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都在汤灭夏朝之前迁徙八次，在灭夏以后又连续迁移五次。商朝从建立至灭亡，约五百年左右，首都迁移如此频繁是很耐人寻味的。至商朝第十九位国王盘庚时，将商都从奄迁到黄河以北的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此后，十二代商王都以殷为都城，再也没有迁都之举。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约为五百多年，但前一半时期内却迁了五次首都。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子，商朝的第十九个王。商朝曾经屡次迁都，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要求定居下来。
商汤灭夏之前，把统治中心迁到了亳（今河南濮阳县）。亳位于商族活动区的南部边界地带，再向南，就是夏人的势力范围了。汤灭夏之后，为了便于统治夏国的遗民，又在位于夏的中心地区的今河南省偃师县修筑都城，定都于此。这是商王朝建立后修筑的第一座城池，它仍以亳命名，史称西亳，以与原来的亳城相区别。从汤到大戊九位商王都以此为都。从仲丁继位为王开始，商朝的都城频繁迁徙，仲丁时迁都于（今河南荥阳县），河甲时迁都于相（今河南内黄县），祖乙继位后迁到庇（今山东鱼台县），南庚又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从仲丁到盘庚只有十王，却迁了五次都，平均两王一迁，频率是很高的。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
盘庚即位前，商王朝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商王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都很腐化。他们迷信鬼神，又特别喜欢喝酒，是十足的寄生虫，自己不劳动，一切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大批逃亡。在王室贵族当中，争夺王位越演越剧烈，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叔侄之间，兄弟之间，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把国家搞得个乱七八糟。
宋襄公之所以能够跻身春秋五霸，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仁义之举，君子风范。
宋襄公是嫡出，王位的继承本应该是非他莫属。但宋襄公认为自己还有一个哥哥，于是就想要将王位让给目夷。但是目夷认为还是弟弟更有仁义之风，更适合王位，也不接受，所以最后宋襄公只得继承了王位。自古以来，为了王位，兄弟间斗个你死我活的场面不在少数，但是像宋襄公这样礼让王位的，还是很少见。
不仅如此，宋襄公在外交、军事上采取仁义的手段，这也是人们佩服他的一个原因。在“泓水大战”中，宋襄公依旧遵守着“仁义”的原则，在等楚国排兵布阵之后，自己才出兵迎战，结果大败。关于他的这种做法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在战场上杀敌不应该心慈手软。而有些人却很欣赏他的这种做法，作战懂得谦让、礼让，讲究先来后到，这才是一个君子该有的作风。
除此之外，宋襄公能够位列春秋五霸的原因，还有他帮助齐国，平定了内乱。齐桓公晚年，国内政局十分不稳定，一方面奸臣作乱，另一方面诸公子争位斗争激烈。于是齐桓公就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的，在宋襄公的帮助下，公子昭号令诸侯国，成功在齐国即位。
这件事情极大增强了宋国在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影响力，再加上宋国本来自身还算有些实力，所以顺理成章，就把宋襄公推上了春秋五霸之列。
殷本来叫做商。商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 始祖契大约与夏禹同时，被封于商。到公元前17世纪或前16世纪，商族逐渐强大，商汤发动了灭夏战争，夏亡，商朝正式建立，定都于亳，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大约到公元前13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此后，直至商纣灭亡，共二百七十余年，一般称之为殷。整个商朝，后来或称商殷，或称殷商。
前面错了 朝歌（zhāogē）：商都朝歌,故卫国都城,在今河南淇县,另一说在河南汤阴县康叔在接受殷商的遗民之后,被封于卫国,当时的卫国,是在今河南省的东部和河北省的西南部一带,幅员相当广大而康叔得国之后,最初定
周文王姬昌简介 创易经伐商殷历史上一位名君
周文王姬昌简介(前1152~前1056)，即殷商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封神演义》演绎为西伯侯)，又称周侯，周季历(周朝建立后，尊为王季)之子，姬姓，名昌，生于西岐(今宝鸡市岐山县)。先秦时期贵族有姓有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周文王虽姬姓，却不叫姬昌。“姬昌”一说在东汉时期成型，后世因之，遂称文王为姬昌。传在里(今河南境内)根据伏羲氏(人皇始祖)的研究成果继续演绎易经八卦。
人物简介
周文王，姓姬，名昌，季历之子，华夏族(汉族)人，西周奠基者。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之位，又称西伯昌。共在位50年。商纣时为西伯(“伯爵”)，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其子武王姬发有天下后，追尊他为文王。
主要事迹
中国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姬姓，名昌。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
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
当时商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润滑油的铜柱上，一滑倒就会倒在火坑里，顿时皮焦骨烂。但是商纣的宠妃妲己看见此惨状笑个不停，所以商纣就一直让犯人这样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周文王很是气愤，诸侯和人民无不痛恨的咬牙切齿。经过一番思考，周文王想利用这个刑法进一步争取民心，提高自己在百姓中的威望。于是，周文王来到朝歌，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并说明来意，愿以此要求纣王答应一件事，就是废除炮烙。商纣王本来就听说这种刑法在商朝里人民的意见很大，现在又能得到一块土地，就同意了周文王的请求。周文王借此大肆宣传，诸侯和百姓都称赞周文王功德无量。文王虽然损失了一块土地，但是他得到广大诸侯的拥护，这将为他兴周灭商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周国当时有一块珍贵的玉版，价值连城，殷纣很想得到他。起初，纣令胶鬲来索取，文王不给。因为胶鬲是一个贤臣，常能出一些发展生产、爱护人民、训练军队的好主意，如果胶鬲得到商纣王的信任和重用，这对周国是不利的。胶鬲得不到玉版，说明他没有能力，商纣王就会轻视他、鄙弃他，胶鬲在殷王朝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后来，殷纣派费仲来取玉版，文王经过一番思考后，最后给了他。因为费仲是一个奸臣：他经常教殷纣寻欢作乐的办法，使殷纣穷奢极欲，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他又经常拨弄是非，说诸侯和大臣的坏话，造成外部的孤立和内部的不和;同时还尽量搜刮诸侯和人民的财物供纣享用，造成君民之间尖锐矛盾。费仲得到玉版，殷纣会更加的信任和重用他，从而大大削弱殷王朝的实力。
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
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时，追尊周文王为南周始祖文皇帝。《史记·周本纪》说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 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里(今河南汤阴县)。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诗经·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沣。”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就在这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不幸死去。《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指西安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称文王这样的圣人500年才出一个。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就更数不胜数了。其实，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礼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它的意义还是积极的，所以说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但文王的言论，今天已经所见无几。据说文王善演周易，今天的周易就有文王的整理之功，也许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文王的一些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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