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荣钧（19686—），男，山东枣庄人，副教授，新疆大学历史学硕士，扬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在《民国档案》、《扬州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报》、《历史档案》、《滨州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中国古代疆域变迁史》、《张仁奎传》、《民国名将张锦湖》、《清代海丰吴氏家族文化研究》等多部著作。现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和近现代史研究。获滨州市社会科学奖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一项，滨州学院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一项。
韩老师就自身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热点问题做了简单的介绍，以及给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建议和期许。
Q
韩老师，您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热点问题一直是大学生关注的话题，您认为现在近现代史的学术热点问题是什么？
韩荣钧
中
国近现代史与与现实不论在时间段上还是联系牵扯上都比较接近，因此近现代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吸引了相当多的研究力量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近现代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处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涌现的历史人物纷乱繁多、留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学术研究方面以往重视的政治史、经济史稍稍回落但远未退潮。当今研究热点多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方面。同学们可多参考近几年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即可看出学界关注的领域及其变迁。
Q
现在大学生不知道读什么书，什么是好书，怎样读好书。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韩老师您推荐给大学生的必读书目有哪些？
韩荣钧
大
学生读书应当做到博与专的统一。读书的范围应当包括提高自身修养和技能的书和自己所学领域的专业书籍。作为大学生当然要注意书籍本身的品味，那些读者群界定为大众的通俗的泛泛之书就不宜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等类似的书翻翻即可。大学生应读经典。社会人士读书一是为提高自身，更多的是为消遣、娱乐。大学生读书也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但主要是提高自身。你是读一个十八岁青年写的书收获多，还是读八十岁老人写的书收获多呢？什么是经典？经过时间筛选的、众口流传的差不多就是经典了。
关于必读书目，同学们可在网上搜寻，有许多，这里我简单提示一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目。
（1）专题史：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柯文《历史三调：作为经历、事件和神话的义和团》；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张玉发：《中国现代史》；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2）通史研究：
严耕望《治史三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萧一山《清代通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乡土中国》。
（3）专题研究：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黎澍《再思集》；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吴雁南、苏中立《晚清社会思潮》；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陈志让《军绅政权》；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在枣庄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涌现出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战国时，齐贵族田文，号孟尝君，受封于薛，门下有食客3000，先后出任齐相、秦相和魏相，是当时名扬四海的显赫人物。薛人毛遂，为赵国平原君门下，自荐出使楚国，说服楚王联合抗秦，“毛遂自荐”被历代传为佳话。汉初薛人叔孙通才智过人，被汉高祖刘邦拜为博士，后为太子太傅，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西汉曾县人匡衡，自幼勤奋好学，曾流传“凿壁偷光”的故事，在朝迁中官至太子太傅、丞相等职，被历代推为名人。明隆庆进士贾三近学识渊博，曾两次出任现南京光禄寺卿，据考证《金瓶梅》作者即为此人。另外，墨子、滕文公、疏广、疏受等都是枣庄人享有千古盛名的历史人物。
自1917年（民国六年）起，微山周边存在多股土匪势力（当地俗称“马子”），其中以占据抱犊崮的孙美珠、孙美瑶为首的一股势力相对较大，他们常在夜间下山，到滕县及微山湖周边绑票勒索、为害一方。后来更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北洋政府派官、兵、绅、匪等社会各界力量前来协调解决，如青帮大佬张锦湖、黄金荣，滕、峄两县的士绅名流赵景文、黄以元等，一时风云际会，冠盖云集。更有黑帮势力插手其间，暗中煽风点火、浑水摸鱼。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曾亲自带兵剿匪，亦未能奏效。
时间已是1932年前后，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微山湖一带旱、涝、蝗、雹等自然灾害连年相继，匪灾并发，百姓苦不堪言，“人食树皮”、“饿殍载道”等记载屡屡出现。
为把蔡亦奇赎回来，郝氏变卖了金银首饰和家中田产，加上天灾人祸，蔡家的日子更是愈发困难。为了生计，郝氏带着映晴、亦奇走街串巷卖起了针线，兼着给人家做点针线缝纫的手工活，鸡追狗撵、风餐露宿、聊以为生。
再说那蔡映晴，如今也是豆蔻年华，从小心灵手巧，人也生的秀气，云容月貌、柳眉杏眼。富家**的衣裳都找她缝制，甚是讨得她们欢心。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映晴是个美人胚子，不巧被那北乡的杜财主看上啦。
提起那杜财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属于当地有名的恶霸。微山湖区自古就是舞枪弄棒之地，有枪便是草头王。湖区不到百里之地竟拉起了数十股队伍。较成气候的就有田陈的丁三黑、岗头的申宪武、杜庄的杜光典、费庄的费光千等。
那杜光典便是杜财主，靠着手里几杆子枪，称霸乡里，人送外号“杜司令”。
“杜司令”的侄子杜晨飞正好也是弱冠之年，整日随着他大爷杜光典鬼混。想必是自己看中了映晴，于是便嘀咕媒人撮合这段婚事。
这孤苦的娘仨无依无靠，现在又遭恶霸提亲，也不敢不允。郝氏寻思成了这桩婚事，亦奇也有了个靠山，日后定不会被恶人欺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真是：
夫妻本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
儿女原是宿债，欠债还债，有债方来。
后来匪患渐平，县长赵景文在任三年，政绩卓著，离任时万人空巷，倾城相送，民在县城东关立“纪恩碑”，正面刻“后来其苏”四个大字。
“纪恩碑”铭之于石刻、存之于山川、昭之于日月，那既是天然的石碑，亦是百姓的口碑！
又云：高碑透玲珑，述说多少往事？运河通南北，荡涤无数冤仇！
注：
“后来其苏”者，出自《尚书·仲虺之诰》：“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的好官，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黄金荣能够在上海滩真正发展起来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吃软饭”靠自己的老婆之外，还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冒充青帮弟子，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大肆宣传，很快就引来了大批的追随者。这个举动无疑是冒险的，尤其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种自杀行为。那么当初是谁给他的勇气这样做呢？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把一个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黄金荣也是在被逼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其实远没有这么肤浅，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得了解一下青帮这个组织。
它诞生于雍正年间，当时恰逢国家经济衰败，国库亏空，乡间饥民处处可见。雍正上台后一看这种局面，于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其中一点就是加大水运的利用。因为陆运的话，效果非常差，而且资源浪费严重。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是个挑战。正好利用京杭大运河开始运输粮食，救济灾民。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雍正刚提出这个意见，当时就有三个人站出来准备承包这个项目，他们就是翁岩、钱坚、潘清。通过在朝廷的人脉掌管了大清朝的水运，成立梁船帮，也就是后来的青帮。追根溯源这三个人就是青帮的创始人。
晚清时期，中国有三大帮派，分别是青帮，洪帮和白莲教。白莲教咱们就不多说了，一群乌合之众搞得跟传销组织似的。洪帮的规矩是：进了我的门，不管年龄大小都是兄弟，即使原来是父子，成为了洪帮的人这层关系就变成了兄弟。青帮不一样，青帮实行师徒制，进门必须要拜师，而师父就算是你的入帮介绍人。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大举进攻中国。上海作为最早开放的一批通商口岸，这里从一个小县城逐渐发展起来。青帮开始在这个扎根发展起来。当时作为外来帮派，贸然抢占本地帮派的地盘肯定会招来抵触。于是这些组织之间开始用了足以直接的办法：斗狠！谁狠谁留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滚油锅里捞铜钱，青帮每次都获胜。靠着这个不要命的精神，开始逐渐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话说黄金荣这边，他知道青帮在上海滩的地位，于是一心想要进去。妻子林桂生算是青帮的重要成员之一，但总不能让黄金荣拜妻子为师吧。于是在林桂生的支持下，他开始宣称自己是青帮大字辈张锦湖的徒弟。我们知道青帮的辈分排名是按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张锦湖是属于大字辈，那么黄金荣就是通字辈，后来的杜月笙是悟字辈。
中国就是人情社会，林桂生在青帮有人脉，所以可以保证黄金荣没有性命之忧。还有就是青帮需要扩充实力。上海龙蛇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各大帮派和军阀势力错综复杂。青帮要想在上海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要收纳许多的门徒，况且当时的黄金荣也不是一般的小喽啰。
他虽然曾经是“小瘪三”，但有勇有谋是出了名的。单凭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的小流氓，青帮当然也需要这样的人才。还有一点就是黄金荣的身份——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长。虽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职，但是对青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青帮主要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本来会想着黄金荣的加入只要能够让青帮在法租界能够畅通无阻就行，却没想到他此后的发展如此厉害。那么青帮又是怎么判断黄金荣的影响力呢？一是靠林桂生的宣传，二就是黄金荣的靠山，法租界总巡费沃利。他在法租界是说一不二的地位，黄金荣就是此后也是仰仗他在租界肆意妄为。除了这些还有最重要的原因。
《上海青帮》一书中详细记载：青帮本来就有传统，可以冒充但你不能抵赖。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外冒充是青帮哪位前辈的徒弟，这是符合青帮规定的，他们不会找麻烦。但是你冒充之后就不能再往外摘了！到死你都是这为前辈的徒弟。假如说黄金荣冒充自己是张锦湖的徒弟，如果张锦湖要是有什么事，黄金荣必须不要命往前冲，履行一个徒弟的职责。否则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当时黄金荣作为青帮之外的人，肯定是不知道这个规矩。毫无疑问是林桂生告诉了他，这也算是一次豪赌，黄金荣赌赢了，从此成为了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对于自己的“师父”张锦湖也是极为尊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黄金荣虽然是流氓出身，但是自己为了争取想要的生活，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当然，这种魄力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面对困难，处于生命低谷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就比坐以待毙，安于现状的那些人强。黄金荣只有一个，但是你，也是独一无二的！
集邮界里所说的土匪邮票是指1923年5月6日发生的土匪劫持火车并扣留火车上的乘客（39个外国人和30个中国人），这些被劫持的人质连夜被押送到距离临城35公里的抱犊崮上看押起来,等待被赎回。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史称民国第一案——临城大劫案。
在随后展开的与土匪的谈判中，美国救援团在火车上的办公地点距离抱犊崮有20公里，他们雇用劳动力每天向抱犊崮山中运送生活物品，并带回被劫持人写信给亲朋的书信，请救援团代为邮寄。救援团中有人就火车上放置了一个粗糙的木箱用作信箱，并在上面用漆写上“Band It Post”,翻译成中文就是土匪邮政。这样山下救援团和被劫持在山上的人员之间开通了“通讯”渠道，就在这条通讯渠道上产生了贴附在实寄信封上的带有面值类似于邮票式样的标签，这种特殊的邮票被称为抱犊崮“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分为5分和10分两种，木刻制版，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劫持人质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用红色纸张印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把“5CTS”刻成“50TS”以致成了错票，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邮票，但使用时仍当作“5分大洋”。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使用**的纸张印刷。邮票周围有花边，上面印着:“PAO TZU KU BAND IT POST”翻译成中文为“抱犊崮土匪邮政”。
后具当事人克劳在《抱犊崮匪邮之真相》的回忆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制作“土匪邮票”的目的：乃游戏之作，不过是为了打发一个无聊的下午而已。虽然不一定这么简单，但从美国人普遍乐观、调侃的心理状态看，此说还是比较可信的。“土匪邮票”是克劳和麦根二人的游戏之作，不具合法的邮资凭证效能，信件到达克劳和麦根手中转寄时，他们将中华民国的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当时这些信大都寄往上海，“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许多邮商和集邮者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得到“土匪邮票”,有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高价购买。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作为邮件的一种通行标识，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求购信后，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将每种邮票各加印300张，寄给上海的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于人质寄信的费用。
文/孙清鼎
宋代滕县有一名园，因位于城西，曰“西园”。苏东坡、贺梅子曾到此游览，并有诗记之。
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当时滕县为徐州辖，县令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第四子范纯粹。苏轼对范文正敬仰已久，对其子范县令称之“同僚”，“一见如旧”。此时，滕县“高明硕大”的116间公堂吏舍刚刚修葺一新，苏轼见之认可，写下《滕县公堂记》文。
城外有一西园，苏公到此兴浓，联想到树木与树人之事，写下《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以记其游。
苏轼所记滕县公堂至今已近千年，几经修复，老县衙旧址犹在，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苏、贺两位先生为之题诗的滕县西园又如何呢？
苏轼游西园是在元丰元年（1078）秋天，所记西园景象是：
元丰八年（1085），也是秋天，贺铸由徐州往郓州路经滕县，写下《滕县时氏园池》诗，其描写是:
从两位先生的诗作可知，当年西园花木繁茂，水绕楼台，是一处颇为幽雅的园林。雅园，必由雅士建造；问其园，当思其人。
苏轼游“时同年西园”，“同年”为谁？贺铸所记“时氏”，“时氏”安在？诗传于世，读者对此心有疑问。
滕州有宋代《李氏茔域香幢记》拓片传世，书写人是“漷阳时效”，书写的时间是“大观丁亥”（1107）。可见当年滕县果然有时氏，时氏家族果然有文化人。
清同治年间，云间王宝建先生在读滕县《香幢记》拓片札记中说：
“漷”，滕州河名，《水经注》有注；“黄冶山”（黄来麟）滕人，清道光辛卯科举人，此人曾为西园遗石作记。以王宝建之意，时效或是西园主人“时同年”。
大观丁亥年，距苏轼游西园已过去29年，此时坡公也已离世6年（享年66岁）。倘若园主“时同年”是长寿老人，即使年龄稍大于坡翁，应是耄耋之年，在世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时效就是“时同年”吗？仅以一香幢书写者证之，想来有些勉强。
就在滕县李氏立香幢十多年后，又有画竹石刻问世。此石与苏轼及时氏的关系颇为密切，探寻“时同年”，不得不说此石，惜王宝建未见此跋，恰如黄冶山未见李氏香幢拓片，若王先生见之，当不会推测时效为“时同年”了。
苏东坡与时氏交谊不只是赠一诗，还曾赠一画。明代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二笔）有：“沛县儒学大门，嵌壁有东坡竹二枝。跋云：
清代金石家韩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亦有《苏文忠画竹石刻》跋文，此石亦见于沛县，全文92字，比李记跋文少41字，末署
两文皆取于沛县嵌壁石刻，所记同一事，何以相差如此之大再看民国初年编印的《沛县志》：
此记较为明晰，一是跋语、立石者乃父子关系，徐州人（宋代滕属徐州）；二是跋语及立石者与明代李日华所记相符；三是民国初年石刻尚存其一。那么，清韩崇所记何以无跋者，立石人亦有不同？莫非是宋刻画石因年久字迹磨泐所致吗？因未见原石及两跋文拓片，不敢妄推下去。然而，李记题者“时敦”刻石，与《香幢记》署“时效书”相距仅14年，此二人或是一人，或是同辈也说不定。一人，“敦”“效”乃有一石刻漫漶鲁鱼亥豕之故；同辈，因二人姓名皆是二字、皆有“反文旁”而推之。
画石跋文之“先生”，苏轼也；“山阳掾”，作者叔祖也，其叔祖或许就是“时同年”，即苏轼所赠诗画之人。此画石跋文为考证“时同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给人留有问题：一是《宝铁斋金石文跋尾》说到此事，有“特无从考其名号官爵耳”之叹，以仍不知其名字、事迹为憾事。二是民国初年，滕人生克昭先生编印的《滕县金石志》收入铁宝斋画竹石刻跋文，文后有胶西柯昌泗先生语：“此石自当在滕，不知何时流传邻境，遂得移置沛县书院也。”滕人时氏所刻画石，为何嵌在沛县书院的墙壁上？
当代出土文物解答了第一个问题。1988年秋，滕州南郊植物油厂院内出土一座宋代石室墓，有石刻《故时公墓志之铭》，志文974字。文首是《宋故朝请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知阆州军州事上护军借紫时公墓志铭并序》，“兵部外郎知制诰吴奎撰”。正文说:
时旦翁卒于天禧辛酉（1021），葬于至和三年（1056），肯定不会与苏轼有交谊，但此人有“男三人”、“孙男五人”，其孙男“庆基、化基并举进士”，这就与坡公“同年”有涉了。
《六砚斋笔记》跋文：“先生与叔祖山阳掾，暨先大夫同榜雅契。”昆仲“并举进士”，看来时氏与坡公同年有二人，那么，谁是“山阳掾”呢？另有吴奎为时旦之子时舜举所写《时府君墓志铭》，其中记载，时化基做过“楚州司法参军”，而“楚州”（今江苏淮安）旧称“山阳”，据今滕州时氏族人考证，时化基先生就是苏轼赠与诗画的“时同年”；所谓“同年”，乃是至和三年、嘉佑元年（1056）同年“乡贡进士”。此考确否？未见他论。以时旦翁葬于至和三年二月廿六日看，此时“乡贡进士”也未必考试。当是时旦葬日并无墓志铭，其子时舜举去世后，两个墓志铭一并请吴奎撰写，如此，“同年进士”云云可通。
至于滕人石刻何时嵌壁于沛县书院，此事查阅古籍可以找到答案。
《金史·地理志》载，滕州辖三县一镇（滕县、沛县、邹县、陶阳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中有金大定三年（1163）立《清凉院尚书礼部牒》石刻，文首有“滕阳军沛县”句，韩崇“按沛县唐属徐州，金改属邳州，后属滕州，故有滕阳军之名。”原来沛县与滕有隶属关系。
《读史方舆纪要》说沛县：
据此说，沛县不仅隶属于滕，滕州驻地还曾设在沛县。
画竹石刻作于宣和辛丑（1121），刻石之时正是“苏书之禁未弛，碑石多遭凿毁”（柯昌泗语）之年，画石虽刻出，也未必能公之于世。6年后，1127年12月金兵攻河南、山东、陕西；1129年金兵破徐州，连年战争，人心惶恐，或南迁、或躲避，此石更无嵌立之理。但是，自金南侵统治稳定后，金石之事复以为常，大定三年（1163）沛县立《清凉院尚书礼部牒》，据民国初年《沛县志》载“滕、沛官吏衔姓”列其上，可见那时滕、沛隶属关系已经确立。滕州驻地于沛城之时，或征用滕县之物；或时氏后人任职于儒学，主动献出；或时氏家族因避兵南迁，画竹石刻已成无主之物，滕石嵌于沛壁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近千年，因苏轼而起的滕县西园主人“时同年”总算已有一说，其西园又怎么样了呢？
上述清代王宝建《<李氏茔域香幢记>跋文》，有“元林君《静乐园记》指时氏园为德邻”句，说的是元代林应开先生写有滕县《静乐园记》，此文载于滕县旧志，文中有“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之言，说明时氏西园到元代或存在、或可指看旧地。查滕县现存最早旧志（明万历十三年）记有静乐园，不见西园。
清代康熙五十六年《滕县志》对静乐园记之依旧，而新增“艺文”却没有收入苏轼、贺铸滕县西园诗。贺诗或许流传不广，苏诗当不罕见；明代《滕县志》“选举谱”，对苏诗曾提及“而苏轼同年见诗文，名氏不存焉”，清康熙滕志因之，何以苏诗未收入志，以为孤诗难证其园吗？一代名园西园真的是湮没无闻了。直到清代中期，滕人黄冶山先生得到西园遗石，作文记幸，这才把沉睡数百年的西园意识在滕地唤醒，清道光二十六年《滕县志》后补本，始把苏轼西园诗入志。
1980年代，滕人李祥麟先生对西园故址做过考证。他依据林应开《静乐园记》“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及滕县旧志载静乐园“在城西南隅”之说，推之静乐园“按方位考其遗迹，即民国年间之刑场‘鳖盖’处，位于今滕州市荆河路与新兴路交叉路口迤东。其西北角时氏园亭，当位于今工艺美术楼迤西北处。”滕县曾有俗语“鳖盖”之地，就在城西南护城河外，应该说李先生所推西园故址大致是不错的。看苏、贺先生诗，西园不仅花木众多，而且可在池水荡舟，此园不小，其确切起止处，已不可知。
滕州老城外西南不远处，现有地名“西南园”，是否与西园故址有牵连，现也难以细考。
据《滕西办事处志》记载，清末民初此地多有私家园林，最有名的是徐家花园和陈家花园。徐家花园用地60亩，清代历城画家郑谟先生曾为此园作画；后来此园转卖给民国名将张锦湖先生家用。
陈家花园用地8亩，园主原为毛家，后转卖给刘家，再转卖给陈家。
还有东花果园，先为徐氏、后为朱氏所有，用地22亩。抗日战争期间，滕县西关外秦家建一苏州园林式花园，王学仲先生在花园落成前应征写一对联：“不爱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
当然，这些花园现今都不存在了，说来西园和静乐园存世的时间还较长些，西园更是因名人效应而影响深远。
孙清鼎 :枣庄市公路局退休职工、文史学者，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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