方重要，该总督向来办事尚属认真，自应力任其难，所请开缺之处，着毋庸议。”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道：“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可见，此际载沣并无裁革徐世昌之意，否则大可借谴责徐氏施政以及徐本人请辞之机而罢免其职。尽管清廷谕称徐世昌“办事尚属认真”，然徐氏此际之疑惧并不稍减。当天日记中，徐氏在感念“天恩高厚，温谕慰留”的同时，也写下“无任惶悚”四字，实可谓此际心理实态之流露。《申报》也报道，“徐督以‘尚属’二字不尽满意之词，疑虑终不能释”，遂电商某枢臣“拟再续行奏请开缺”，并托其“力为代恳”。某枢臣允将东三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同时予以规劝：“时事多艰，我内外臣工，惟有协力赞襄，共图治理，幸勿遽萌退志。”

与徐世昌请辞同一时期，外论纷传袁系重要人物杨士骧将离任直督，其职由滇督锡良接任。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确凿史料证明其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宣统元年正月五日，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电询锡良：“闻公有移镇北洋之说，自有闻否？”次日锡良复电：“此间并无所闻，是何原因，公知之否？”八日端方来电言及传闻由来：“监国推重之故，闻因平日不附项城，是一最近原因。大约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此电寥寥数字，然价值非小，不仅揭示出载沣主政后在用人上对袁系人物的排斥，也从侧面印证驱袁“斗争”的基本属性以及前文述及的锡良“为项城所不豫”之事实。此时杨士骧病恙在身，清廷对其并未采取行动，锡良调任直督又成泡影。

徐世昌请辞被拒，锡良调直传闻破灭，似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邮传部尚书陈璧遭革，次日清即颁布以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李经羲补授云贵总督的谕旨。表面观之，此际朝令之变迁颇显突兀，然细绎之则又合乎情势，集中反映了摄政王载沣对光、宣之交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四、摄政王载沣对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载沣上台主政后，首先要考虑的即是维护秩序，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如溥仪所言：“我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而现实情势是，载沣主政后，除徐世昌、锡良等重要督抚不安于位外，更面临枢机老臣不断凋零的严峻形势。宣统元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大学士孙家鼐辞世，次年军机大臣戴鸿慈、鹿传霖又相继辞世。这种局面对载沣造成极大压力，有报道言：“自鹿相病故，军机大臣一席迄未简放。监国以现在国事艰难，大局危迫，非简有威望素著之大员诩赞枢垣，不足以济时艰。又整顿内政，必须责任内阁，今日之军机处即为将来责任内阁之基础，军机一席，更非具有干济之才不可。”宣统二年七月间，载沣召见锡良，也曾就人才困局叹息曰：“张、戴相继逝世，鹿芝轩又因久病，竟至不起”，“时事多艰，总须内外一心，方可共支危局。”《申报》对此亦慨言：“国步日艰，老成凋谢，为之唏嘘。”

虽然徐世昌东北施政颇遭时论指斥，然其行政能力并不能因之否定。徐氏在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间曾入直军机，并先后出任巡警部尚书、署兵部尚书、尚书等职，且“颇有政声”。载沣对徐氏之才及其东三省施政也持肯定态度，加之内廷“老成凋谢”的严峻形势，是以载沣内调徐世昌，考察锻炼其才以备日后任用。时论即观察到这一点：“其（徐世昌）独当一面，无人赞助，或易受人蒙蔽。若在京师，则较易，而徐亦得时时秉承，或者其才尚可造就。”恰逢邮传部尚书空缺，“徐又坚求去位，故遂调补斯缺”。事后看，实出于培植大学士、军机大臣人选之意。

与培植中枢人才交错呼应的是，载沣亦要

在全局高度，考虑如何稳定驱袁后中外关系稳定以及袁系的情绪。驱袁事发后，外论普遍对载沣极为不满，对中国政局走势深表疑虑，并施加外交压力。同时，袁世凯遭黜后，其嫡系部队大部分驻、保定一带，“徐暗中代袁照料一切”。基于上述情势，载沣意识到“大杀袁翼则徒滋事端”，最终审时度势，选择对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采取不同于其他袁系人物的内用举措。如此，载沣对待袁系人物事实上是革、用并行，并非以人物派系定取舍，在他看来可以有效的疑虑和猜忌，并能够起到北洋的积极作用。

徐世昌对内调邮传部尚书不乏悦色，据陆宗舆记述：“东海亦自喜曰：我今生入玉门关矣。”但表面愉悦并不能掩饰内心畏葸。据报道：“某枢臣接徐世昌电，旧恙复发，到邮部任后，拟即乞退。”另有报道，徐世昌在公署与各司道谈论要政时言及必辞邮尚：“近来疾病未痊，精神愈形耗弱，交卸后即履邮传部缺，亦不过任事三两月，悉心整顿，藉尽职务，仍当乞假养疴。”徐氏处指斥尤其是驱袁背景下，如此低调表态，当然并非真有此意，实则为明哲保身之举。值得提及的是，徐世昌尚未就任新职，又遭某御史“外交着着失败，巨款虚縻”之奏参，并提议由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查明实情，“以为碌碌者戒”。该折实为老调重弹，是否受人指示，给徐氏下马威亦未可知。或许正是因此，传闻清廷将要查办徐世昌：“顷京友（系涛贝勒禁卫军之总文案也）来访，据云：菊帅必要被查，大约总无好收场，断不能到任，此间亦被参，并及幕府十余人。”然此亦仅为传闻而已。四月六日，载沣召见徐世昌，“以东三省参案勉励多时”“并谕到部后务宜勤加奋勉”。对此，徐世昌“感谢不置”，“奏谓臣当竭力整理，以仰副朝廷之恩眷”。可以说，既让徐世昌感到清廷对他的倚重和培植，同时又使之心怀畏惧，所谓拉拢优渥与警诫督导并举，最终达到其人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正是载沣所预期的理想状态。

前文述及，基于滇政为难、人事阻滞以及病体等多重原因，锡良始终不安滇督之位，更动职务已成必然之势。在经历多次调直传闻后，最终被清廷视为东督合适人选，此正应了端方“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之预判。究其因，除锡良与袁世凯相当距离及其屡次请辞对清廷人事决策产生影响外，根本上缘于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的信任和赏识。宣统元年二月，载沣在召见新任滇督李经羲时，指示其施政“当效法锡良所办事宜”。同年闰二月二日，锡良京察得“力任艰巨，劳怨不辞”评语，此亦为其得载沣信任之一证。与此同时，也对锡良的才干颇为赞赏。《盛京时报》指出，锡良“起家州县，飏历者有年，其于民风吏治降污休戚之原，盖已洞若观火，知之明斯处之当，以至节麾所莅，政绩懋焉”，“诚封疆大吏中不可多得之耆硕”。《申报》指出：“东三省居日俄之要冲，交涉素称棘手，徐世昌又夙有之名，摄政王或因（锡良）滇越交涉近日尚称得手，故欲以彼易此耳，未有别有用心。”东亚同文会也指出：“他（锡良）本是旗人出身，清廉刚直，深通边务。由四川而云贵，遂至调任东三省，极得摄政王的信任。”此外，徐世昌施政好铺张，而锡良则素以廉洁俭朴著称，加之其旗人身份，并与铁良、那桐、荣庆等京中大佬过从紧密，无不增加其调任东督的砝码。

五、结语

作为光绪、宣统之交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包括徐世昌离东内用、锡良离滇调东两部分，步调大体一致，虽不乏偶然性因素，但更有内在统一性。从宣统年间政局大势以及东北、云贵省域局面综合观察，此次是载沣综合考量徐世昌、锡良行政能力和个体诉求，及维护势稳定和生活正常运转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合乎情理的正常，与其时势、中外关系状况以及主政者、当事人主观倾向等因素皆有密切关联，并非主要出于集权目的的权力斗争。

徐世昌离东内用，远因在于其东三省施政屡遭以及言官指斥，无论清廷抑或是徐世昌本人，皆早有更调意向。其时老臣凋零、人才捉襟见肘的严峻形势，及载沣对徐氏之才持肯定态度，适逢邮传部尚书陈璧去职，则是徐氏内用的重要客观因素，亦是其在驱袁后未像其他袁系人物那样受到责罚的原因所在。而驱袁发生后徐氏不安其位并加紧营谋内调，可见驱袁一事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器作用，加速了此一人事调动的进程。但需注意的是，即便没有驱袁发生，此一亦终会实现。就清廷而言，对徐世昌未予惩处反予内用，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首先，顺应了时论对徐氏东北施政的不满情绪，但又超出了驱袁后时论对徐氏仕途、命运走向的揣测。其次，在顾及徐氏个人更调诉求的同时隐以监视、培植之意，从而达到储备中枢人才的目的。最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驱袁之后弥漫于尤其是袁系官僚中的不安情绪，同时也缓和了驱袁之后

于列强的外部压力。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颇具人望，尤其是施政能力深得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俭朴的品行和作风、在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旗人身份以及“平日不附项城”的作风，则是重要促成因素。同时，调派锡良督东亦可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时论对徐世昌东三省施政的不满情绪。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实具政局发展演变之风向标的历史意蕴，其事来龙去脉展示出光、宣之交政局的若干特色：其一，从视角看，这一时期各种人事风闻甚嚣尘上，或

于消息，或

于内外揣摩推测。这当中，外论尤其反应迅速且不乏准确观察，反映出列强对中国内政窥测之深，亦为中国沦丧之一证。其二，从徐世昌、锡良角度看，两总督皆在任内不安其位，虽内中缘由复杂各异，然相同的则是省域新政之难。两人在清末皆号为派，尚且如此表现，虽不能由此贸然得出其人热情低下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实非正常状态，不仅意味着省域大员人事运转出现严重问题，也了光、宣之交省域新政愈加陷入复杂难解的困局之中。其三，从载沣角度看，一方面他对徐世昌、锡良请辞的主观诉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反映出其调和清廷和督抚大员关系的努力。很显然，清廷与督抚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并非单向的权力给予与受纳，两者之间互相支持、配合，远比剑拔弩张更能带来利益和实惠，载沣显然体悟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整体看载沣驱袁后对袁系人物以排挤为主，内用徐世昌仅为一个特例，其后又有数位袁系重要人物罢官去职。如果说内用徐世昌展示出载沣对政局的把控能力，那么，他过于依恃内用徐世昌之特例对于稳定内外局势的作用，则无疑又凸显出其幼稚性。

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载《史学月刊》2022

年第10期，

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

。

戊申年是哪一年

膳夫山鼎历日改写西周元年历史

文/毛天哲

导读摘要：此文直接了司马迁的”元年”说，将改写中国历史。通过膳夫山鼎历日的推求校真，得以证实，周厉王奔彘在三十七年；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关键词：元年，膳夫山鼎，铜铭历日，周厉王，奔彘年，前841年，共伯和，三正，金文断代，月相，岁首，年首

㝬簋，亦称厉王簋

周厉王及的纪年是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史家有关周厉王在位年数及行政的相关问题，历来颇多争议，至今未有定论。厉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为三十七年，而《卫世家》、今本《竹书纪年》均不足三十年。

所谓”元年”的””二字，司马迁认其为周公、召公相与行政之义，今之史家均已不认同其说。但目前史学界对元年是前841年的说法，还是普遍认同的。

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中说：”若采最谨严的态度，当宗《史记》，以西周之元年（注：庚申）为断，其年当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

稍微学过点历史的人，应该都记得前841这个特殊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整理。有人提出，”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个历史年代概念是怎么来的？根据何在？却似乎一直没有人探究过，令人费解。

其实不难理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明周宣王元年为甲戌年，以西历纪年上推，是可以推溯得出宣王元年为西纪前八百二十七年。而司马迁年表记有十四年，元年干支在庚申，则上推”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正确无疑的。

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十四年》，将“周召”界定为“贵族”

问题在于，在汉之前的典籍中，”元年”这个概念仅见于《史记》，可以说是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言说。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反映出并不单独纪年，这就对司马迁的十四年说，以及断代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由《竹书纪年》及出土铜铭（至今尚未发现带年号者）来看，年间周王室仍承续厉王纪年，并未废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史记》中言之凿凿的纪年，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至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现有的西周晚期器物存在纪年器。

之事，按《史记》的说法是，在周厉王专利山泽之后，国人，厉王出奔于彘，然后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历史叙事，相信为大多数人熟知。但是从目前的史学研究和考古证据来看，所谓行政并不是召公、周公的”二相行政”。

最早把这个问题搅浑的记录是西晋时期出土于河南汲县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称：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事（原注：号为。）

此说不光存于今本《竹书纪年》，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中。这就提供了另一个完全迥异的历史叙事，所谓””并不是”二相行政”而是指共伯和执政。《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官修史书，时代比司马迁更接近西周晚期，所以这一则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录就引起了史家的重视。

古本《竹书纪年》已经散佚，今辑校本《纪年》不以单独纪年，而是列入厉王的纪年内，这点是清楚的。其文之末虽然也记有”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条，而出自《太平御览》卷897所引”史记”，未必是古本《纪年》本文，王国维先生的校语也只说”《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司马迁

今本《纪年》则明确无疑地不以纪年，而以十四年为厉王二十六年，亦即厉王实际在位只有12年。李仲操先生认为厉王奔彘前年数为23年，是竹书参考了鲁国世系修正了鲁历公的年数，增加了2年，却把鲁献公的年数错减去了11年。故推至元年，发现周、鲁年数相差11年，而以下的历史纪年已成定论，无法更改，故竹书从厉王奔彘前23年中减去11年,使前的厉王年数变为十二年。（具体见李仲操《周厉王年数释疑》一文）

李仲操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哲非常认可。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势必参考了《史记》等文献。但要指出的是，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或是26年，这三年的差值 于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的错断。也即周昭王死于十六年，并不是死于十九年。故《竹书纪年》所推，自周穆王以下，龚、懿、夷诸王的在位元年就已经错位了三年。

由此为基点分析，今古本《纪年》所推所记厉王年数盖皆为二十六年。不过因受《史记》十四年说的影响，今本竹书将厉王奔彘前年数移位错订为十二年，将厉王元年误系为戊申年（西历前853年）。如果我们将厉王奔彘前二十六年数，加上司马迁误说的十四年数，则周厉王元年至于宣王即位（含共伯和干政），概有四十年。这就合了《周本纪》厉王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

《十二诸侯年表》元年下，记这年当卫厘侯之十四年。参考《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行政焉。二，周宣王立。”卫顷侯元年至卫厘侯十三年（厉王奔彘年）共计二十五年，这其中 周夷王年数和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按常理，顷侯得立后方能厚赂周夷王，那么厉王奔彘前在位年数下限为十三年，上限至少在二十四年。这和史马迁公的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就产生了龃龉。

竹书纪年

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这一年份应有来由，它当是汉初尚传的厉王在位年数。从《史记》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认为厉王奔彘后年份 于周厉王在位年数。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按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可考，故史公作表断自。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人皆从之。”

然厉王在位年数加奔彘后年数长达五十一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则厉宣父子在位总年数长达九十六年，这是超乎常理的。夏含夷先生质疑认为：”父子相袭，按照常理，父在位长，则子在位就短；子在位长，则父在位就短。”夏先生的这个推说虽然也会存在例外，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司马迁《史记》厉王奔彘时，国人围召公家索太子静。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但这事经不起推敲。如果厉王奔彘前已在位三十七年，则太子静应已成年。然依史记所言，厉王奔彘时宣王尚年幼，此一不也。

十四年的时间，从年幼到，男子相貌变化是很大的。召公立太子静，则国人能不疑乎？此二不也。

出土㝬簋表明，厉王是个愿意有所作为的，文献金文都记载了厉王曾亲自征伐鄂侯、南淮夷之叛，且北抗犬戎的袭扰，表明了周厉王并不是隔甘于平淡的庸主，共伯和干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能安心流彘乎？此三不也。

召公谏言周厉王

行政和周公摄政虽然有点类似，但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西周奉行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父在子不得继位。天无二王，厉王奔彘后，尚在世则宣王不得立（不管长幼）。但天又不可无主，于是畿内贵族就推举了共伯和摄政。以大臣代王行政是权宜之计，史官记录必然还是以厉王为纪年。

周公摄政是因成王年幼不能践祚，故周初确实存在过周公摄政纪年，传统文献和出土铜铭及《竹书纪年》隐约有类似的记载。司马迁或许是参考了周初的情形，才认定厉王奔彘后不在王位，故把厉王三十七年全当做了奔彘前年数。

但凡司马迁能反自检下其所著”卫世家”篇，当能自省其所断之误。所谓”元年”、”周召二相”、”年数长达十四年”说，皆出自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之言。传统文献、出土战国竹简、青铜铭文等材料都不支持这类说法，那么有理由相信，元年应该是司马迁为方便整理史料而自定的一个历点而已，他取的就是厉王奔彘后一年。

今学者多认为，周厉王在位年数必是包括了十四年在内的三十七年。如果司马迁”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确有所据，那么可以推论厉王元年到其去世必然还应再多加数年，这个数年才是共伯和行政年数。司马迁认为有十四年，所以他以宣王元年（甲戌）上推，得出了元年历点在庚申年（前841年）。

问题在于，司马迁何以认定有十四年之久？遍查先秦两汉文献，皆找不到出处。今古本《竹书》中倒有类似说辞，但哲以为，那是西晋学者参考了史记而作的整理，并不是出土文字的原貌。那么，司马迁所自定”元年”历点的正确与否是值得怀疑的。

14年与厉王的37年是该并存接续还是合并，这个问题我看司马迁当时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陈梦家先生说：”此说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诸侯年表》不始于厉王。”哲以为，厉王奔彘之年距太子静得立，相距时间可能没十四年之久。这个年数超过了孝王、夷王、幽王的在位年数，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

其次共伯和只是代行王事，没资格重建元年，所以共伯和即使执政，颁布的历法纪年应该依然是周厉王纪年，而不应该是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也就是说，共伯和执政的头一年就不可能是”唯王元年”，至于是周厉王几年，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学术难题。

清华楚简《系年》

2008年，清华大学入一批战国楚简，其中首次公布的被命名为《系年》的简书应为楚国官修史书，其中记载的”共伯和代行执政”与《竹年》完全一致。以此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 “周召二相”这点上，确实错了。既然”周召二相说”确定是错误的，那么司马迁所定的元年历点也存在错误的可能。

孤证不立，而另一条历史记录更为哲的这个判断增添了新的证据，也表明司马迁的十四年说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可能见过这类相似的材料，但遗憾的是，可能他错解了史料，也可能是误信了。 这一条，楚简《系年》是这样记载的：

至于厉王，厉王大疟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这就很清楚了，在战国时楚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所谓””就是指共伯和在位的时期。青铜器铭文与魏国、楚国的官修史书同样将””指向了”共伯和摄政”，虽然仍然无法完全否认掉史记的记录，但是也足够有说服力了。

值得指出的是，此条记录中，”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今人多认为是共伯和在位十四年的证据，可佐证史公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哲以为不然。从文意上理解，此”十又四年”并非指共伯和行政年数，而是指周厉王十四年生宣王，是史官对太子静生年的解释。

假如理解为共伯和当政十又四年，厉王始生宣王。宣王得立岂非在襁褓之中，那是绝无可能的，文献并不支持。今人有这样的误读，哲相信古会存在。这就能解释司马迁公为何不定元年为三年、五年、十年，而偏偏是十四年。

相信战国时楚地流传的这则史料到了司马迁年代，或口头，或文字，一定还有所传续。只是有可能错讹为年数有十四年之久，司马迁采信了这个说法，故才有了”元年”历点的错误推算。

国人 西周

那么所谓的”元年”历点，也就是说，周厉王奔彘之年以及真正的共伯和干政的始年具体在哪一年呢？出土青铜器膳夫山鼎铭文或许能告知我们答案。

膳夫山鼎，通高45、口径42、腹深21厘米，重281公斤。前在陕西永寿县好畤河出土，现陕西历史博物馆。立耳圜底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及弦纹一道。铸铭文121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图室。南宫乎入右譱（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史□令（命）山，王曰：”山，令女（命汝）官（司饮）献人于□，用乍（作宪）司贮，（毋敢）不善；易女（锡汝）玄衣、黹屯（纯）、赤巿（韨）、朱黄（衡）、（銮）旗。”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返纳瑾璋）。山（敢）对（扬）休令（命），用乍（作）朕皇考吊（叔）硕父（尊）鼎，用（祈）匃眉寿，□□（绰绾）永令（命）霝冬（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

膳夫山鼎 拓片

该鼎铭文首句载历日词语，其中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且为长篇记事铭文，纪年又是三十七年，是已知西周金文纪年更高的一例。该件高纪年器物年代的确定，对于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确切年代 问题一直有所争论，至今亦无定论，主要有夷、厉、宣三种说法。

陈梦家、日本学者白川静持夷王说，他们是将膳夫山鼎和毛公鼎相对比，认为其属于夷王时器。据哲考证，周夷王在位年数仅有九年，毛公鼎的命书年代确实在周夷王元年，但铸造或在厉王初年。故是说可以排除。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朱捷元、黑光二位先生详细分析了膳夫山鼎的造型、纪年、铭文内容及书体，并且以和其共出的琱生鬲为参照，认为该鼎铸造于周宣王三十七年。虽然其后的刘启益、王世民也信从此说，但对学界的影响不大。

有影响的主要是李学勤先生力主的厉王说。据李学勤先生研究，从如下五方面考虑，可将膳夫山鼎定在厉王期：1)膳夫山鼎形制、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2)山鼎铭文字体、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3)山鼎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4)山鼎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钟的形制、纹饰均似厉王未年的虢叔旅钟；5)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的□攸从鼎。

李学勤先生认为，厉王执政之年，文献记载有异。《周本纪》以为37年，而《卫世家》、《齐世家》《陈杞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在14年至24年之间，今本《竹书纪年》仅13年。据晋侯苏钟已知，厉王在位年必超过33年。现据膳夫山鼎37年，可证《周本纪》载厉王37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厉王三十七年即元年说（为当年称元），查张表，公元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

李说晋侯苏钟为厉王三十三年器，对此哲并不同意。据哲考证，晋侯苏编钟历日正合张培瑜《先秦史历表》中的宣王三十四年，而周历的王正月实际为上年的夏历十三月，真正的年岁是以春王正月起始的。也就是说，晋侯苏编钟铭文历日确实在宣王三十三年（丙午年）。膳夫山鼎历日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后文详解）。

虽如此，李学勤先生对膳夫山鼎的年证，哲还是非常认可的，认为是周厉王器无疑。哲和李先生稍有的分歧点，主要在于该鼎铭文历日的推定上。李先生是以初吉为月朔为推，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金文中的初吉概指二、三日，并不在朔日。何况其说”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可知铭文历日偏离实朔有二日之多，要说铭文合历谱恐怕过于空疏了。

哲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金文月相不但是定点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类节气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见，转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响，初吉在二日，则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则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称谓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国维所说四分。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关节，则用以考求铜铭历日无不中的。

月相词语各家观点

膳夫山鼎铭文首句已载历日：”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初吉在庚戌，则朔日在戊申或己酉，正月为大月，则初吉在戊申。查张培瑜《先秦史历表》，自周懿王元年（前900年）下查，有三个年份合。一为前897年1月2日，一为856年1月26日，一为前830年1月10日。之一个年份在周懿王四年，自可排除。第二个年份下距司马迁元年（前841）十五年，似有可能。但其距懿王元年（前900年）为四十九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懿孝夷三王年数被压缩到12年，故此年份也可排除。

那么铭文历日最有可能是在前830年1月12日。此年下距宣王元年为三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年数可视为三年。这样的话，共伯和干政仅为二、三年的光景。这个结论应该是合历史事实的。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2022 0920

依据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周夷王元年为前876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67年，此结论能为铜铭历日校雠确定。如此鼎：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可考求历日在前851年11月3日，此器为周厉王器，据此可推周厉王元年。

师询簋也是元年器，铭文历日为”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且铭中有”古亡承于先王”，表明此簋所记史实是西周中晚期王位更迭中，某王承位并非是父死子继，而是由大臣力主下得以继承。这样的现象仅发生在周夷王、宣上。搞清此簋的年代则能确定其王世 。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对师询簋的年代做过精湛的考证。他认为，西周时期”亡承于先王”的唯有夷王而非传统旧说的宣王。宣王前虽有行政之说，但宣王是在历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并不合该铭史实。故其比较研究后认为，师询簋必是夷王器无疑。

哲对其说深以为然。结合铭中历日以推，既望在庚寅，则得朔日在乙亥。以张培瑜《先秦史历朔日表》查对校真，并结合哲所拟定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则求得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正是师询簋所记史实发生之日。

孝王元年可据曶鼎历日：”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求得在前884年。如此，孝王在位年数为八年，周夷王在位年数为九年。《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此记载或为史实，则可推厉王12岁即位。

历始革典

周夷王时，王室衰落，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称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此次齐国事变表明，周的权威已大大削弱。

与此同时，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楚君熊渠叫嚣”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反判周。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放肆无礼。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旧典、实行新制的决心，大刀阔斧实行，史称”厉始革典”。

㝬簋为厉王十二祀年器，铭文可谓是厉王的内心独白。此年厉王23岁，作为一个锐意的孤家寡人，面对周夷王留下的烂摊子，难以冲边一群阳奉阴违的既得利益者构筑的藩篱，只能孤独地向祖先祈求力量和勇气。

结合前面所说，”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表明厉王25岁生宣王，至三十七年奔彘时，宣王大致为23岁；三年后被立，为26岁；在位四十六年，则年寿为73岁。周厉王三十七年流彘，三年后崩，自元年即位到崩年为40年，加上在位前11岁，年寿盖为51岁。

需要细说的是，膳夫山鼎铭文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周正月初吉庚戌），貌似在周厉王三（辛未年），其实不然。

周人年岁的划分亦是以立春日为起始的，铭文历日的干支年是在庚午。和晋侯苏编钟一样，周王正月实际是当年的夏历十一月。西周春秋时期，王公即位皆在春王正月（夏正月），始称元年。夏曰岁，周曰年，商曰祀，所指者同一也，皆从夏正月起算。可见，所谓周王正月，就是当年夏岁的十一月。

《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所谓三正，实际上是司天者对本年和下年的调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夏人是以立春日为一年（卒）始。商认为，确定了大寒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大寒日为殷正月之始。而周认为，确定了冬至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冬至日为周正月之始。

逸周书《周月解》说，”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所以周人取夏岁的十一月间的冬至日为岁首。《史记·历书》有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于终，事则不悖。”这个原则，哲相信在年历的规制中也存在，就是三正的真正含义。

通俗点说，就是金文中的周王正月，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为周王年之始。西周时期，年的概念和我们今人是一样的，是以立春日为年岁之始。我们现在也是以立春日为干支年的始分点，立春日前一日归于上一干支年。

史记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而膳夫山鼎的历日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一月（周之正月），可以推知，国人就发生在周厉王命膳夫山之后，更大的可能就是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二月间，也就是厉王三十七年周正二月内。

可以定论，《史记》所谓的元年在庚申，是司马迁误信了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年数有十四年”的，由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所得，并非是真实的共伯和干政始年。通过对膳夫山鼎历日的考证校真，证实了周厉王确实在位有三十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后，王位三年，由大臣共伯和代执政。周厉王四十年，王崩于彘，在共伯和下，”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宣王，共伯归共国。”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稿

参考文献：

[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中华书局,2004290

[2](日)白川静吴卫国译西周断代与年历谱[G]

[3]李学勤 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J]文物, 1999(06):54-56

[4]李学勤 膳夫山鼎舆周厉王在位年数[J]中华文史论丛, 2011

[5]李仲操 周厉王年数释疑[J] 文博(5期):36-38

[6]张富祥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J] 史学月刊, 2006, 000(001):20-28

[7]王宏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J] 史志学刊,2009(6)

[8]彭裕商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精)[M] 巴蜀书社, 2003

[9]梁玉绳 史记志疑[M] 中华书局,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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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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