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能源的供应不能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的现象。
从消费者的观点，汽车或其它交通工具所使用的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降低了消费者的信心和增加了他们的开销。市场经济的能源价格是受供需关系的影响，而供需关系中的供或需改变都可以导致能源价格的突然变化。
虽然一些能源危机是由于市场应对短缺的价格调节而产生，但在某些情况下，危机可能是市场的流通不畅通、缺乏自由市场而导致。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价格控制是1972年的能源危机的重要因素。
能源性质：
有燃料型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木材）和非燃料型能源（水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人类利用自己体力以外的能源是从用火开始的，最早的燃料是木材，以后用各种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
现正研究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当前化石燃料消耗量很大，而且地球上这些燃料的储量有限。未来铀和钍将提供世界所需的大部分能量。一旦控制核聚变的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人类实际上将获得无尽的能源。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能源危机
假设海平面持续升高，海啸席卷全球，巨浪不仅会造成城市和村庄被淹没，而且巨大的冲击力会造成伤亡，死亡会造成瘟疫等疾病。海啸会污染淡水，盐分滞留使土壤贫瘠，种植业陷入危机，很多人也会死于饥饿。
海啸被认为与潮汐有关，实际上，并无关联。海啸通常是由地震、火山爆发、滑坡、陨石、大气压力迅速变化引起的。它的威力巨大，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海啸退去，海滩上也是一片狼藉。
所以海啸一旦席卷全球，几大洋会淹没地球。首先，海啸会筑起高高的海浪，巨大的冲击力会造成大范围的伤亡，着人类和牲畜都难逃浩劫，村庄、城市都会遭到袭击，建筑物等设施都会被吞没。当海啸造成大量的人畜死亡之后，尸体会因为来不及清理诱发病菌，造成瘟疫，瘟疫会再次席卷全球，会有很多人病死。另外，海啸中含有大量的盐，它会使全球水系统陷入混乱，地下水和淡水都会被污染。同时，盐分会使土壤变得贫瘠，种植业会受到影响。即便海啸过去，也会有很多人死于疾病、饥饿。由于基础设施遭到毁坏，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海啸引发的灾难是一系列的，长期的，并不是一时的。
海啸来临时，如果不幸落水，要尽量抓住漂浮物，防止下沉，不要挣扎，也不要游泳，保存体力。在水中不要喝海水，此时的海水会卷起海泥，所以非常脏，而且喝了海水会使人口渴，甚至出现幻觉，导致精神失常。尽量和同伴不要分开，在一起更加有利于被营救人员发现。因此，海平面持续升高，全球性的海啸会造成全球性的危机。
11-13世纪，世界各地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景象。
西欧城市繁荣，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商人、商船和商站遍布整个地中海世界，威尼斯被称为“亚得里亚海的明珠”，他们的商人甚至有钱策动第四次十字军，远征并占领拜占庭帝国。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副12世纪世界顶尖城市的繁华盛况。宋朝46座城市人口超10万，而首都开封人口则过百万。
伊斯兰世界繁荣昌盛，伊斯法罕素有“伊斯法罕、天下之半”的美称；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更是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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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一场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然而我们都知道的结果是，这场看似“席卷全世界”的城市革命，却导致了东方儒家文明和西欧基督教文明进入一个不同的拐点。
在西方世界，这一轮的城市革命引爆了市民阶层数量的暴涨，为此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在东方世界，我们只看到了城市革命对于商业和城市规模的表象性促进，而文明内向的性格仿佛岿然不动。宋元后到了明朝，中华帝国愈发的内向，走向了极端保守。
是什么样的历史动因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不妨将这段历史抽丝剥茧，从11-13世纪的两宋和找出东西方文明后来殊途发展的文明基因。
11-13世纪，东西方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西方，重犁和三圃制得到广泛推广，欧洲内部的殖民化和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再征服运动获得了大量可耕种的土地；在东方，两宋时期不仅推广了高产的占城稻，还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了龙骨翻车、筒车、踏犁、秧马，并且率先在铸铁中使用了煤炭。
在商业革命之前，东西方文明都或多或少进行了一场“农业革命”、“绿色革命”。（埃尔文、李约瑟）
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产生了剩余，一方面为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市民群体提供了生存保障，另一方面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的导向，如在东方出现了广泛的棉种植区，西方则出现了专门化倾向的畜牧业，最后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乡村市场的发展，东方我们称之为“草市”，这些都是后世城镇的雏形。
彼时的东西方世界，“失地农民”的情况各自出现。自唐末期以后，田制就变成了“不抑兼并”，其后果必然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的失地农民或是逃荒、或是涌入城市成为底层市民；而西方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土地是国王或者领主赏赐，不得买卖。所谓的“农民失地”，则具体表现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农奴逐渐积累财富，赎回人身权，而他们无法获得国王赏赐的土地，因而也涌入城市成为市民。
而和农业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航海技术革命。两宋时期指南针等先进的航海技术经由商业贸易传至地中海世界，由此爆发了1300年前后100年的西方“航海革命”，诸如海图、航海手册、指南针等技术先后得到应用。
航海革命和农业革命共同作用，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谋生，再加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11-13世纪东西方的城市人口爆发性增长，而这既成为了商业革命的因，也成为了商业革命的果。
这场“席卷全球的“的商业革命和城市革命，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张铠特别有创意的称其为“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而其中，马可波罗一人为这两大城市做了纽带，颇有一种极为浪漫的感觉，此时的东西方文明商业互相交融，城市化也几乎达到了同样的水平（4%左右）。
在东方世界，城市的中心规模扩大，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和数十个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坊市制度被消灭，从长安城的“东西分立”，到开封清明上河图中的“自由开设店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称“宋代已经展现了近世社会的种种特征”，其表现为：土地市场化、规模化；商业市镇兴起；铜钱货币的空前使用，纸币（如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和银也并行使用。
而作为对外贸易核心的泉州，则被非洲旅行家白图泰称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马可波罗口中的泉州则是“光明之城”，是比自己老家威尼斯更为“光明”的地方。由对外贸易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交往，让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国落地生根、来自阿拉伯的数学和天文学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物种，如占城稻的引进和埃及制糖技术的引进。
而在西方世界，以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为代表的地中海南岸商业市镇兴起。他们通过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地区和东方世界进行连接。东方的瓷器、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涌入西方市场，地中海南岸的商人则在埃及采购，带往整个欧洲世界。威尼斯商人控制了约70%的香料贸易，而热那亚商人则成为了丝绸贸易的控制者，西方商人甚至在泉州开设了商站。
11-13世纪甚至延伸到新航路开辟前，意大利商人在西方世界中独尊一霸，一般被西方史学家认为是“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或者称为“地中海商业革命”。
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城市、商业革命在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张铠认为：“历经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之后，由于各异质文明的互动作用，终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在亚非欧三个大陆之间基本达到了大致均衡的状态。”
然而，我们都知道的是这场席卷全球的商业、城市革命，却没有带来相似的结果，反而让东西方文明走向殊途。
商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市民阶层的茁壮成长，但也正是市民阶层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
在西方世界，市民阶层崛起后成了新兴的政治势力。他们有的和国王联合，挑战直接压迫他们和分割王权的封建主，导致了后续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如英国、法国；有的组成了商人自治共同体，如德意志地区的汉萨同盟；有的组建了商人共和城邦，比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批独特的政治力量，成为日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后续启蒙运动的主体，为西方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尽管来自贸易的收入不断增多，然而两宋时期市民阶层都无法上升成为一个独有的政治力量。首先，我们要“归咎于”两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形成上下通透的阶层上升体系。市民阶层可以通过花钱给子女教书，考科举来完成阶层的跨越，没有必要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其次，两宋时期强大的中央集权，不断的从商业中剥削剩余，通过苛捐杂税的形式榨取商人财产，我们自然可以解释为国家财政困难的无奈，但另一方面也让商人无法拥有组建独特政治势力的财政实力。
野蛮的十字军东征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则更值得人们注意。
在西方世界，由于大批商人阶级的兴起，原有的封建伦理受到冲击。追求善良忠诚勇毅的所谓骑士精神，不仅随着血腥野蛮的十字军东征而凋零，也随着商业革命的兴起而凋零。人们在金钱的追求中度过一生，物欲横流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而在东方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南宋时期，出现了浙东事功学派，他们主张“义利并重”，号召士大夫群体注重实利。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宋新兴市民阶层的呼声。然而，很显然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主流社会接受。到了南宋宋理宗时期，主张社会进入超稳态结构的朱熹理学反倒成为了官学。
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没有获得官方话语权，我们可以归结于历史的偶然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批中下层士人的呼声罢了，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是一个下层士人，这样的说法不免有些站不住脚。
我们要看到，东西方文明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则是东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异轨。
诚然我们有更多有益的讨论，但我更倾向于将根，究于环境上。
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称：“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从公元前18世纪，直到公元20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饿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即便是到了看似商业发达的两宋时期，灾荒和外敌的困扰仍然是这个国家主要忧虑的难题。
由此，东方文明型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始终将抵御天灾和外敌作为首要任务。这和当初大禹治水此后禅让改继承的历史一脉相承。同是《中国救荒史》中写道：“两宋前后487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874次……两宋灾害频繁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有甚于唐代。”
频繁的灾荒，导致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必须是一个责任性政府，他必须承担起和百姓一起度过这频繁的灾荒的责任。又因为可耕土地在东亚上的极度稀缺，势必会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再加上两宋频繁的战争，导致粮食极度稀缺，逼迫农民揭竿起义并倡导小农视野中的“平均主义”，如大家熟知的方腊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他们的诉求和口号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均主义，但这后果显然是导致普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一定程度上证明，两宋时期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仍然无法在仅有的耕地面积上，产生足够的粮食，能给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剩余。
而西方世界中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我们更愿意称其为“商人自治共同体”。他们的人口规模非常微小，比如驰名世界的威尼斯，实际上在他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人口也只有10-20万左右，就连巴黎、伦敦、罗马这些所谓的大城市也不过是这个水平。而如今威尼斯的人口规模更是缩小到了6万，还不及中国的一个小镇！
又因为自然地理决定，西方农业和畜牧业的自然产值较高，农民只需要“漫坡种地”，甚至连水利设施几乎都可以不用修。单产高、人均面积多，所以西方世界上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几乎没有出现，每年都发生在东方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1315-1317饥荒，原因是连续数年的恶劣天气，数百万人死亡，而当时欧洲总人口约为1亿）。
于是乎，只要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提升到目前人口所需的，绝大多数人就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也是11-13世纪，城市革命、商业革命在东西方殊途的最重要原因。
东方儒家文明世界，没有自发性的走入西方已经探索过的工业革命道路，很大程度上深受11-13世纪的城市、商业革命影响。然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惋惜吗？是责备我们的先民没有走向“更理智”的道路吗？亦或是，我们经过这般比较，要得出“中华文明应该劣于西方文明”这样的结论来？
我们要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制度是由当前危机或需求派生出来的，政治的本质在于“治”，即维持一个文明的长治久安。我们能理解古代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中，最终寻找了一个内向的、超稳态的政治结构，这和古代封闭性的环境和落后的生产力相匹配。在小农经济为基础、自然灾害频发的条件下， 选择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在整个中世纪，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东方的儒家文明的效率显然要高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观点来自金灿荣），只是在工业化进程之后，东方文明才显出颓势。
然而，工业化终归只是一个工具，它经常被意识形态化的语言绑架，然而他本身就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无论是哪个文明经过一定程度上的适应都可以运用，并且都能很好程度的保持原有文明的特色。
如今，我们业已基本完成工业化，我们做的挺好，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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