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
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
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
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
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
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
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
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
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
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
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
、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
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
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
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
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
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
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
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
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
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
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
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
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
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
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
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
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
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
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
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
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
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
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
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
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
，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
、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
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
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
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
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
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
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
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
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
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
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
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
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
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
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
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
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
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
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
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
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光年, 长度单位，一般被用于衡量天体之间的距离。字面意思指：光在宇宙真空中沿直线经过一年时间的距离，为9,460‘7304’7258‘0800米。因为天文数据太过庞大，需要更大的单位进行大概的描述。
光年，一般是用来量度很大的距离，如太阳跟另一恒星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单位。在天文学，秒差距是另一个常用的距离单位，1秒差距=326光年。
在一儒略年（定义值为36525日）的时间中，在自由空间以及距离任何引力场或磁场无限远的地方，光所行走的距离。因为真空中的光速是每秒299,792,458米（准确值），所以一光年等于9460730472580800米。
宙中天体间的距离非常大，如果以最常见的千米为单位计算非常麻烦，以光年为单位来计量就容易多了。光在真空中一年所经过的距离称为一个光年。光速在真空中约为30万千米每秒，也就是3×108米每秒（儒略年长度约等于36525日，以2000年1月1日(记作J20000)为标准历元）所以，一光年就是94607×1012千米。
世界上最快的飞机可以达到每小时11260千米的时速（2004年11月16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飞机最高速度纪录是11260千米/小时）。依照这样的速度，飞越1光年的距离需要用95848年。而常见的客机时速大约是每小时885千米，这样飞1光年则需要1220330年。目前人造的最快物体是1970年代联邦德国和美国NASA联合建造并发射的Helio-2卫星，最高速度为每秒7022千米（即每小时252792千米），这样的速度飞越1光年的距离大约需要4000年的时间。
1676年以前，人们普遍相信光的传播是不需要时间的。1676年，丹麦科学家OC罗默首先作出了光的传播需要时间的设想。1671年，罗默开始观测木星的卫星（木卫一）。他发现木星掩卫的时间（由木卫一躲到木星背对地球的一面开始到它再次出现于地球到的区域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不是一个定值。当木星离地球较远时，掩卫过程所用的时间更长。1675年，法国的天文学家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开始设想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光的传播需要时间。然而，他在不久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原始时代不算，从上古时代算起。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随后是三皇五帝时期。
之后是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470年。
之后是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延续554年。
随后就是周朝，周朝又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两个时期。
据此计算，黄帝时代距西周建元约1671年。
清朝中期大约是1728年—1820年。
清代中期（乾、嘉二朝），四川地区仍然很不太平。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虽然清政府最后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从嘉庆元年到十年（1796—1805），白莲教在四川也接连起事，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
据统计，为了镇压白莲教，清政府调兵达十余万。四川总督勒保奏：“嘉庆初年，四川乡勇即至三十六万，故全川得以保护”。到战争结束之时，所调清兵及乡勇至少有50万人以上。
这场战争造成海内虚耗，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期的战乱，对四川经济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
扩展资料
川楚白莲教乱爆发初期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
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发起反抗。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
各路教乱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教乱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教乱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乱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发动暴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川楚白莲教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朝
康熙甲戌年是公元多少年
甲戌年九月巳刻，秦余山人俟遗属，付寡媳华氏，临危之笔。
这是清初明末遗民徐枋的绝笔。
文中的甲戌年是指清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此时距离1644年崇祯帝已经过去50年，距离1662年永历帝被杀已经过去32年，距离1683年最后一个奉明朝正朔的明郑灭亡已经过去11年。
文中的俟、秦余山人是徐枋的号，号也就是中国古代人在名、字之外的自称。
写下绝笔的时候，徐枋已经73岁，他的家族亲属已经消亡殆尽，只有儿媳华氏和年仅四岁的孙子徐夏官陪伴在身边，在徐枋去世后，华氏和徐夏官在之后也相继去世，徐枋的直系血脉断绝。
国变
徐枋本人出生于明朝的官僚世家，徐氏家族从六世祖开始一直代代为官，徐枋的徐汧进士出身，改庶吉士，升迁至右春坊右庶子。在明朝这是可以进入内阁的资历，他也参与复社的斗争。南明建立之后，徐汧被启用为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
由于家庭环境的优越，徐枋自幼和江南士人名流相交，其中很多人都是复社名流，比如郑敷教、陈子龙、朱集璜、杨廷枢等人，这些都是徐汧的朋友，也是徐枋的长辈和老师。江南的学术环境也使得徐枋成长很快，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21岁的徐枋便已经在乡试中中举，可以说大好前途就在眼前。
但是此时的明王朝却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北方的天灾和人祸使得大批农民走向明王朝的道路，李自成在1642年已经发展壮大，而关外的满清对于中原垂涎欲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崇祯帝而死，随后清军在吴三桂的邀请下入关击败李自成夺取，同年弘光建立。公元1645年清军南下，弘光的首府被清军攻占后，苏州、常州相继陷落。
这对于明朝的高级徐汧来说是双重打击。1644年崇祯，很多名节自励的已经殉国，徐汧并未选择反而加入弘光，自然是希望中兴。但1645年弘光被击败，明朝的再度覆灭。作为高级官僚徐汧不能为效力拯救，反而看到灭亡，自然心生痛苦，加之自己的儒家名节思想，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之下，徐汧选择在六月十二日在苏州虎丘新塘桥投水自尽，为明朝殉节。
范石夫《朋旧尺牍跋》记载徐汧时的情形，这是一名儒家为自己的献身，也是一名高级为灭亡的献身：
勿太史当先帝之变，已义不欲生，避迹虎丘之长荡。一泓秋水，朝夕徘徊。乙酉六月十二日，有剃发之令，默无一言。是晚月明如昼，以酒犒诸从，躬倚船舷，对月独坐，突跃入水中，人不及救。”
按照当时的惯例，很多都会举家，但是徐汧却没有这么做，或许是他怜悯自己的24岁的儿子。当时的徐枋还在生病当中，惊闻噩耗一度想要追随投水自尽，但是徐汧临终前遗命徐枋：
“吾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长为农夫以没世，亦可无憾”
这道遗命说了三点：徐汧是自己的选择，但是他要自己的儿子徐枋活下去，同时让徐枋选择以农夫的方式生活一辈子。
很多许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做一个农民不是挺好的吗？实际上没有理解徐汧真实含义。徐枋此时已经是举人身份，徐氏家族在江南也是士族家庭，这正是清朝者十分需要拉拢的对象。要知道清朝初年由于缺失，十分需要人才，甚至派人强行扣押隐逸的明朝士人为官，徐枋本人是可以被清朝征召为官，并且为满清效力拉拢江南的士人。徐汧不希望儿子为满清效力，于是要求徐枋做一个农夫和满清隔离开。
但是对于徐枋来说，这又是一种苦难。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家族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士人是的寄养，通过为效力从而拿去俸禄生存，本身是没有生存技能的，徐枋作为士人，他的前半生是通过读书考取科举来做官作为事业，他本不会种田，徐枋不做官这意味着他此后的人生必定贫寒和困苦，但是如何做一个农民将是此后近五十年徐枋的要实现的目标。
父辈抗清的失败
徐汧去世前不久，满清下达剃发令，剃发一般人都知道，也就是把头发剃成金钱鼠尾辫。剃头发这种事情在现代已经稀松平常，但是在古代却是一件大事。很多人喜欢用汉族的习俗来说明满清者的蛮横，但是在实际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作为发达文明的虽然在军事败于满清，但是在自我认知范围中依旧是以文明人和优等自居，把顺治皇帝和多尔衮代表的满族者视作关外的野人部落，所以在看来自身的生活习惯自然是文明生活的一种方式。顺治帝和多尔衮对的心理状态十分清楚，于是强行推行剃发令，让金钱鼠尾辫成为的象征，消除的自尊，让每一个看到自己的头发就知道自己是奴，这种象征性的羞辱感自然激起了的反抗。于是发生了江阴八十一天，嘉定三屠等等。
而徐枋的长辈们正是在这种反清中相继去世：
与徐枋的徐汧相交的杨廷枢，也是徐枋的同乡长辈。1645年起，杨廷枢投身反清斗争，因为被人泄露消息，在外躲避后继续斗争，此后当地士绅出走，杨廷枢留下为抗清义军筹粮未走，1647年参与清朝提督吴胜兆据松江府抗清的行动，吴胜兆因为事败被杀，杨廷枢被清军逮捕杀害。死后被门生安葬。忘年交也是长辈的陈子龙。陈子龙在弘光灭亡后多次义军反清，而且坚持不剃发，1647年陈子龙参与吴胜兆，此后被清军收捕，再被押送前往的途中，陈子龙跳水，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首，弃尸水中。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授业恩师朱集璜，朱集璜在昆山县参与抵抗清军南下的守城行动失败，之后投水自尽。《明季南略》记载，朱集璜被清军逮捕杀害。
而徐枋本遭受了剃发的羞辱，在去世后的大概四个月，当时为了躲避剃发的徐枋在松陵，结果被清军抓捕，在大徐枋拒绝下跪，结果被清军把头发剪去。对于士人徐枋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很多士人都是忍受不了这种屈辱而，当时徐枋却选择活下去，因为他牢记的遗命：活着。
另一方面父辈的抗清精神也很好激励了年轻的徐枋，他在此后也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他曾经也参与明朝遗民的联动，试图秘密抗清行动，一方面是四处搬家，这里固然有其他生活原因，当时也有反清复明的原因的秘密联络有关系。
1646年到1648年，徐枋在徐汧墓前结庐居住，取名“居易堂”。1659年前往积翠山1660年前往邓尉山1661年来到梁溪常1662年在灵岩弘储的帮助下定居天平山上沙村
而弘储支持反清复明的行动，徐枋作为弘储的“布衣”在暗地里四处联络明朝遗民，当时有大量的明朝遗民。而且徐枋与自己的姐夫吴祖锡 密切，吴祖锡曾经效力于永历和鲁监国，又在郑成功、张煌言手下做事，徐枋和吴祖锡 很显然是为了反清复明之事。但是反清复明的行为由于清朝稳固而逐渐消散，于是做一个遗民成为徐枋的选择。
活着的痛苦
徐枋在做遗民的时候，困境 于生活的贫苦。徐枋的家族本身由于是士族家庭，一般都会有田产，徐家也有六顷土地，不过是家族共有，徐枋一家可以从徐家集体所有的六顷田产一些田租生活。但在1661年，康熙帝为了江南反抗清朝的情绪，下令要求江南的田赋把十年以来的全部交清，由此引发奏销、哭等案，徐枋由于是徐家主事的人，于是承担全部责任，选择逃亡，最终徐枋失去了全部的生活 。
明朝的遗民在失去生活 之后，各自发展了自己的谋生手段，黄宗羲办书院教书，巢鸣盛种制成小盒子，徐枋不会种田，维持温饱的手段是卖画，不过他的画他并不签名，因为他这种卖画并不是指望发家致富，而是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卖画。
其实徐枋作为遗民在康熙朝之后在江南名声很重，很多人钦佩他的节气从而众筹出钱买徐枋的画作，另外也有很多有钱人都希望买徐枋签名的字画来显摆身份，所以徐枋想要靠卖画维持温饱其实很容易。但是他没有选择做一名画家生存，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徐枋才画作维持生存，毕竟他一直遵守遗命活下去。生活的贫苦使得徐枋的家人先后离世，徐枋的四个儿子由于营养，长年挨饿导致身体损伤最终先后去世。唯一的女儿因为冬天缺乏保暖的衣服染上寒疾在3岁时去世。
徐枋本是不断染病：
1657年十一月初九日，徐枋突然身患重病，呕吐不止，不能进食，以至于到了十二月都没有排便，到了正月徐枋一度认为自己命不久矣，想要立下遗嘱，最后还是在医生的治疗下生活了下来，不过徐枋由于身体损害已经两鬓斑白。1671年，徐枋身患血痢，病痛两个月才逐渐恢复。1673年八月徐枋大病一场，病了一个月以至于翻个身体都需要家人的帮忙。期间姐夫吴祖锡，最后又是大病，直到九月末才复原。1675年，在为另一名明朝遗民，也是同属“海内三遗民”的沈寿民做传时发病，最后还是恢复。
其实徐枋想要荣华富贵也很简单，清朝对于明朝遗民的招抚并未停止，尤其是自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康熙曾经大肆招揽明朝遗民，在康熙九年（1670年），十二年（1673年），十三年（1674年）先后三次收录遗民，不过大部分明朝遗民依旧不与清朝合作，最后康熙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搞出了博学鸿儒，不过依旧只有100多人参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西巡到西安，想要见一下明朝遗民李颙，可是李颙也只是让儿子带着两本自己写的书进献给康熙，并且推辞不见。
而作为清朝的儒学，一方面代替康熙招揽明朝遗民，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士人，他们也想见一见这些气节之士。徐枋作为“海内三遗民”，很多清朝对于徐枋十分钦佩，都想帮助徐枋或者慕名见上一面。
川湖总督蔡毓荣想帮助徐枋，但是不敢直接帮助，于是托人送上药材，但是被徐枋拒收。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斌担任江苏巡抚，汤斌十分仰慕徐枋，几次前往天平山上沙村，就是为了见徐枋一面，而且还是采取以平民的身份相见，但是徐枋依旧拒绝见面。江苏巡抚宋荦仰慕徐枋为人，在徐枋去世后想要出重金抚恤徐枋家人，依旧被华氏母子拒绝。
作为遗民，徐枋靠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艰难得和世界做抗争，虽然苦难重重，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
去世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徐枋写下绝笔后去世，家族之中只有儿媳华氏，以及孙子徐夏官存活，好友百以及外出未归的潘耒作为托孤之人。由于徐氏家族因为1661年清朝清查税收的事情和徐枋闹翻，拒绝徐枋进入祖宗的。儿媳华氏一方面拒绝了江苏巡抚宋荦的捐款，一方面想要卖掉草堂埋葬徐枋，但是被潘耒阻止。
潘耒自身为徐枋寻找葬费。而周茂藻也在遗民中为徐枋募捐，但是大家都很穷，都筹集不到经费，最后是徐枋的好友遗民戴易卖字得到了40多金，随后潘耒筹集了70多金，买下了一块地得以安葬徐枋，此后戴易再度卖字筹集30多金种植松柏，徐枋的葬礼才得以成型。
至于华氏和徐夏官在徐枋去世后困难重重，最终也相继去世。
徐枋的绝笔之所以让人感慨万千以至于潸然泪下，是因为徐枋的一生正是中国历史上气节的象征，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无数的士人，武将，王公贵族为了荣华富贵而丑态百出，诸如洪承畴、吴三桂之流不惜充当，挥舞屠刀砍杀本族为满族者效力。但是却有一批士人为精神与满清者相抗争，他们目睹先进的文明地区被屠戮，从而奋起与满清者相抗衡。徐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士人精神的一个体现，这些儒家士人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个道理：什么叫操守。
作为一名明朝的“孤臣子”，反对“融合”的士人，徐枋的一生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历史留下的只有自己的操守和气节，以及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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