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一书。何谓“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学观。而傅斯年的史学观，按谢泳的概括，“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
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所谓“史学即是史料学”，这其实不是什么创见，中国的旧史学向来如此，西方也有兰克及其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可是现在为什么谢泳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回到傅斯年”的命题？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原来，曾几何时，史学是不是史料学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学者态度、立场、阶级属性，关乎“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有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学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一篇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揭幕。陈在讲话中说：“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资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以此为基调，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系学生分别发起了对陈寅恪、岑仲勉、童书业、徐仲舒等著名学者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历史学界的“三大老板”——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内容从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诗中可见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诗不太雅正。与此相比，还是学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观派****范文澜和胡绳的文章。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见中国社科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发表在陈伯达的报告传达之后，要点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氏在文章中指称，以胡适为代表的史学家大搞烦琐考证就是“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胡绳题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收入人民版《枣下论丛》）发表在1956年，语气较为平和，其中重点批判了傅斯年的历史观，他说：“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对史料学派的不满都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史料学派是只讲求占有资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当然应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
回顾这场“斗争”，现在可以说范文澜等人对史料学派的指责没有什么根据，因为史料学派中人并非一定排斥理论，如顾颉刚早在1940年为《史学季刊》作《发刊词》时就针对考据与史观之关系说过如下的意见：“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若不参与历史哲学，俾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功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试看顾氏此论与上引胡绳的话有何区别？顾颉刚另有一句名言，见于他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这句话在五十年代曾颇让顾的批判者愤怒，其实顾氏“味之素”云云何尝不是从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观的功用？
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之间不应该发展到无法并立的地步，不仅是顾颉刚等人分明有赞同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的话，而且就是范文澜、胡绳不也曾对史料学家的劳作表示过肯定？胡绳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说：“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尽管如此，“路线斗争”云云还是向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提示着过去那场争论的严重性，否则当年执教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也不会愤怒地拒绝为学生开课了。那么两派史学家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呢？首先是误读的存在，正如谢泳所分析：“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史料的理论”；其次我以为应该是对“理论”“史观”内涵理解的歧异，如前所引，唯物史观派固极重理论的引导，史料学派也并未排斥，但史料学派反对将“理论”庸俗化，坐实为唯物史观，像顾颉刚就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而所谓唯物史观派始终坚持历史研究应在以现实政治为最高导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同一“理论”，大异其趣，所以范文澜才会号召要对“坚持学术独立”“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胡适门徒”开战。最后，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有主张。“历史有什么用？”当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被稚子的这句质问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纸堆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用”的含义丰富，如果仅仅定义为实用意义上的“用途”，史料学派中人的态度是：历史学可以有“用”，但历史学家不应去求“用”，像顾颉刚就坚定地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作学问的目的”。而唯物史观派中人则认为，历史学必须有“用”，历史学家应该去主动求“用”。胡绳特别举了个例子来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写了篇《明成祖生母纪疑》而且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胡绳乃对此问道：“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现在看来，明成祖的生母是谁的确是个琐屑的问题，但是否就真无意义还大有可商处，试想一下，如果与此相关的小问题都弄明白了，人们对明宫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会不会更深一些呢？
通过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之争的回顾，走过一段弯路的我们终于明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熟悉、考订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谢泳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史学要回到傅斯年的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过去那段迷误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对比西方史学的发展，我们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兰克学派以后，有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年鉴学派，有斯宾格勒有汤因比有布罗代尔等大师，无不是对以实证史学为特色的兰克学派的扬弃。如果史学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传统，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罢，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著作，这岂非荒唐？另外，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俄罗斯知识分子有言：“我的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否也应具备这种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还有一点，强调“回到傅斯年”似乎还忽略了学者禀赋、气质之差异，其实，只要没有现实政治的干扰，何妨让几个没有兴趣钻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论？不着边际之处，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时也许还会有灵光一现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名著当下屡被人讥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论”中有片言只语启发你深沉思考，这不就够了吗？
曾经有一种偏向，似乎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违背历史主义原则倒无所谓，就是害怕说违背了阶级观点。似乎只要表面上强调阶级观点，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强调历史主义的话，就会被看成不那么革命，而是右倾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也来一个“宁‘左’勿右”，只提阶级观点，不提历史主义。这也是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的一种表现。
其实，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致的。
坚持阶级观点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坚持历史主义同样也是必要的。坚持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阶级观点。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对阶级观点有所忽视的话，应该说那不是历史主义原则本身有什么过错，而只能是研究者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正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是不会违背阶级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它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客观主义表面上标榜不带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它要求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它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历史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绝不是兼收并蓄。如果认为历史主义态度就是不加分析鉴别地把历史上的陈年老账统统摆出来，那是对历史主义的曲解。绝不能把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看成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
列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
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正确的，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出的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难道能说他们没有阶级观点吗？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应该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也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别的阶级
的立场上来看。尽管历史上的一些阶级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某一时期内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进步性，但是比起无产阶级来，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阶级偏见或者阶级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却不存在阶级局限性的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毫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于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夸大、掩盖或缩小，而是把历史现象弄得越清楚越能从中发现规律，因而对推动历史发展也就越有利。在无产阶级看来，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并不是简单的痛骂一顿，对于历史上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不仅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泪，就算完事了。这样作虽然无可非议，然而阶级观点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无产阶级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就应该肯定；反之，就应该否定。我们歌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不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简单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恰当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说，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如果离开了无产145阶级的立场，则既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没有真正的历史主义，或者只会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正是历史研究中产生种种错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
李鸿然艾力云
史论关系问题，是史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开展过多次讨论，其间有一定收获，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问题更被搞得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因此，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史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用它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领域面貌一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史学界便自然地开展了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论结合”的提法表述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史学工作者们当时能否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但都愿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有同志片面地强调理论的作用，把史料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资产阶级史学划上等号，谁强调史料，谁成了“白旗”，就要受到无情的批判。这场运动之后，“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现了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的怪现象。那么，历史课怎么教呢？历史科学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同志，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道，于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的主张。
“以论带史”的主张曾左右过当时的史学论坛，并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过不可小视的影响。怎样看待这一主张呢？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在反对那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这个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正确的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出发点；只有史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史学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论带史”颠倒了这种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将实践充当理论的图解；不是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而是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简单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它先有观点，后套材料，史料不过是某种观点的注脚，而这种观点又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不是唯物主义的治史主张，而是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
这种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去发空论。这
是连古人都懂得的常识。孔子就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并把史料看成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反对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结论的空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按照“以论带史”的方针治史，“无济于事”的“空话”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坛上出现了不少这种讲空话的文章。有些人以为摘引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写史学论著了，甚至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语录成了“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成了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呢？当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作了概括，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把史学论著变成语录汇编和语录注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它使“以论带史”逻辑地走向了“以论代史”。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学家否定了这种治史之道，但是当“左”倾思潮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治史之道总在困扰纠缠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只能固守在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点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封建社149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某些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采取的让步政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又该怎样进行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经典著作中没有写的，须以***的有关讲话作依据。若是有人提出一个经传未载的新观点，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据，也会被视为异端。要是谁发表了和***某一论点有出入的见解，更象是触犯了天条，便可能遭到讨伐。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使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内乱中，从所谓“史学革命”到什么“评法批儒”，为什么总有一些同志上当受骗，随声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但是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把本本视为神圣教条，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乃至领袖人物的一两句话看成金科玉律，所以当林彪、“四人帮”一伙高举本本整人或凭借领袖言论骗人的时候，这些同志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俘虏，接受他们的反动谬论，并以此为依据去宰割历史实际。我们决不能把革命队伍中的本本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混淆，也不能把“以论带史”与“影射史学”等同起来，但是应当承认，前者确实具有可供后者利用的地方，这就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影射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分析“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屏弃史学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义。
二、“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以论带史”的口号出现几年之后，史学界一些同志从实践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于是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锋相对，一个强调“论”，一个强调“史”。所谓“论从史出”，是说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结论或观点应当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于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研究历史不但需要有丰富的确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论从史出”这个口号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为一个全面的治史口号。
我们尊重历史学家在记录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那些带有科学意义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表现了作者所属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论”、“赞”、“评”里，而且也反映在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上。有时甚至简单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如“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也都包含着作者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我国古代史学中确曾有过“秉笔直书”，它是可供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之一。
所谓“秉笔直书”，是指某些优秀的史学家真实地记述了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记述并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大多数旧的史学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刘知几慨叹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事实上，大量的旧史料都带有阶级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对这样的史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强调“论从史出”，那怎么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呢？
有人曾说，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后加以科学的考订，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如果问题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如果问题超出这个范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历史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的，其中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订等等，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诚然，掌握足够的可靠的史料，才谈得上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这不等于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又恰恰在于后一方面。我们衡量历史研究的水平，不单看它拥有多少史料，主要还是看它根据这些史料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深度与广度。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史学家，曾对不少史料作了考订和排比，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对不少历史人物作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但是从全局来看，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对许多历史现象，他们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现出阶级偏见；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要么是茫然无知，要么就是作些主观武断的臆测。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深刻认识历史的本质，真正掌握历史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才达到科学的高度。这就启示我们，要发展历史科学，单讲“论从史出”
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史料；也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轻视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确凿的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两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两项基本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对立的。不从史料出发，搞本本主义，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义，也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这个指导和没有这个指导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许多优秀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都是史料、理论并重的。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过的史料，然而他们却得出了崭新的结论。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对这些史料作科学分析，因此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本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讲“论从史出”，他们就无法超过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论著更能说明问题。恩格斯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中，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料材，都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一书中借用的。戚美尔曼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著作，“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他是从史料出发论述问题的，论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整体来看，他的论述缺乏内在联系，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在有关问题上没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却深刻地阐明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战争的起源和结局，透彻地论述了参加这次153农民战争的党派的立场与理论，又一次发挥了由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部著作从同样的材料出发，结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却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同样应当从作者有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方面去寻找。“论从史出”本是可以作为唯物论口号的，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个口号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
三、还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批评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学风，批评了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
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段三十九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何等亲切！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这段话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针对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对史学研究无疑完全适用：”理论和实际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史论结合。据此，我们认为，治史方法还是概括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为好。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要求我们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史料，并且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对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不可抓取片断的事实去适应某个现成结论，而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同时对这些事实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还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被无数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是应当严格遵循的，违背了就会犯误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所做的个别结论，是根据特定的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我们不能死抱住这些结论不放，而应当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及时地改变那些必须改变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敢于从新的历史材料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后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为我们提供过伟大的示范。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在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理论观点，对这本书的论点进行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列宁说：“我
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
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各项事业的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需要用新的结论和新的原理来代替那些过时了的旧结论和旧原理。这原是经典作家们生前用以发展他们理论的方法，也应是我们发展他们理论的一155个必要途径。今天，史学领域中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做到“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史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既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也需要努力做好资料工作，更需要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建国以后，史学领域出现的空谈理论、不务
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和满足于史料罗列、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倾向都没
有得到彻底纠正，十年内乱中“影射史学”造成的严重创伤也没有最后痊愈。
这几年虽然理论探讨逐步活跃，钻研史料日益认真，但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以上就是关于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全部的内容，包括: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史料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