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逆流区别

尊孔复古是复辟帝制的前声和思想准备。儒教强调君臣，古代也是有皇帝的时代。因此尊孔复古的自然推论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是两者毕竟一个是政治行动，一个是意识形态，这就是区别。

两者的关系如同西汉儒家和王莽篡位，思想启蒙和法国大革命，马列在中国传播和中共掌权。

无论是 古文运动还是 诗文革新运动，在文章复古的表象之下是政治诉求革新的本质。

中国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其实，古文运动不始于韩柳，不但不始于韩柳，说得早一些，也可以说不始于唐代。南朝之刘勰，北朝之苏绰，都可说已经开了这个风气。

刘勰尤其重要，因为他是批评家。批评家总有理论，这理论便是古文运动的根据。古文运动是为了反对南朝言之无物的散文而引起的，所以古文运动的理论根据，也就重在“道”。不过进一步假使追究到“道”是什么，那真是道其所道，各人的讲法就不很一致了。

同唐代古文运动一样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也具有复兴文学和儒学的双重目的 ,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明中叶士风与学风的反对、对宋明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的不满上。如果说其中某些人具有了“反理学”的倾向 ,那也只是在儒学范围内 ,在尊重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的前提下 ,作了一些批评和修正 ,呈现出向孔孟原始儒学回归的迹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给明中叶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活力。[明代复古主义运动]明弘治、嘉靖时期兴起的诗文拟古运动。明王朝建立后，在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倡导下，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曾长期统治文坛。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以及由此引起的尖锐阶级矛盾，不少诗文作者遂对这种“雍容典雅”、粉饰现实的文风深为不满。但因他们同样脱离现实，遂以“复古”相对抗。弘治、正德年间，先有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唐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称“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门号，希图从气势阔大的秦汉散文、音节激昂的盛唐诗歌中寻找寄托，得到鼓舞。嘉靖、隆庆年间，又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号称“后七子”，继之而起，相互标榜，把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此一运动持续百年之久，虽在打击台阁文风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因盲目复古，以格调、法式等方面的模拟代替对文学遗产的合理继承，依然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对创作曾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所谓“复古运动”

简介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此后，文化领域的复古主义抬头。 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不一致，没有获得通过。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然而，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纪念会。

史料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这就是说，旧的纲常伦理还不能改变，因为它是维系人心的好工具。这时，袁世凯的尊孔还比较掩饰，他没有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用道德说教来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 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有人甚至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与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也决定恢复祭天。1914年12月23日，这一天是冬至，也是袁世凯祭天的日子。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都是岗哨。清晨3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祭天大典从凌晨3时开始，一直进行到8时50分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有，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顺应民意”，尽快登基。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清朝皇帝虔诚地祭孔，却换来数千年中国末代王朝的命运，袁世凯机关算尽，孔夫子却也没有带给他好运，只发了83天的短命皇帝梦。

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史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他的所有思想都是建立在如何帮统治者更好地管理国家上，因为孔子本身出自贵族，这就有了阶级性，而且他的思想里有百姓要尊君，服从君主的思想，这个可以让想复辟帝制的人有了思想武器，成为复辟的理由。

辛亥革命前，他们都热烈地宣扬过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主张中国走西方近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重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传统文化的千年道统是不能丢弃的，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他们坚决反对西化主张，要求返回孔孟之道，在社会上提倡遵孔运动，倡导诵经复古，并在各地建立“孔教会”，推行他们的文化复古主义主张。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助桀为虐的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文化复古主义虽然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死守传统的教条，不肯对传统文化持扬弃的态度，不愿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这是一种食古不化的形而上学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批判。

你的大概意思我明白了。我想袁大脑袋是这么想的：

1、儒家思想就是一整套的治国理念，而这套理念的核心就是封建帝制，皇帝-士大夫-普通民众。他尊孔复古就表示他接受儒家这一套治国理念。也就是接受帝制。

2、当时中国的势力主要有三个：北洋系、革命党以及宪政派。北洋系包括北洋军以及李鸿章留下的北洋洋务势力；而革命党则是国民党以及大部分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军人；宪政派包括江浙、湖广、两广、四川等地的士绅也就是士大夫。宪政派害怕革命，接受帝制但是又希望在地方上获得更多的权利，所以他们希望的是君主立宪制。而尊孔复古就是为了讨好宪政派，打击以西方共和为治国理念的革命党，为称帝做准备。

3、尊孔复古也是为了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抵御西方及日本的入侵。实际上袁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和蒋、毛差不多，他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利以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可惜他失败了，当他的将军们发现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愿意再接受另外一个人成为他们头上的皇帝。

其实从清亡后，中国从来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唯一的进步就是以前是一辈子，而现在是十年。没有的权利，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对袁而言，帝制和共和对他有何区别呢，我想没什么区别，就是换个称谓，多了顶帽子而已。

用孔子自己的主张来说就是要中庸,我们学习儒家经典,是学习里面的精华,学习不能极端的一种思想如果是复古逆流的话,就是盲目的照搬,里面的一些思想是具有封建主义的落后性的,不能尽用,而且古之所以会古就是因为走到尽头,盲目复古是解决不了当代矛盾的,也适应不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复也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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