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缮性》原文鉴赏

《庄子·外篇·缮性》原文鉴赏

(解题) 本篇以首句“缮性于俗学”之首二字为题。缮性即为其内容。

主旨在于反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主张有知而不用，莫之为而常自然。

原 文

缮性于俗俗学 (一)，以求复其初; 滑欲于俗思 (二)，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 (三)，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 (四); 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 道无不理，义也; 义明而物亲，忠也; 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 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 (五)，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 (六)。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解 说

(一)“缮性于俗俗学”： “缮”修也。“俗俗学”先贤以“俗” 当衍其一，就其下之并列句“滑欲于俗思”来看，所言甚是，当从。

(二) “滑欲于俗思”： “滑”通“汩”没也。

(三) “知生而无以知为也”： 或以为前“知”衍。实际此“知”是承上“以恬养知”而来的，非衍，应读“智”，后 “知” 衍。句为 “智生而无以为也”。

(四) “夫德，和也”至“则天下乱矣”一段： 讲仁义忠乐礼，与 《庄子》的思想相悖。且前后矛盾。似读者书写的心得体会，误入正文。先贤主张删除，是。为了明其真相，且不与正文相混，译于此处：

“德就是和，道就是理。行德无不宽容就是仁，行道无不顺理就是义，义理明确而与物亲和就是忠，内心纯正朴直而合乎情性就是乐，行为合宜而体面就是礼(原句为 ‘信行容体而顺乎文’，‘信’ 与 ‘行’ 形近而衍)。礼乐如果普遍推行，天下就大乱了。”前对礼乐是肯定的，后又说礼乐遍行，天下便乱，又行否定，故是矛盾。

(五)“彼正而蒙己德”：依字为解颇费力，字有误置，当为“彼正己而蒙德”，“己”上移置于“正”后。“正己”的说法，由后文“正己而已矣”证之，是正确的。“蒙” 蒙盖之意。

(六) “与一世而得淡漠焉”： 句难通。“与一世” 当为 “与世一”，“一”“世” 倒乙。

语 译

以从事俗学来修养心性，想恢复到原始状态; 从世俗的想法入手来消除欲念，以达到彻底觉醒，就是糊涂分子。早年修道的人，以恬淡培养心智，有了心智也不用来去干什么，这叫做以心智培养恬淡。心智和恬淡相互培养，和 (恬之用) 和理 (智之用)便产生于心性之中。它规正自己笼罩德性，德性便不会过头，事物过头便失去本性了。早年的人，在混沌之中，与世间为一体而能够淡漠。在这时候，阴阳调和安定，没有鬼神的骚扰，四时正常运转，各种事物没被伤害，生物也没有早死的。人虽有心智，但没有任何用处。这就是最大的一体。在这时候，什么都不要做，都是自然存在的。

原 文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 (一)，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 (二)，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 (三)，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 (四)。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 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 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 (五)。

解 说

(一) “枭淳散朴”： “枭” 音萧 (xiao)， 通浇。

(二)“心与心识知”： 义难明，句有误。后之“心”衍。“识知”倒乙。句为 “心与知识”。“知” 读智。

(三) “道之人何由兴乎世”： 文中都是 “道” 与 “世” 并提，未涉及“人”，“之人” 实衍，涉下 “圣人”而误。

(四) “隐故不自隐”： “故” 为 “固”，古通。

(五) “乐全之谓得志”： “乐” 意为乐业。《论语·雍也》 “回也不改其乐” 即其义。

语 译

待到德性衰败，到燧人、伏羲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就只是和顺而不能混成一体了。德性再次衰败，到神农、黄帝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就只是安定而不能和顺了。德性更加衰败，到唐尧、虞舜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刮起管理教化的一股风，消灭了淳厚，失掉了朴实，离开大道来修好，不顾品性来行事，就这样丢弃本性而随心所欲。费心思琢磨用智力考虑，也不能够安定天下。于是再加以文饰，增添各种花样。文饰毁灭了本质，各种花样淹没了心，从而人们开始陷于迷乱，再没有办法返还本来的性情，恢复原来的模样。就这种情况来看，人间丧失大道了，大道丧失人间了，人间和大道都丧失了。道怎么能在人间兴起，人间又怎能兴于大道呢 道无法兴于人间，人间无法兴于大道，虽然圣人不退入山林之中，他的品性也隐藏起来了。隐藏，自然不是自己要隐藏。早些时候那所谓隐士，并不是藏起了身躯而不出头露面，并不是闭紧嘴而不出言，并不是有看法埋在心底而不发表，因是形势不大对头。遇到形势应合而得以在天下大显身手，就毫不含糊地返归齐一; 形势难以应合天下无用武之地，就深埋其根极安静地躲起来等待时机，这就是保全本身的办法。早时候保全本身的人，不用辩论表现智慧，不用智慧亏损天下，不用智慧亏损品性，高高居其上回归本性，除此之外，还干什么呢! 大道自然不在谨小慎微，品性自然不在浅显的识见。浅显的识见伤害品性，谨小慎微伤害大道。所以说，端正自己也就是了，全身心地干着所乐于干的事情就叫做称心。

原 文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 (一)，其来不可圉 (二)，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 (三)。故曰：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解 说

(一) “寄之”： “之”通 “者”。

(二) “其来不可圉”： “圉”通“御”。

(三) “未尝不荒也”： “荒” 虚也，废也。

语 译

早时候所谓的称心，并不是指高官厚禄，只是说没有比他干的事情更被他喜爱也就是了。现在所谓的称心，指的却是高官厚禄。高官厚禄对于个人并不是性命，是外物的偶然来临，是暂时的寄托。暂时的寄托，其来是无法阻挡的，其去是无法制止的。所以不因为高官厚禄自以为了不起，不因为时运不济便随从大流，各干各的事彼此是一样的，没什么不舒服也就是了。假如暂时的寄托丢了就无精打采，这样的话，即使是喜欢干的，也难免不是虚闹一场。所以说： 因为外物而失掉自己，泯灭本性而随从大流的，就是头脚倒置的人。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问题一：所言极是的近义词 所言极是

释义：

说的话很对，很正确。

近义词：

所言甚是，言之有理

问题二：请问“所言极是”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夸赞对方你说的十分有道理，是正确的。谢谢你采纳我。

问题三：“所言极是”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非常对,很对（或是，很是）的意思

问题四：所言极是,英雄所见略同什么意思 所言极是：说得非常对,很对。

英雄所见略同：赞美意见相同的双方（英雄是一种赞美，就是特别出色的人。）

也可以理解为特别出色的人物的见解在重大的矗略上是一致的或完全相同的。

问题五：及极近义词是什么 应该是积极的近义词吧,常用的有主动和踊跃

问题六：所言极是解释？ “是”在古文中是“正确”的意思，因此“所言极是”意思就是说某人所说的话很正确，很有道理造句：

我认为这位朋友所言极是

问题七：所言极是，如此甚好，贤弟下句怎么答 后会有期

问题八：所言极是,所行偏颇的下联是什么 上联：所言极是所行偏颇

下联：烟月尽如烟去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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