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时代曾毓群：未来产业的发展还有10年十倍的增长空间

易车讯 12月29日，宁德时代2022年度供应商大会在福建厦门召开。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携公司高管与来自全球的近400家供应商代表参加此次大会，共谋行业发展。

曾毓群表示，未来产业的发展还有10年十倍的增长空间。宁德时代将尽最大努力，利用自身在材料、工艺、技术、管理、市场、品牌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为供应商赋能。

他指出，新能源产业已经从萌芽期走入成熟期，产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是确定性机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都加入到新能源产业赛道，要与这些全球最强的企业竞争，供应链就要打赢三大战役。第一是创新之战，需要供应商伙伴们加大创新投入，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第二个战役是成本战役。市场需要不断提升电池的性价比，这需要我们和供应商伙伴们一起想办法，实现持续的降本增效。第三个战役是绿色低碳战役。宁德时代今年已经启动了CREDIT计划，帮助供应商统筹规划，减碳降排，一些供应商伙伴已经积极的参与进来，一起把零碳打造成我们新的竞争力。

在会上，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研发体系联席总裁赵丰刚、首席制造官倪军、供应链与运营体系联席总裁冯春艳、曾嵘等发表主题演讲，围绕行业未来发展、前沿技术趋势、锂电数字化转型、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全球化运维等主题进行了深度分享，就如何深化合作，应对变局，携手共促产业链韧性，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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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协助弘阳搭建公司人才架构的张良，在三年合约期满后选择了离开。

11月22日，弘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张良因欲分配更多时间于个人事务上，已提出辞任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职务，自2020年11月22日起生效。

同时，张良也辞去了弘阳集团执行总裁的职务。不过公告中指出，张良未来依然会以首席顾问的名义继续不定期参与弘阳管理工作。

总裁级别的高层离职，不管对于哪家企业而言都是一件大事。在弘阳看来，张良所代表的意义或许更甚。

在三年前那场“十大高管”集体空降弘阳的大事件中，张良与蒋达强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两个人，职位均为弘阳地产执行总裁。张良离职之后，弘阳地产的董事会中非执行董事也仅剩下蒋达强一人。

不过，其实蒋达强如今也并不“孤独”。事实上，在弘阳的高层架构中达到总裁级别的人并不少。除了“老将”何捷之外，先后在去年10月、今年2月入职的袁春和沈嘉颖，也分别被任命为弘阳地产联席总裁和弘阳商业集团总裁。

行政总裁、联席总裁、执行总裁，在弘阳的高层组成中可谓是一应俱全。这样的架构是否确实有必要，各个总裁之间的权力与职务如何划分和平衡；张良的离职对于弘阳而言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对于弘阳的管理模式，坊间好奇的问题还有不少。

三年过客

说起张良，熟悉弘阳发展历程的人或许都不会陌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良正是掀开了弘阳加速发展序幕的那个人。

2017年11月底，业内传出消息称，旭辉原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张良加盟了一家名为“弘阳”的企业。该消息一出，便迅速引起了众人关注。原因之一是，2017年的弘阳仍是一家名不见经传，合约销售刚破百亿的企业，而旭辉当时的规模已经跨过了千亿。

显然，曾焕沙十分明白人才资源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颇为成功的“挖角”。在张良之后，一场属于弘阳的“挖人大战”随即拉开序幕。

4个月之后，弘阳颇为高调地举行了一场新员工入职仪式。在这场仪式上，共有包括蒋达强、罗艳兵、陈彬、邹高武、鄂宇、何爱华、邹俊、徐佳彦、林晨在内的九名高层宣布入职。其中，蒋达强的职位最高，与此前的张良一样被任命为弘阳的执行总裁。

曾有人猜测，之后的九名高管入职或许和张良的到来有着莫大联系。

这一猜测来自于张良曾在旭辉任职的出身，而这九人中除了蒋达强之外，陈彬、邹高武二人曾分别在旭辉担任青岛事业部总经理和旭辉天津人事行政部经理。来到弘阳之后，该二人分别被任命为弘阳地产集团总裁助理兼地产运营部总经理、集团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

或许是为了向曾老板表明态度，又或许是为了进一步稳定军心，在这场新人入职大会上，张良曾发言说：“加入弘阳，没有张总的人、也没有李总的人，大家都是弘阳的子弟兵。”

这一番话最终在各人心中效果如何并不可知，但仅从发展历程上看，弘阳的发展节奏确实是在2017年这一年开始出现大幅提升。公告显示，弘阳在2017年至2019年的合约销售额分别为2569亿元、4734亿元、6515亿元。2018年7月，弘阳顺利在香港完成上市。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其实在弘阳眼中，张良帮助公司完成人才管理体系的搭建或许便是其最大功绩之一。

能够看到的是，弘阳将张良加入的第二年定义为公司的“机制创新年”，旨在通过机制先行，逐步构建完善的组织与人才架构。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老板的曾焕沙也在当时给予了张良足够的支持。公司推行新激励机制时，曾焕沙还曾出来承诺：“变革期间，公司愿意拿出更多的利润来与员工分享。”其表示，在如期实现2018年、2019年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弘阳一定会出现一批“千万年薪”的领导者。

内部的架构逐渐搭成，令人意外的是，2020年合同约满的张良却没有选择与弘阳“再续前缘”。不过，有消息指出，张良此次离职似乎和弘阳方面的关系不大，而是张良本人有计划要离开地产领域，转道医疗行业。

弘阳“总裁团”

加上张良，原本弘阳地产集团共有包括何捷、蒋达强、袁春在内的四位总裁。除了何捷之外，其余三人均为弘阳近几年邀请来的“明星职业经理人”。

其中，张良和蒋达强曾任旭辉副总裁，而袁春则历任龙湖副总裁、鸿坤总裁等职位。不得不说，在同规模的房企中，弘阳这一“总裁团”的规格并不多见。

也正因为此，外界对于弘阳几位总裁之间的职务划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前发展阶段是否有必要设置这么多个总裁职位”，“几个总裁的职能是否会出现重叠”等问题也在坊间被多次讨论。

按照时间线来看，何捷无疑是最早加入到弘阳的人。其从2012年便开始担任弘阳集团的副总裁一职。在当时，弘阳集团的总裁职位由曾焕沙兼任。2017年5月起，何捷开始兼任弘阳集团地产部门总裁，主管弘阳地产业务营运工作。

紧随何捷之后拿到“总裁腰牌”的便是张良，获任执行总裁时，张良的分管工作包括人事、行政、运营和IT。四个月后，蒋达强加入。根据任命来看，蒋达强主要负责弘阳集团的策略投资、整体经营以及客户服务等。

从泾渭分明的工作内容其实不难看出，弘阳对于张良和蒋达强二人的期望非常明确。相比之下，蒋达强才是那个参与集团全盘经营的舵手。据相关人士透露，弘阳对于蒋的投资能力、市场拓展能力颇为看重。当然，在此二人之上还有一个“总管”何捷。

类似的任命没有结束，去年10月31日，弘阳公告宣布委任袁春为集团的联席总裁，主要负责协助行政总裁有关集团营运及营销管理的工作。

联席总裁协助行政总裁，这似乎有些拗口。而也因为总裁级别的高管不少，弘阳也曾一度被戏称是在“量产总裁”。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一些房企中往往是一个总裁掌舵，再由多个副总裁具体分管各个条线，而弘阳之所以设置了如此多个总裁级职位，或许也是出于照顾知名职业经理人们的情绪，以及表现公司对于人才的大方态度。

从能力上看，弘阳对于袁春的看重源自后者营销方面的能力。在今年业绩会上，何捷也曾为袁春站台解释道：“从战略上来讲，我们需要不断去强化提质增效，袁春总来了以后，会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所谓“提质增效”，其背后是弘阳对于进一步加快周转速度的渴求。由于疫情的影响，弘阳年初时不得不将今年的规模目标下调至750亿元，距离几年前提出的2020年千亿目标依然有着不小的距离。

于张良而言，合约到期的他自然可以“事了拂衣去”，而对于增速放缓的弘阳来说，或许这个“总裁团”的成员未来还会迎来新成员也未可知。

年关将至，为华润效力了25年的掌舵人吴向东再度被传离职。

早在10月17日，外界就盛传，华润集团助理总经理、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向东将接受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委托，接手华夏幸福，一同赴职的还有公司CFO俞健。

当时，华润置地火速回应称：“公司管理层正常履职，公司董事会没有发生变动”。随后，在公司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吴向东参加活动的新闻。与此同时，时代周报记者就吴向东离职一事致电华润置地，相关负责人表示情况并不属实。

不过，12月4日晚间，华润置地的一则公告让事情变得明朗。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俞建因个人职业发展规划辞任华润置地执行董事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新的公司董事会中，执行董事有6人，分别为吴向东、唐勇(首席执行官)、李欣(总裁)、张大为(副主席)、谢骥以及沈彤东。

在华润置地发布俞建辞任报告的两后，华夏幸福随即公告称，聘任俞建为公司分管财务及融资等业务的联席总裁。俞建正式加入华夏幸福，暗合之前的传闻。而媒体获得的一份华润集团内部人事任免通知则直接显示，吴向东不再担任华润置地首席执行官职务，聘任唐勇为华润置地首席执行官，免去其华润置地董事局副主席、首席运营官职务。

25载光阴，华润置地的灵魂人物吴向东有过荣耀时刻，也曾跌落谷底。随着华润置地权力结构的调整，后吴向东时代或来临，华润置地将驶向何方，引人遐想。

代表作万象城

1993年加入华润集团，2005年正式进入华润置地，如今已经51岁的吴向东在华润集团任职达25年之久。

2000年，这位年轻的少帅便受命组建华润(深圳(楼盘))有限公司，而投资超过40亿港元的万象城购物中心成为深圳公司成立后最大的一笔单项目投资。

在当时，商业地产还属于新鲜事物，面对这个庞大而又陌生的项目，吴向东显得有些无所适从，随后便奔赴欧洲、美国进行考察。

2005年，万象城开业，火爆异常。据吴向东透露，罗湖万象城开业一周年的出租率已达到97%，华润大厦的出租率更是达到了100%。

此后万象城项目开启了在全国各个城市异地复制的步伐，而以万象城为核心的商业地产成为华润置地重要的商业资产。

截至今年6月底，华润置地在营购物中心有27个，布局全国20个城市，包括16个万象城，11个五彩城万象汇，投资物业资产总额达到1067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19%。

2013年，吴向东接替华润置地原董事会主席王印一职，至此，吴向东的职业生涯迎来高光时刻，并提出了2015年销售额要突破千亿规模的目标。

在第二年的3月21日，吴向东交出了成为董事会主席后的首份成绩单，2013年华润置地销售额达71389亿港元，净利润为14696亿港元，与前一年相比分别增长了609%和391%。

灵魂人物

然而就在执掌华润置地仅一年半后，2014年11月，吴向东疑因卷入宋林案以个人理由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此后便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频繁的人事变动，管理层的不稳定，对华润置地的经营环境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2014年，华润置地取得692亿元的销售额，未实现700亿元的销售目标，其中毛利率继续下降至306%。

2015年4月，吴向东低调回归华润，出任华润集团助理总经理，分管华润置地并担任执行董事。

2016年7月，副主席唐勇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同时设置联席总裁管理架构，联席总裁张大为、李欣协助唐勇开展工作，组成华润置地三人核心团队。而董事长主席一职长期处于空缺状态。

其后，华润置地便进行了区域架构调整，正式由九个大区调整为六个大区，其中北京(楼盘)大区将和山东大区合并、上海(楼盘)大区和江苏大区合并、深圳大区和福建大区合并，其余成都、沈阳、武汉(楼盘)大区则保持不变。

区域架构整合完成、高层权力重组使得公司业绩重回加速赛道，2016年，华润置地以10804亿元的销售额顺利跻身千亿军团。

长期避居于镁光灯下，吴向东似乎扮演着幕后军师的角色。外界对于吴向东在公司的地位也颇为好奇。董事会副主席唐勇回应表示，吴向东是华润置地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也是华润集团的助理总经理，分管地产业务，对华润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记者了解，吴向东在华润置地的管理层介绍中仍居首位。

事实上，从华润置地的组织架构调整中也能看出吴向东所处的主导地位。今年6月，华润置地将旗下商业地产事业部从开发业务中剥离出来，调整为一级组织机构，形成总部大区项目商业地产三级管控，并由副总裁喻霖康全面负责。而此举被视为商业地产分拆上市的第一步，而这一决策与吴向东的规划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今年4月，万科独董刘姝威的发文又将吴向东推向“宝万之争”的舆论漩涡之中，最终华润置地出面驳斥。

体系调整

伴随着俞建的辞任声明以及吴向东的离开传闻，华润置地新的权力体系也在进一步调整中。

在12月4日华润置地发布的公告中，唐勇被聘任为华润置地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免去其华润置地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首席运营官职务;李欣为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总裁，免去其华润置地有限公司联席总裁职务;张大为为华润置地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免去其华润置地有限公司联席总裁职务。

而现任华润置地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沈彤东将补位俞建，成为执行董事中的一员，

在此次调整之后，唐勇正式成为掌舵人，而联席总裁的组织架构也将退出华润置地的历史舞台。伴随着各个职位的落定，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房地产行业洗牌速度正在加快。这一轮房企规模竞赛中，关于华润置地掉队的议论不绝于耳。

在2017年中报投资者电话会议中，唐勇就不太理想的成绩单作出检讨。2018年结束在即，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11月，集团实现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9502亿元，同比增长564%，超额完成1830亿元的销售目标。而此时，碧桂园销售金额已破6000亿元，恒大、万科已破5000亿元，华润置地甚至不及融创和新城控股。

虽一直被外界质疑保守，但华润置地也有自己的业绩“底线”—规模力保行业前十。就目前成绩而言，华润置地正处在第十的危险边缘，要想不被赶超，管理层们还需更多努力。

在房企规模竞赛中，华润置地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渐渐落后于万科、恒大、碧桂园，公司把希望寄托在多元化业务上 ，华润置地在2016年年报提出，坚持“销售物业+投资物业+X”的商业模式。在这其中，作为投资物业的商业地产业务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据其近五年年报，商业地产的收入始终不及预期，占全年总营收比例始终不及10%。如何提升商业地产的营收贡献，同样成为新管理层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银行系出身的席荣贵离开了合生创展，这家房企再次进入行政总裁空窗阶段。

近日，合生创展(00754HK)对外公告，因“希望投入更多时间处理其个人事务”，席荣贵辞任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以及财务委员会及购股权委员会成员。

席荣贵出身银行系，于中国银行业拥有逾18年管理经验，曾是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2018年9月1日，他加入合生创展，转换个人职业赛道，也结束了合生创展行政总裁6年空窗期。

席去职后，合生创展行政总裁再面临空缺。但不同以往的是，行政总裁缺位并不代表核心管理层缺位，张帆成为了合生创展目前职位仅次于掌门人朱桔榕的职业经理人，进入权力中心。

合生创展公告显示，张帆接替席荣贵执董、财务委员会、购股权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有可能是张帆。”合生创展内部人士称，张帆是接任行政总裁最具想象力的内部人士。

“大概率吧。”从合生创展目前的核心管理层结构来看，一位接近合生创展的人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不过，这仅停留在推测层面，张帆是否能获任行政总裁，仍存变数。

同席荣贵一样，张帆也是空降兵，并在合生创展的3年任期内一路高升，从项目附属公司董事升至集团副总裁兼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发展委员会经理，又于今年1月获任联席总裁，负责合生创展整体投资及营运管理。

从这三年内的职位变化轨迹来看，张帆应该深受朱孟依和朱桔榕青睐。

但外界对张帆知之甚少，他以何种能力见长，能帮助合生创展实现哪方面成长，还有待揭晓。“可能是政府背景出身”，合生创展未公布张帆任职经历，上述接近合生创展的人猜测，张帆应该不似往届行政总裁均出身银行系。

从公开信息来看，他还在合生创展的兄弟公司珠江投资占有一席之地，在合生系大本营粤港澳区域颇有资源。去年10月，他以合生创展集团副总裁、珠江投资集团广东东部区域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参与了麻涌镇政府与合生创展及珠江投资的穗莞产城融合中心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此同时，他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发展委员会经理，在任期间推动不少包括旧改在内的大型项目。

在合生创展创立的这28年，今年算是发展史上一个特殊年份。

年初，合生创展完成新旧接班，创始人朱孟依隐退，辞去董事长职位，将指挥棒交给女儿朱桔榕。朱桔榕掌舵后，进行全方位变革，一改往年低调沉潜的风格。

多位业内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新主上位，公司治理风格将所有变化，“获取北京分钟寺项目，就有这方面的铺垫和作用。”

与此同时，张帆高升联席总裁，又接替了席荣贵相关职务，与朱桔榕组成了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核心管理层结构。

从销售规模诉求来看，合生创展显然有新的期待。作为曾经的华南五虎，合生创展已掉队多年。其慢周转模式，令其销售额常年徘徊在百亿级别。根据往年财报，2013年-2019年，合生创展合约销售额分别为11267亿元、5312亿元、9987亿元、8089亿元、9228亿元、14975亿元和21258亿元。

而今年前九个月，合生创展总合约销售金额约22016亿元，同比增加328%。

在土储方面，合生创展向来以获取旧改等慢周转项目为主，今年却罕见地斥资超过230亿元在廊坊、昆山、北京、杭州等地拿下7个项目，新增土地储备887万平方米。

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还成为北京土地市场的明星房企。合生创展以180亿重金拿下北京丰台分钟寺三宗宅地，并拿地后就大力招人、动工，推动项目开发。这也与之前的风格大相径庭，令市场侧目。

在业务方面，其多元化业务结构已经全面铺开。今年6月30日，合生创展正式将股权投资业务纳入为其主要业务之一。这一业务包括一级市场私人股权投资及二级市场股票投资，未来战略中重要投资标的瞄准高新 科技 、医疗 科技 类股权投资。

随后的7月，合生创展以旗下合生资本国际为标的，参与开曼公司Scientia Technologies Limited定增，以六亿美元（约合42亿元）认购6400万股，获得Scientia74%股权。根据其公告对Scientia Technologies Limited描述，这家公司应该是中国平安旗下赛安迪 科技 ，旗下主要业务是平安智慧城。

同样是7月，合生创展还拿下了惠州智慧大 健康 产业项目，这也是一个大项目，号称计划投资300亿元。

砸下真金白银进行大手笔股权投资和拿地后，合生创展资金压力明显加大。

一方面，囿于资金压力，在分钟寺项目层面，合生创展引入世茂和部分险资。

另一方面，在集团层面，整体债务攀升，负债比率大幅上升。根据财报，截至今年上半年，其资产总值及负债总额分别为247970亿港元及1700亿港元，分别较2019年底上升21%及32%。

资产总值增长主要系可供出售之发展中及已落成物业增加，而负债总额增长主要由于借贷增加。

截至上半年，合生创展银行及财务机构借贷总额为73348亿港元，较2019年年底增长42%；负债比率增长26个百分点，达到92%；其现金及银行存款达仅为17216亿港元。

负债大幅增长后，合生创展上半年资本化前之利息开支总额上升38%至2815亿港元。

今年，监管层提出审慎的房地产金融管理政策“三条红线”，具体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监管层将根据房企的“踩线”情况，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实施差异化债务规模管理。

面对新的金融监管政策，合生创展不得不把握好资产负债结构与规模之间的平衡发展。

京东有十名副总裁，分别是李国庆、马云、张勇、徐峥、王晨光、蒋正钊、何梦瑶、赵明宇、刘强东和黄宣德。李国庆是京东集团的联席总裁兼任集团总裁；马云是京东集团的联席副总裁；张勇担任京东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兼运营中心总管；徐峥担任京东金融有限公司的CEO;王晨光作为CEO代表出席各类会议并就会上发表意见; 蒋正钊作为CFO代表出席各类会议并就会上发表意见; 何梦瑶担任电子商务部副部长; 赵明宇是物流部门的副部长; 刘强东作为CTO代表出席各类会议并就会上发表意见； 郝勤实则作为CMO代表出席各类会���并就会上发表意见。

近日，“信托基金”一词因在反腐神剧《人民的名义》中提及而火热起来。在该剧的结尾篇浮出一段剧情：为了照顾她和妹妹的两个孩子的一生，高小琴曾经在香港设立了一个2亿港币的信托基金。

该剧情一播出，线上线下都在深扒当红热词“信托基金”。由于上市审批的需要，国内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都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来控股公司，如雅居乐、玖龙纸业、SOHO中国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龙湖地产曾因主席吴亚军在离婚中很好地运用了信托工具，避免了公司大股东家庭离异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被业内人士称作家族信托样本。

家族信托基金是财富传承工具

我国于200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对信托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定义：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对于信托和基金有认识误区。据了解，信托和基金是独立但有交集的两个概念。

信托是一种法律安排，在这种法律安排下，你（委托人）把财产所有权交给别人（受托人），他运营这个财产，并把运营 收益 交给你指定的人（受益人）。至于受托人如何运营，取决于信托所依据的法律，以及信托法律文件里的约定。

而基金是一种投资安排，也就是说一群人（可以是少数几个人，也可以是不特定公众）把钱以一定形式放在一起，按照一定方式去投资并享受收益。这里的“一定形式”有多种选择，可能是公司，可能是合伙企业，也有可能是信托。

由上述分析可见，信托和基金的交集就是，投资者（信托的委托人）把钱集中起来，通过信托法律安排交给信托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投资运营，投资收益根据比例分配回投资者本人（信托的受益人）。这种为了投资的信托安排通常称为“单位信托”。

在上述交集之外，信托（传统上，在国外而言）还可以起到投资之外的其他目的，比如家族财产传承、晚辈生活资金提供、某些情况下的避税等。而基金除了信托模式，国际上常见的还包括公司形式（即钱全部投到某投资公司里，投资者是某投资公司股东，根据所持股权的等级与份额享受投资回报）、合伙形式（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用的比较多）等。

据了解，国内的信托基金一般指的是信托投资基金，也叫投资信托，即集合不特定投资者的资金，并委托专家代为投资，使其减少投资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的一种信托形式，基金投资对象包括有价证券和实业。它实际上是一个 理财 产品，一个投资工具。

而在香港成立信托基金指的是家族信托基金，是一种遗产规划和财富传承的工具，并非一个理财产品和投资工具。

信托基金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未来，也可以进行财富传承。财富传承不仅是对财产的持续管理，还可以让家人持续受益，信托、保险、遗嘱都在财富传承的范畴内。遗嘱只是明确资产的归属，信托可以决定资产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给单个或几个受益人，尤其是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信托是财富传承中非常重要的法律工具。

信托可分为公益及私人两种，其主要分别在于受益人的不同。公益信托的受益人为不特定的大众，而私人信托则为私人的利益而设。大多数的家族信托都是私人信托。业内人士指出，《人民的名义》里的信托基金指的就是私人信托。

家族信托基金可紧锁企业股权

家族信托（也称家庭信托，family trust）是指委托人将家族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为了家族成员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的财富管理模式。

家族信托将资产的所有人与受益人分开，一旦购买，这笔钱将独立存在，不属于任何人的私人财产，无论是离婚还是分遗产，这笔钱都不会进行划分，只可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设置资产的受益人。

（家族信托构架图 ）

此种模式在外国富人中尤为普遍，比较有名的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基金、洛克菲勒家族基金、比尔盖茨家族基金、梅艳芳遗产基金、李嘉诚家族基金以及国内富豪如牛根生、吴亚军、张茵、潘石屹等的家族信托基金。

目前国内人士设立家族信托仍以海外离岸信托为主，设立地点多选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

据了解，目前采用信托基金代管持股在香港大型 上市公司 中非常普遍，香港的富豪或名人，如长江实业（李嘉诚家族）、恒基地产（李兆基）、新鸿基地产（郭氏家族）、恒隆集团（陈启宗）、英皇国际（杨受成）、大新银行集团（王守业）等均于多年前已成立并通过各自的家族信托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值得一提的是，设立家族信托可以保护家族企业控制权。例如，东亚银行（00023）曾因其大股东李氏将控股权分配给了众多的家族成员而被稀释，从而遭遇了其他财团的狙击。相比之下，雅居乐则利用家族信托成功解决股权分散的窘境。

1997年成立的雅居乐集团，原本由陈氏兄弟分别持股，陈卓林和陈卓贤为集团主席及副主席；陈卓雄、陈卓喜和陈卓南三人为执行董事和高级副总裁；陈卓林夫人陆倩芳为联席总裁。为完成2005年12月赴香港上市的目标，陈氏家族将集团业务进行了重组，于2005年7月在开曼群岛成立了雅居乐地产(03383)，并将分散的家族股权集中后注入一间名为Top Coast的投资公司，以其作为陈氏家族信托的受托人，陈氏五兄弟及陆倩芳为其受益人。

根据港交所披露易数据显示，目前，Top Coast仍拥有雅居乐地产6263%的股权。陈氏家族通过家族信托实现了股权集中。

龙湖地产是家族信托样本

早在2012年，龙湖地产主席吴亚军的离婚案就将家族信托概念推向舆论焦点。龙湖地产信托案例非常著名。之所以出名，不是股权架构复杂、信托协议写得好，而是因为两个该用信托的人，在该用信托的时候，用好了信托这个工具。

根据龙湖地产的首发招股说明书显示，早在2007年11月，吴亚军与前夫蔡奎在开曼群岛上注册了纯属空壳的龙湖地产，其股权由两家BVI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注册公司）CharmTalent以及PreciousFull持有。

到2008年1月，吴亚军与蔡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又注册了一个名为LongforInvestment的公司，该公司股权由龙湖地产100%控股。

2008年6月，LongforInvestment收购了夫妇俩打算用于上市的资产嘉逊发展的全部已发行股本。LongforInvestment收购了嘉逊发展后，又将股权分别以192亿港元和128亿港元的价格转让给CharmTalent和PreciousFull。

几乎与此同时，吴亚军与蔡奎将上述两家公司持有的股权再次进行了转让。吴亚军将CharmTalent所持有的所有嘉逊发展的股份以零代价的馈赠方式全部转让给吴氏家族信托的受托人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全资子公司Silver Sea Asset Limited(简称Silver Sea)，结算为吴氏家族信托；而蔡奎也将PreciousFull所持有的全部嘉逊发展股份转让给蔡氏家族信托的受托人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全资子公司Silverland Asset Limited(简称Silverland)，结算为蔡氏家族信托。

至此Silver Sea和Silverland成为龙湖地产的直接控股股东，吴亚军和蔡奎都不再直接控制龙湖地产的股权，而是通过吴氏家族信托和蔡氏家族信托来控制。

吴氏家族信托的受益对象为若干吴氏家族成员以及一个名为Fitall的信托，这个信托的受益对象为龙湖地产的员工及管理层，旨在进行股权激励。作为彼时吴亚军的丈夫，蔡奎也被视作拥有这一部分股份的权益。

蔡氏家族信托的受益对象为若干蔡氏家族成员以及Fitall。而这一部分股权的权益同时也由蔡奎的前妻吴亚军拥有。

据了解，信托为独立财产，在离婚时不视为夫妻共有，不需要分隔。也就是说，并不是离婚让蔡奎获得了超过200亿港元的财富，而是从信托成立日起，这部分已经是蔡奎的独立财产。

在这一架构下，无论吴蔡两人的身份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公司股权最终都需要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汇于一体产生效力，这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两大股东行动的一致性。

相比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家庭离异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吴亚军与蔡奎这场事关企业稳定与家族财富传承的财产分割范本当时被称为是成熟且具有前瞻性的。业内人士称，龙湖地产的大股东将信托的财产安全隔离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根据港交所披露易显示，目前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持有龙湖地产7055%的股权；Silver Sea持有4397%的股权；Silverland持有2646%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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