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

“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面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认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分辨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1顺应潮流。时代在不断的前进，我们既要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要顺应历史潮流。不能一味的坚守传统文化思想，固守其中而不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这样容易被历史所淘汰。

2继承发展。传统文化有很多需要我们传承，并且不断发展的。要在实践基础上，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不断推进文化创新。

3取其精华。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必须自觉地加以改造或剔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法天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

2、和为贵：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主张“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孟子也十分重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阐述他的人和思想，认为只要把人的先天本性推及于每个人，就能建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从而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

3、神形合一：个体身心和谐的思想

个体身心的和谐，在中国古代，也称人的神形合一，主要是指人生在世，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以实现个人身心的和谐。

4、协和万邦：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谐的思想

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主张“协和”而非“征服”，即在平等基础上，和平共处、亲善和睦。

想提一个缺点：儒家太老实了。是的，就是太老实了，把这个世界尤其是人道的真实公之于众，太不会忽悠了。

荀子先生说：幼不肯事长，贱不肯事贵，不肖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详也。现代人听到这话，大部分心里都会嘀咕：凭什么听你的，你说的就对吗？

但是在工作中，敢不听老板的吗？敢不听领导的吗？一边鼓吹平等自由，一边拼命跪舔，反倒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哪里自由了？又和谁平等呢？

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有的人家财亿万，有的人貌似天仙，有的人就是天生的聪明。得能承认这件事，才有其他的可说。儒家不哄你，不骗你，不扯起平等的大旗蒙蔽你的脑袋，反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都是在修身进德这条路上，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有的处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可不是懒人的照妖镜吗？

儒家不会忽悠，不会迎合人性，他们想的是保家卫国，想的是天下大义，想的是学问百世。现代人总是用自己的标准看先贤，削足适履，自然就有各种diss。真的评价儒家的缺点，起码得通学典籍吧，否则就这么提出来真的不太好。

一、关于传统文化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就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古代人已将中原地区的华夏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

近代以降如严复、李大钊1893－1988，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坚持讲真话，以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而为人所知，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也不完全赞同，1970

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衍变、丰富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独特的经济社会土壤里完成的，因而大致分为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属于河谷型的。

第二种意见按照观念文化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等，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的类型。

第三种意见，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走过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其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在其发展期，是儒、道、法、佛并行，虽然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但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制文化。名田制是秦汉时期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有关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的制度。

1 梁先生认为，“文化亦可以说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亦即“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其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二，“遇到问题并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其三，“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并认定西方人“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二条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三条路向”。

唐龙朔元年（661），惠能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乃令其随从作务，劈柴踏碓八个多月。其时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命弟子作偈以呈。时神秀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惠能口诵一偈，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此，唤惠能到堂内为其讲《金刚经》，并传以顿教衣钵。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特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统一性与延续性

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汉字虽然在产生年代上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略晚，但是不管是楔形文字还是圣书字，都已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只有汉字在经历了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后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依然为我们所沿用，而且还将长期地使用下去。

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把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一起视为表意文字。但是表意文字并不能完全概括汉字的全部性质。这是因为，占汉字80% 以上的形声字，是表意表音的文字。例如“婚”、“姻”二字，左边的“女”是表意的部分，右边的“昏”、“因”是表意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汉语中还有一部分词，本来没有专门记录它们的符号，而是借了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充当。例如用本义是胡须的“而”字，记录汉语中与之读音相同的连词“而”。在这种情况下，汉字已经完全是表音文字了。所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半期，国内便有学者提出，汉字的性质应该是表意和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

东汉学者许慎提出的“六书”说，是最早从科学角度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系统地阐述了“六书”的条例，指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 形声字是最具造字能力的一种造字法。在《说文解字》所收的近万字中，80% 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已超过90%。

我国文字源远流长。所谓远古时代伏羲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出我国文字产生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一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良渚、马家窑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画记号；一是原始社会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古文字学家以前以为大汶口遗址（约在公元前

3000年－前2500年之间）出土陶器的刻画图像该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刻辞。甲骨文是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甲骨文字。它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首先发现并收集的，经当时的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研究，确定这是殷代的一种文书，记录着殷王朝的许多事迹，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

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苏醒了。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部毫无逊色。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英)阿诺德．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第291—295。）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同上书，第289页）

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阿诺尔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探讨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时讲的几段话。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的统一性特征，又具有一元的连续性特征。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能够不受外部的影响，独立地发展，具有极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如下：

（1）政治的统一

广川儒生董仲舒以深厚的儒学修养起而应对，献“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

商周时期开始，中原农业经济逐步占据主流，农业文化同化、融合其他文化，从而促成了人们重视现世人事的实用理性精神4。所以从西周开始，人本的宗教意识开始取代神本的宗教意识，故《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历史上虽也曾有神和宗教，但都是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信仰，一旦神权超过君权，则会受到无情剿灭。所以中国文化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追求的是人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及道德法则，对于来生，很少加以关注，所以古代文明初期，即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 （2）尊君重民的民本思想

殷周之际，中国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5，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提出了重民富民的观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老子也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倾向。 《华严经》“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候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共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这正如他论石言一样(昭八年)，都是借题发挥，给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然明对子产问为政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之逐角鸟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元年)

3、重群体轻个体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家庭本位，家既是人生活的依归，也是人格生长的母胎，血缘在中国伦理中，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前提，个体首先是家庭的成员，然后才是社会的公民，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尽伦”。对家族的热爱，进一步延伸为对国家的忠，当不能两全时，则忠为重，即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家尽孝，在外尽忠。

（2）宗法集体主义原则

（3）追求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人作为与牲畜、动物相对待的整个的“类”来理解6，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因而强调推己及人，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与牺牲。

4 先伊尹的“天难堪，命靡常”（《咸有一德》） 之说，后来的周统治者也据此得出了“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 （《君奭》）的结论。荀子,“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5 《尚书》所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6荀子《王制篇第九》中说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4、重人伦轻自然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不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结果是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只重注履行人伦关系、道德义务。

5、崇老尚古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以上古的“黄金时代”为价值取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以宗法社会传统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人们总是回头过去寻找社会理想，法先王之道，复“三代”之礼，把上古三代时期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当作最高的社会追求和理想境界。所以儒、墨、道、法各家皆法先王以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所以不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是假托孔子之口对孔子以前社会的追叙，孟子亦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而且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其他人物也是言必称尧、舜，道家言必称黄帝，墨家言必称大禹，农家言必称神农，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他们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言语，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与梦想。”不仅如此，即使是秦汉以降，《吕氏春秋》言及“公则天下平”的社会理想，仍托始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的时代。

6、《列子·黄帝篇》中虚构的“华胥氏之国”也被说成是黄帝昼寝而梦的神游之地，阮籍同样也是把自然主义的理想遥寄于“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养生”9的洪荒之世，鲍敬言所提出“无君无臣”的理想更被置于“襄古之世”。

7、艰难的留学之路 1901年庚子赔款后，美国利用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直到此时中国人仍把留学看作一件很丢人，很可怕的事儿。第一批留学生计划招收120人，但很少有人报名，所以只好作为一项政治任何分配到各地，即使如此，也难以招到学生，只好又到东南沿海等一些思想相对开放的地区招收，最后又从香港招收一些学生才勉强完成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害怕留学，据传说，留学生出国后要剥皮，然后换成狗皮，以便展览。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师詹天佑是在谢姓邻居答应将女嫁给天佑时，詹父才答应儿子出国的。

所以中国长期以来，只有理藩院而无外交部，和六部中的“礼”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到明朝还保有“四夷馆”，负责外交翻译等一些事务，即使如此，仍难满足需要，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是请二位传教士作翻译。清朝五口通商后，才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也并非专职，先由两广总督兼任，后由两江总督兼任，而北方与沙俄的关系则由伊梨将军与黑龙江将军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仍拒绝英法在京设立公使馆，最后，万不得已才依照俄国的方式设立“留学生馆”，指示外国公使“不必年年跋涉”。1860年，外国人攻入北京后咸丰帝逃往热河后，恭亲王奕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处理“外交事务”时，咸丰帝仍建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仍为临时性机构，长官也由军机大臣兼任，而与之并存的还有南北洋大臣，其办公场所也较其他六部简陋，直到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2、24才在英国设立常驻的对外机构，建立驻外使馆。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仍然认为英国人腿不能屈，所以只要中国士兵每人手握一根竹杆，就可打败英军；而杨芳认为英国的人所用炮船为“邪术”，主张“以邪制邪”，就扎上竹排，内放各种秽物，特别是女性用品以破敌。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虽是第一批介绍四方情况的书籍，以“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仪”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仍称人为“夷”，也仍有人批评他们有“用夷变夏”之嫌。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大毛子”，中国的“教徒”为“二毛子”，用洋货的人“三毛子”等，以至于“十毛子”，认为通过练拳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竟也信为以真。

总的来说，春秋时的众多民族，有的与华夏融合，如东夷；有的则急剧壮大，和华夏诸国分庭抗礼，如楚国，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称霸一方的。若从这一时期民族斗争的总体趋势来看，以北狄和楚对华夏的影响最大。北狄南侵中原，楚向中原扩展，构成了春秋时期中原华夏诸侯国的两支强大的对抗力量，为此，《春秋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是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融合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以各大国为中心而实现的。中国民族在经过春秋两百四十余年的发展后，进入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各民族及其相互的关系又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的强大，有的消亡，有的与他族融合，有的沿袭旧称，有的启用新名，但无论怎么变化，各民族仍在中国大地上交错共居，互相依存，迁徙往来，逐渐融合。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创立与发展、西汉时期的改造与独尊、宋明时期的转型与成熟和明清之际的批判与继承。明清之际，以个性解放为核心、反映社会需要的早期启蒙思潮悄然滋长。

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纷纷提出治国济世的主张，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期的学术思想大放异彩，成为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儒家思想经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创造和总结，较早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形成新的儒学体系，提出“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主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儒学被确立为思想的正宗，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盛行，道教在民间广为流传，传统儒学受到挑战。

两宋时期，一种新的儒学体系---程朱理学形成。 它在吸收佛教和道教学说的基础上，极大地深化了传统儒学，进一步巩固和凸显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当程朱理学被官方利用，逐渐丧失自身活力以后，明清之际，以个性解放为核心、反映社会需要的早期启蒙思潮悄然滋长。进步思想家批判宋明理学，倡导求实精神，开创出思想活跃的新局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门类众多，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而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等等（先秦诸子百家等阴阳家、五行、农、小说等），法家思想在秦始皇时期倍为推崇，而汉初黄老无为之治则占主流，而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主流。而墨家虽为一派但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影响与传播较小，多是在民间平民中传播，故不成为统治的主流思想，随后佛家思想传入我国，故儒释道也渐渐成为我国古代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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