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选官制度

宋代的选官制度

　 宋代官吏的选任，沿用唐代的科举制度，但宋代由于经济

　 上的发展和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考试向庶族地主及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对于士大夫，正如陈傅良在《答林宗简》所说的“家不尚族谱，身不重乡贯”①，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就可录取。这是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重要措施。

　 宋代的科学，和唐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则作了多次的变化，有关考试的规定也日益严密。

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较多，据《宋史·选举志》载：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这些科目，除进士科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那时，各州县都没有学校，仅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在国子监学习的都是官僚子弟，人数不多，有些人只是挂名而已。所以考生的来源主要靠州县贡举，每年秋天，各州举行考试，将合格的学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内容基本上与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宋朝官制，以元丰改制为界限，改制前、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

六部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和大臣、外戚 、女后、宗室、宦官的擅权，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及防御辽、夏等侵扰，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建立起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宋代最高权力机构为政事堂 。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宋神宗赵顼将政事堂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宋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其长官称枢密使。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宋神宗撤销三司 ，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专管监察的机构是御史台，其长官称御史中丞。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为皇帝起草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神宗改革官制，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宋代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县二级制。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

赵匡胤任用文臣主持枢密院，统管军政 。还设三衙，掌禁兵和厢兵，但无权调遣。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互相牵制。北宋还有乡兵、蕃兵、土兵和弓手。宋代实行募兵制，经常采取灾年招兵的办法，将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但在兵源缺乏的情况下，也抓夫充军。罪犯也是宋军军士的重要来源。此外，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从军。北宋和南宋之交，禁军大部溃散，南宋重新编组正规军，称屯驻大军。宋军以步兵为主，弓弩是主要兵器 。骑兵往往作为步兵的附庸。宋代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特别到南宋中、后期，成批生产火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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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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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度科举

宋朝的管理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宋朝建立之初，即实行多项制度改革，为的是扭转晚唐五代以来臣强君弱的恶习，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力度。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禁军改由三衙分掌。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后，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个机构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辖制。“三帅”及其主要部下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

第二，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统率禁军，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三衙”平时负责对禁军的管理、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调遣军队的权力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却不直接掌管部队。“三衙”和枢密院互相牵制，都无法利用军队政变，就使军队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三，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宋初有禁军20多万，宋太祖把一半部署在京城，一半分散到地方，这就使其互相制约，不敢贸然兵变。同时禁军由精壮士兵充任，而老弱者归于地方厢军，这也起到一些互相牵制的作用。另外，北宋每遇灾荒之年，还招募大量饥民入伍，以为既扩大了禁军的兵员，又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力量。事实上，这更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百姓生产的负担。

第四，利用更戍法使兵将分离。所谓更戍，就是让禁军轮番到各地驻守，而将领也随之经常更换。这名义上是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增强军队战斗力，实际上是预防久驻一地生事，避免将领结为派系。这样，也就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隔膜状态，消除了对皇权的威胁。

第五，采用以文制武的策略。唐末五代兵变频繁，因此皇帝往往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以文制武，于是似乎成了削弱和限制将领权限的良策。宋太宗时已参用文臣，并开宦官监军之陋习，宋真宗以后文臣督率武将遂成惯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其统兵作战的能力不言自明。而宋代皇帝又大不放心，乃于远离前线的后方深宫制定作战阵图。这样，固然军机大计出于朝廷，使前方将帅不得造次，但前方将帅却受到限制而不能随机应变。宋代边防战争屡屡失利当与此有关，但皇帝们却始终未能迷途知返，改弦易辙。总之，宋代皇帝在集中兵权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严重的内耗。这固然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但从一开始也就产生了诸多弊端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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