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岗寨时，单雄信和徐世绩（徐茂公）关系最好，单雄信对徐茂公有救命之恩，然而，到最后兄弟二人却刑场相见，徐世绩眼巴巴看着好兄弟被杀，临刑前单雄信大骂徐世绩和罗成忘恩负义，随后慷慨赴死。兄弟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且听我从头说起。
单雄信是隋唐之中义薄云天的汉子，是大隋九省绿林总瓢把子，也就是黑社会老大。掌中一杆金顶枣阳槊，座下一匹“乌骓马”，人称赤发灵官单雄信，善使马槊，军中称“飞将”，有万夫不当之勇。
单雄信为人仗义疏财，当初秦琼落魄时他伸出了无私的双手，又是送金子又是送“黄骠马”，对程咬金也有恩，程咬金劫皇杠犯了事，是单雄信用“黑势力”保护伞让他免于了惩罚。当然徐茂公更是受到了单雄信的保护，因为二人是老乡，单雄信是今山东菏泽曹县人，徐茂公是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
▲单雄信
单雄信认为遇到了刘、关、张这样的朋友了，于是在贾家楼和46位好友结拜成了兄弟，歃血为盟，“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46人异口同声发出了誓言。大哥魏征、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五哥单雄信、老幺小弟罗成……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隋末36路反王，72烟尘揭竿而起。众兄弟随后加入了翟让领导的反隋瓦岗军。加入瓦岗军以后，单雄信和徐茂公成了翟让的得力助手。
单雄信和徐茂公认为遇到了明主，然而翟让此人胸无大志，贪图安逸，他就把大权交给副手李密。
李密这个人有文化，“牛角挂书”这个成语说的就是他的事。李密是贵族出身，有头脑有谋略。李密随后成了瓦岗军的领导，翟让退居了二线。
▲李密
翟让退出领导层后，在手下怂恿下，又想夺回大权，李密食髓知味，痴迷权利带来的刺激，不想放权。于是设宴引翟让喝酒，以看“宝弓”为名除掉翟让。
翟让也有所提防，随身带上贴身将领王伯当、单雄信和徐茂公。一行人信心满满的去赴宴。
到了李密帐前，李密说有件宝贝要献给翟让，随行人在外等着，翟让自己进了大帐，李密一见宝弓喜出望外，当他仔细端详宝弓时，李密从身后用弓弦勒死了翟让。同时吩咐士兵乱刀砍死外面这几个人，徐茂公被砍了几刀，眼看要被砍死，单雄信跪下来哀求李密放过徐茂公，自己可以替他死。当时王伯当和李密最要好，王伯当又和单雄信有交情，王伯当也跪下来，求李密放过二人，李密这才没杀二人。从这可以看出，单雄信对徐茂公有救命之恩。
▲徐茂公
瓦岗山权利之争，极大削弱了战斗力，众将士离心离德。加上隋朝军队的绞杀，瓦岗军起义失败。
瓦岗军大部分人马投降了李世民，徐茂公也投降了李世民。然而，单雄信却投降了反王王世充。为什么单雄信不投唐呢？
原来李世民的老爸李渊曾误射杀了单雄信的哥哥单道。所以单雄信和李家有家仇。
单雄信死保王世充，而李世民要消灭王世充，这样以来，曾经的兄弟成了战场上的对手。
徐茂公原名徐世绩，瓦岗军的创始人之一。
李勣（jì）（594年－669年），原名徐世勣、李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唐朝初年名将，与卫国公李靖并称。
李勣出身高平北祖上房徐氏 ，他早年投身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
总章二年（669年），李勣去世，年七十六。册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后配享高宗庙庭。
李绩叫徐茂公是因为李绩本姓徐，原名世绩，因字懋公，所以也被称为徐茂公。徐世绩十七岁参加翟让起义，后来带队伍投奔李渊，因功被李渊赐姓李氏，徐世绩就成了李世绩。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因为他的特许，李世绩也没有因为避讳而改名。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唐高宗李治继位，李世绩才因避讳改名李绩。因此，李绩就是徐茂公。
李绩的生平
公元666年，高句丽国内发生内乱，李治看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任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进攻高句丽，李勣一路北上，大破高丽军，不久，城内人投降唐军为内应，大开城门，平壤城最终被攻下。自此高句丽被灭，归唐朝统一管辖。李勣回国后不久，因征伐劳累而病重，于公元669年12月31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20220714周四晴D194
“志道乐学·国学经典”D694
《菜根谭》出世篇
25 机闲一日遥，意宽斗室广
原文：延促由于一念，宽窄系之寸心。故机闲者一日遥于千古，意宽者斗室广于两间 。
译文：岁月的长短本来不在于岁月本身的变化，而在于人心的感觉，世界的宽窄原本也不在于世界本身的大小，而在于人心的体验。所以心机清闲的人看岁月，一天比千年还要漫长；心胸开阔的人看世界，一间斗室比天地还要宽广。
解读：隋末天下大乱，徐世绩追随李密起义。李密被隋朝将领王世充打败，带领众人投靠了唐军。这时，徐世绩仍然坚守黎阳仓，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经归顺了大唐，现在这里的人口和土地是魏公所有的。我如果上表献给唐军，就是趁着主子战败，自己居功邀赏，这是让我感到耻辱的。现在最好是准备好州县和军队的人口册子，全部交给魏公，请魏公自己抉择，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于是便派使者去见李密并说明情况。其实，李密对徐世绩已经没有任何的管制，如果徐绩直接向唐献上表示降服，可以为己邀功而得到重赏。但徐世绩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让李密献上，推功于故主，表现了他的谦让和忠厚。
李渊知道这件事后，对他非常赞赏，高兴地说：“徐世绩感德推功，不忘旧主，实在是纯臣、忠臣啊。”于是下诏封他为黎阳总管，加封上柱国公、莱国公，后来又升其为武卫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唐太宗即位后，因为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徐世绩将名字中的“世”去掉，故称徐绩。后来，徐绩随唐太宗征伐，多建功勋，得到恩宠，唐太宗曾对他说：“朕欲托孤，思来想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你以往能不负李密，现在怎么可能辜负朕呢？”太宗病危时，他果然被委以托孤重任。
为人心胸豁达，不计较鸡毛小利，于有意无意间表现自己忠厚的本性，必能打动人心，尤其若为领导者所识，必有回报。徐世绩推功并非惺惺作态，而是他一贯的豁达作风使然，这一作为使他失去了表功的机会，但却被明君欣赏、重用，达到了为人臣者的终极地位。
26 矜名输逃名，练事输省事
原文：矜名不如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译文：炫耀自己的名声还不如逃避名声更为有趣，做事情精明干练怎么比得上省事更为安闲自在。
解读自古就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说法，即人的才华不可外露，宜深明韬光养晦之道，才不会招致世俗小人的忌恨。
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文字说：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仆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你不知道汉代郑昌救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而且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上疏，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起人主的愤怒吗？”仆人说：“那么当时要救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子由说：“只说本朝还未曾杀过士大夫，如今就从陛下开始，后世子孙必然要援引陛下为例子。神宗好名而畏义，也许可以制止那件事。”
27 去留无所系，静躁不相干
原文：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
译文：孤云从山谷中飘出来，它来去自由无牵无挂，无论是远去还是停留与别的事物都没有任何关系；明月高悬空中，人间的安静与喧闹都与它毫不相关。
解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也就是说，万物现象都是往还来去一任自然的。一轮明月悬照在天空之中，它的皎洁光明，照耀着下界的静寂或是喧噪的各地方，没有一点厚此薄彼的分别。人的出处进退也应当像孤云无心出岫，人心的明朗更应当像悬在空中的明月一般。
荣启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隐士，在动乱的年代里，这位老庄的信徒相信无为而治，在自然中寻求自己的安宁和满足。他隐居山林，自给自足。当儒士策士们为了自己的观念和名利积极争取入世，穿梭在各国之间时，荣启期安守清寒，自得其乐。一天，荣启期刚刚做完自己田地的工作，开心地在郊野中行走。他穿着粗糙的皮衣，腰里系着一根绳子，邋里邋遢的。他面目清瘦，肤色黝黑，一看就是终年辛苦劳作的人。可是他却愉快地一面弹琴，一面唱歌，无忧无虑。荣启期走到半路，遇见了这时一直游历各国的孔子，孔子看着他的行状，有些不理解，问道：“您这样贫穷却又如此快乐，这是为什么呢？”荣启期回答说：“我快乐的原因太多了。大自然孕育各种飞禽走兽、昆虫鱼虾，只有人最尊贵。我能够做人，这是第一快乐。人有男女之分，男的尊贵，女的卑贱。我生为男人，这是第二快乐。人生下来，有的没有看到日月便夭殇，有的还没有脱离母亲的怀抱便短命而亡，我却活到九十岁了，这是第三快乐。贫穷是人的一般情况，死亡是人的必然结果，人们害怕恐惧的不过是人生的一般情况和最终的结果罢了。我之所以可以如此安然地面对，也不过是安于一般情况，等待必然结果，还有什么忧虑呢？”
28 盖心无染着，欲境是仙都
原文：山林是胜地，一营恋便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着，欲境是仙都；心有系牵，乐境成悲地。
译文：风景秀丽的林泉本是名胜之地，可是一旦沾迷留恋，那么幽境胜景就会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区；书法绘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旦产生贪求和痴恋，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庸俗市侩。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真没有污染，即使身在人欲横流的环境中也如同在仙境一般；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自己如置身苦海中一样痛苦。
解读：所谓俗与雅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支配事物者的主观感受，所以《维摩经》中才有“心静则佛土也静”，意思是说俗雅完全出于心的反应。所谓苦与乐也不在于环境本身，而完全在于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感受，因而《华严经》中才有“处于世间，一切事皆如虚空，如莲花之著水”，意思是劝人处世的秘诀是不要著相。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亦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满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尽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29 若静躁稍分，则昏明顿异
原文：时当喧杂，则平日所记忆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宁，则夙昔所遗忘者又恍尔现前。可见静躁稍分，昏明顿异。
译文：每当周遭环境喧嚣杂乱使心情浮躁时，平日所记住的事情都会慢慢忘掉；每当周遭环境安宁使心神平和时，以前所遗忘的事情又仿佛会呈现在眼前。由此可见，心神的浮躁和宁静稍有区分，昏暗与光明就会迥然不同。
解读：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魏王十分恼恨，嫌恶他竟敢偷走自己的兵符，假传命令杀死晋鄙。信陵君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得罪了魏王，保全赵国之后，便派了一个将军率领晋鄙的军队回魏国去，他本人和门客却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感激信陵君率大军救赵国于危急之中，与平原君商议之后，决定把五个城封给他。信陵君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而他的一位门客知道后，对信陵君说：“有的事情不可忘，有的事情不可不忘。别人有恩于公子，公子绝对不可忘记；公子有恩于人，希望公子尽快忘了吧。再说，假传魏王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来救赵，对赵国是有功，可对于魏国就算不忠不义了，并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公子却以这件事为有功而骄傲，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公子不应该这样。”
信陵君听了心里被触动了，立即开始责备自己，惭愧得无地自容。赵孝成王打算打扫庭前台阶，亲自迎接信陵君，从东阶而上，用当时的最高礼节来对他进行封赏。信陵君却连称自己有罪，有负于魏国，亦无功于赵国，好像把救赵之事完全忘了。赵王更加敬佩信陵君。后来魏王也时时挂念自己的这个兄弟，原谅了他的过错，屡次派人请他回国，但他内心非常惭愧，觉得没脸回去。几年之后，恢复了战争能力的秦国大举进攻蒸蒸日上的魏国，魏国处于下风，节节败退，形势十分不利。信陵君觉得机会到了，就带着自己的门客回到了祖国，被魏王封为上将军，抗击秦军。信陵君迸发了压抑了十年的报国激情，利用自己的影响，组成了五国合纵军，亲自率领这支军队大败秦军。
30 身常放闲处，不受荣辱遣
原文：此身常放在闲处，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静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
译文：只要经常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安闲的环境中，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成败得失就都无法左右我；只要经常让自己的身心处在安宁清静的环境中，人间的功名利禄、是是非非就不能欺蒙我。
解读庄子追索人生苦难的终极原因，发现一切灾难都根源于人类自身无穷无尽的欲望，因此人必须忘却世间一切相对的是非得失，从精神上打破时空封界，才能解开尘俗烦忧、苦痛缠绕的情结，摆脱功名利禄的藩篱。而庄子驰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逍遥游思想，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一次，信奉阴阳学说的景春对孟子说：“当今的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那些诸侯便都害怕得安静下来，天下便太平无战。”孟子不同意这说法，他说：这怎么称得上是大丈夫呢？一个人应居住于天下最宽广的位置，那就是“仁”，要站立在最正确的位置，那就是“礼”，该行走于最光明的大道，那就是“义”。得志，便与百姓循道而进，失意，也能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乱我心，贫贱不能改我志，威武不能屈我节，这才叫做大丈夫。有节操者方可称丈夫。由此看来，节操也就是人的气节与操守。一腔正气，可贯长虹，不虚饰，不苟且，不贪恋荣华富贵，不惧怕权势强力，不以全身而偷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这就是气节。知正道而持行不怠，守本性而遗世独立，行仁仗义，依理遵道，这就是操守。人之节操，存于内则为仁德，化于外则为坚贞，执于行则成义礼，达于人则为典范，说到底，立命处世，节操是人之根本。
据史书记载，李绩，“本姓徐氏，名世绩”，“字懋（音ｍào[茂]）功”。
就是说，李绩原本不姓李，而姓“徐”；名也不单是一个绩，而是“世绩”。也就是说，李绩原本并不叫做李绩，而是叫做“徐世绩”。
并且，徐世绩还有个“字”叫“懋功”，因为“懋”字不大好认，后世把“懋功”讹传成了同音的“茂公”。
所以，李绩也就是演义小说里大名鼎鼎的徐茂公，或者说得准确点，是小说里徐茂公的原型。
徐世绩十七岁参加翟让起义，是瓦岗军最早的核心***之一。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李密杀死翟让後也看不惯徐世绩，让他率领一部分人马出守黎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後投奔长安的唐帝李渊。但王世充实际只占据了洛阳附近的一些地区，瓦岗军旧日的大部分势力范围：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县东）、北到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也就是相当于包括今天山东、河南省大部，以及安徽、江苏、河北一部分在内的广大地区，都在徐世绩的控制或影响之下。同时，徐世绩的手里还有一座储粮丰富的黎阳仓，部下还有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瓦岗军老弟兄。因此，他很自然地成为占据西京长安的李渊、占据东都洛阳的王世充和占据河北的窦建德几大势力争取的对象。
当年冬季，李渊派参加过瓦岗军的魏征“安集山东”，到黎阳劝说徐世绩降唐。徐世绩经过考虑，决心投唐，派长史（秘书长）郭孝恪（音kè〔克〕）去长安晋见李渊，并运粮资助在附近一带活动的唐军淮安王李神通部。
但此时徐世绩采取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不是上表给李渊，而是写了一个“启”给李密（封建社会规矩多，同样是写信，臣子给皇帝叫“表”，下级给上级叫“启”）。
李渊听说徐世绩的使者来了很高兴，但又对没有给自己的“表”，只有给李密的 “启”感到很奇怪。郭孝恪回答说：徐世绩觉得，自己原来是魏公（即李密）的下级，这些人马和土地都是魏公的。如果现在以自己的名义献给皇帝，是利用原来上级的失败来给自己邀功请赏，是很可耻的行为。所以，造了表册送给魏公，让他献给皇帝。李渊大为感动（或者装作感动），说：“不背德，不邀功，真是个纯臣啊！”不仅给徐世绩加官进爵，而且特别地“赐姓李氏”—— 赐给你姓李 ，让你和皇帝老爷同姓，在封建社会里，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自此，“徐世绩”就成了“李世绩”。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就是后来被称为唐太宗的那位），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上了太子。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对皇帝老爷及其父、祖，有时还有太子的名都必须“避讳”。就是说，无论人名、地名、官名，以及公私文字图书记载等等，凡有和他们的名相同的字眼，都必须改掉或去掉。否则，就叫做“犯讳”。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桩很大的罪过，严重时甚至可能掉脑袋。例如，李渊的祖父姓李名虎，在唐人的文字记载中，“虎牢关”就变成了“武牢关”。李世绩的名字中，有一个“世”字和李世民相同。按照当时的习惯，只要重了一个字，都得改掉或去掉。幸而李世民比较开明，做上太子的当月就下了一道命令：依据“二名不偏讳”的古礼，只要不是“世民”两字都相同的，就不须避讳。所以，终李世民之世，李世绩还叫李世绩。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其子李治（就是后来被称为唐高宗的那位）继位。这下可是犯着皇帝老爷爸爸的名讳了，同时新皇帝也有通知，无论犯着“先帝”名讳中哪个字的都得改，李世绩赶紧去掉那个犯讳的“世”字，改名为“李绩”。
至此，徐世绩才完全变成了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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