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创作受周作人的哪些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了以林语堂、梁实秋、废名、钟敬文等一批作家为代表的“言志派”。“言志派”散文强调“无意不可入，无言不可言”，取材极为广泛，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到生活琐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散文创作以追求“兴味”为志趣，极力推崇明代作家“独抒灵性，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无论叙事、说理、抒情、议论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从审美角度来看，言志派具有阴柔美，以“平和冲淡”的诗意美感染人心，从这派作家的写作态度上看，摆脱正经状态，追求洒脱、随意，不作激烈斗争，也不过多的介入政治领域。 小品散文之王——周作人 小品文的概念最早还是周作人提出的，他在《美文》中说：“有许多内容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不妨写成散文。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过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给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他所说的“散文”、“这类文章”、“新的土地”事实上就是他要提倡的小品文。它主要是指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的散文，还包括“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梁”——散文诗。周作人为新文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那就是要开拓散文领域，要发展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 周作人的生平文章最大的审美追求就是平和冲淡，在这平和冲淡中体现他的审美追求，表现他的思想；这种平和冲淡往往表现出一种闲适的情趣，但又能在这闲适中使人感到它所写的的确是生活的真实，使人感受到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文章，尽管内容严肃、尖锐，而文章风格仍力求平和。周作人的其他文体入的杂感、文艺评论和文章随笔也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闲适，以似乎使人感到他没有用任何技巧，但其实并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他已将这种技巧在无意间运用，且不露痕迹而已。 周作人的这种平淡闲适主要表现在他的小品文的题材平凡日常，结构的平淡无奇，词章的朴实无华，文字节奏的舒徐闲适等。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比尔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自由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自由”。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自由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欢悦的，用着抒情的笔调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表达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样是写人生，周作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在彻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虚、悲凉之感。而林语堂就不同，他在《诗样的人生》中，用诗化的笔调写人的成长，虽然对世界人生也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不沉溺不悲观，而是热爱人生，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他都能够用和乐的心态将其审美化、诗化。

林语堂，一代国学大师，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次年，早年曾先后留学美、德等国，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

回国后曾先后在清华、北大、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执教，并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著有《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啼笑皆非》、《苏东坡传》、《风声鹤唳》等作品，其中《苏东坡传》是他最得意之作，开我国长篇人物传记类文学之先河。

《苏东坡传》以北宋时期大文豪苏轼的成长经历为脉络，按照时间顺序分为童年和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等四卷。，从苏东坡的出生到离世，全景式的展现了苏东坡先生波澜起伏、坎坷多舛的一生。从一举成名天下知到踏上仕途，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因诗引祸惨被流放。对东坡先生的人生轨迹作了详细的介绍，读之，犹如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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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眼中的苏东坡

假设苏东坡是一个超级大明星，那么林语堂一定是其头号狂热粉丝，还是NC粉的那种。在《苏东坡传》里，林玉堂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夸起苏东坡来，那叫一个滔滔不绝。

那么，在林玉堂眼中，苏东坡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林玉堂眼里，苏东坡是这样的：

虽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他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的造诣，在才俊辈出的宋代来说都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他情感丰富、极富幽默感和风度，是个具有真性情、顶可爱的人。

他评价苏东坡先生不遗余力：

苏东坡先生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画家、书法家，工程师、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而这些还不足以描绘出苏东坡先生的全貌。

《京华烟云》前面的献词为：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  林语堂写《京华烟云》时，正值二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各族儿女奋力抗战之际。

林语堂深深的热爱着伟大的祖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就应该义不容辞的将自己的安危和国家的安危紧紧地捆绑在一块，就应该责无旁贷的把自己投入到挽救国家的阵营中去。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他认为“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必须借助小说这种手段来表达”。

《京华烟云》通过描述京城三大家族的起落沉浮，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的深刻变化。该书无论是在背景、内容、人物刻画上，还是在文化习俗的选取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无不体现出这部小说的互文性特征。林语堂利用其深厚的写作功底将大量来源于中国社会的互文性文本进行转换和重新组织，将某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片断译成了英语，他的创作实际上伴随着一个隐形的互文翻译过程。

《京华烟云》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虽然《京华烟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在写作手法上，《京华烟云》却具有与《红楼梦》迥然不同的独特之处。

《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京华烟云》中主要人物亦多临摹于《红楼梦》。其中相似度最高的当属复制于黛玉的红玉，二者在人物形象、性格，以及爱情命运上都颇有相通之处。 当然，二者在人生价值取向和爱情观上亦有不同之处。透过两者的复制和重构可知，《京华烟云》对于《红楼梦》不仅仅是承继的关系，也存在着分离的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京华烟云

《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英文名字为《The Gay Genius》。无论是“放任的天才”也好，还是“同志天才”，这都已经不重要了，在整本书里看到是一种充满无法抵达的无力感的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自己都在讲：“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

《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书中讲述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而能以此兼具的，西方有达芬奇，东方唯苏东坡而已罢，这样的教育意义该是多大，关于成才，这是最好的范例吧。

其次：才学的追求、对待苦难、心态的达观、文化传播的使者，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当今所提倡的品德与素质？　所以，看这种书的目的是，合上书之后你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想象着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最终也不可能做到。但这个过程就已经很让人快乐了。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书写了文豪苏东坡仕途坎坷、历经磨难的一生。苏东坡多次被贬谪流放，大半生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多次遭遇不公，苦难深重，但他却没有抱怨和颓废。他总是那样豁达随遇而安，总能找到快乐的理由，这正是苏东坡快乐人生哲学的体现。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在林语堂笔下，千年前的苏东坡仿佛复活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位豁达乐观的智慧长者，身披蓑衣，脚蹬芒鞋，拄着竹杖，面带微笑，向我们缓缓走来。

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无疑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对于诗词、文赋、书法、绘画，苏东坡几乎无一不精，无一不能。散文方面的“唐宋八大家”，苏轼位居其列。宋词方面有“苏辛”之说，苏轼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书法上宋四家的“苏黄米蔡”苏轼排名第一，行揩《前赤壁赋》、行书《黄州寒食帖》享誉书史。苏轼的画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他明确提出“诗画一律”的概念，促进了诗书画的有机结合。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从人生经历上看，苏东坡的遭遇坎坷、磨难深重，亦十分罕见。“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33岁时苏东坡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中心，但很快由于政见不合，他便开始了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但一生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35岁时他正当盛年，被贬往杭州任通判，从此开始了恶梦般的贬谪流放生活，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如下：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英州、儋州。这个路线图总的趋势是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而离黎民百无耻政客的中伤、流言、攻击、陷害，他不屑反驳与回击，只是莞尔一笑，然后收拾收拾行李奔赴下一个流放地。在惠州的松风阁流连漫步时，他想到的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能放下的是个人恩怨以及功名利禄。而百姓万民之忧乐却总是挂在他的心间。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平反冤情、为民请命……每到一地，苏东坡总是造福一方。所以，林语堂称他是“百姓之友”。

苏东坡总能找到快乐人南美”。在密州，他体验的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在文化荒漠的南方，他看到的是“岭南万户皆春色”，以至于“鸡犬识东坡”，感慨“不辞长做岭南人”。即使是湿热的海南，他也为“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而欣慰。“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虽是赞歌女柔奴，其实更是诗人的自况。甚至在他的杂记里还留下食阳光可以止饿的办法。

他把任何一个流放地都当作文化传播的场所。“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西湖因东坡而灵动，而“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他把长江边的荒僻之地黄州打造成一座文化高地，“东坡赤壁”由此名扬天下。惠州的“玉塔微澜”、徐州的“放鹤亭”、扬州“三过平山堂”，莫不浸润着苏东坡的旷世情怀。

王国维赞叹“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未之有也。”林语堂分析道“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苏东坡兼容儒释道的精髓，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关注民生，这才是苏东坡快乐哲学的源泉。他对弟弟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真是一语悟透人生真谛。

我想，余秋雨写“苏东坡突围”，似乎并没有真正“神入”苏东坡的心灵。其实苏东坡有什么要突围的呢？“试看飞鸟乐，高循此心甘。”他原本就如一只回归山林的鸟，在自然的天空里快乐地飞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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