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都是一个人的身份，名字在古代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在现代，它只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代号，如果人没有名和字，彼此之间就无法进行交流和认识，所谓的沟通也就不存在。
在很多历史学家们的认知中，人的名字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而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给一个人取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会跟其一辈子，而且现代人的名字更可以体现出父母辈对其后辈们的期望，在古代也是如此，人的名字也显现出父母们长辈们的期许。
名和字最早出现在我国三皇五帝时期，当时有了跟母系有关的姓氏，三皇五帝以前的社会是母系社会，很多孩子都是跟母亲姓，而不知道父亲，姓也就是名，姓只是作为一个部族的代号，一个部族的名称，而所谓的氏是作为一个人在当时所处社会的地位，比如爵位或者是官职。
之前曾有不少历史学家经过探查发现其实名和字可以最早追溯到远古时期也就是最原始的时期，当时我们的祖先都是过着群居的生活，由于一个群族人数比较多，因此为了区分，就把人群分开并且以一个代号作为标志，也就是所谓的姓。
考古专家对远古时期人的姓做过研究，发现当时的人在白天是通过人的外表来区分，可是到了晚上就只可以通过人的姓来辨认，不过只是区别于群部族与群部族之间，而无法在部族内部进行辨别，因此后诞生了字。
在远古时期经常出现重名的情况，因此字便成为了原始人部族内部之间到了晚上相互辨认的依据。无论是在远古时期还是在三皇五帝之后，人只有拥有姓氏和和字才表示这个人是存在于社会的。而当时人的名其实和当时的部族图腾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名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个部族，而不是个人，与之相区别的是他们的字。从这点来看，古人的名和字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现的时间点上。在远古时期，最早出现的是人的名，名是一个部族的名号和图腾，比如共工和神山以及轩辕，这些名都是一个部族的图腾和名号而不是他们的字。
据《礼·月令》所载：“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这里面的号也就是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古人的名是在外面使用的，也就是说当古人在外面的时候用的是名而不是字，名相当于是官方化的，象征的是一个家族，而字只用于家族内部，也就是私人的称谓，当古人在家里遇到了同族的人就不会用名去称呼对方，而是用字相互区别。从这点来看，名和字不仅出现时间不同，而且古人对他们的用途也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古人有了名和字，语言也就形成了系统，有了名和字，古人就可以与陌生人进行没有障碍的交流，不过古人在交流的过程中是十分忌讳直呼彼此的名的。
在原始部族的观念中，他们对自己的部族十分信仰的，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神圣的信仰，当一个人获知了对方的名，也就相当于获知了对方的机密，识别出对方的出身，因此彼此交流不可以说出名，而只是用字。
这也是为何当时古人会通过用字来加在名的后面的一个原因，古人认为藏匿自己的名对对方而言不好，不如在名的后面加上一个字，将名藏匿起来，有了字之后就不会担心对方识别到自己的信息，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
古人在一般的场合如果向对方介绍自己，用的都是带有字的假名而不是真名，只有当遇到了重要的场合时，有必要向对方证实自己的出身，才可以说出自己的名和字。所以古人的名和字用的场合是不同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名的地位要比字更高一些，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字的出现其实也是古人对一种事物的意象的认知所形成的产物。
《诗经·大雅·生民》中对字有这样的记载：“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这里的意思是说女人和男人在小的时候是没有名的，而名需要等到成年也就是及冠之年才可以给，人生来就有了名却没有字，而到了成年才由长辈冠之，以表示成年，名和字出现的时间差异不仅表现在起源上更突出在古人是先有名还是先有字。
因此，字的出现也说明了古人当时对神灵和避讳制度是何等的森严，古人对纲常伦理很是在乎，尤其是重视自己家族的荣誉。如果一个人在外面使用了自己家族的名，无论是干了坏事还是干了好事对于家族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古人所处的社会等级森严也造就了所谓的字。在商周时期，人们取其字并非是为了迎合帝王天法而是人事，取其字是为了保护自己，团结部族而不是为了避讳帝王。
另外，古人对待名和字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古人生来就有了名而没有字，只有到了加冠礼才可以有字，而且给字并非像现代人那样取名字简单，而是有繁杂的礼节，需要举行仪式，也就是加冠礼。
在仪式上，成年的孩子们接受长父的训教，长父则给孩子字，这也意味着父亲必须承担起父亲的义务直到孩子成家立业。而当古人死后，只是留其字而不留名，这一点在商周时期最为显著，商周时期以尊神，不可触犯到帝王，当时的统治阶级包括诸侯公卿大夫死后也是只用其字不用其名。
再者就是古人一开始对字是很有讲究的，一般不取双而是就一个单字，即使有双字的时候，中间的字也是没有用处的。比如子冉，中间的子没有实际意思，只是为其后面的字衬托。有时候，孩子的字有大的意思就会在中间加上一个没有实际意思的字加以压制，古人取字不宜大也不宜小，就像秦人时期，公子西华中间的子就没有，是被省略的，而是直接称呼为公西华。
名出现在远古，而字出现在周，名和字一开始本就不是一体，过了2000多年，名和字才融合为一体形成人的身份符号，名字普遍形成了合二为一是在中世纪。
不过当时也存在名和字相分开的情况，就包括现代，在民间也有人使用小名和大名，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文雅之人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喜欢先介绍自己的姓氏然后说某某字，或者是单名一个字之类的。可见名和字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在现代，字比名更为重要，在现代，同名的非常多，有同名的人甚至会有几千万人，可是同字的人就很少，因此古代人所重视的名在现代地位却没有字的高。
随着人类语言文化的演变，人的名字也从原来的单一变成了多样化，从中世纪开始，人的名和字就不再单一，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字的地位比名更高的情况。在中世纪，向欧阳这样的双字名的人有不少，有些人为了区别于其他，在字上下了不少功夫。
早期，人为自己取名是为了交流沟通方便，再无其他目的，也没有其他成分，到了名出现的后期，古人认为同名者居多，在晚上无法分辨，因此在名的后面加了一个字，当时的字并没有实际意思，而名却有着极高的地位，象征一个部族一个图腾。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名是人类劳动进程加速的结果，人类要相互协作劳动就不可避免的交流，而字的出现的动机却和名不一样，字的出现是为了区别于名。因此两者出现的契机也是不一样的。
结论：
在我国辉煌而灿烂的姓氏名字文化中，名和字并非是随意产生也并非是毫无联系的。名和字的不同也是体现在多个方面，无论是名还是字，其最基本的动机都是由于古人劳动文明演进所造成的，名和字其实也是语言的一部分，正是语言的需要才有了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名和字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两者虽然出现时间不同，可是都有着彼此的作用，字在古人看来只是区别于在内部的不同，在族群与族群之间交流，而在外面都会以名相互辨认，可是字出现的动机之一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字在当时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可以向外人介绍，而不轻易说出名，之后字也成为了名的衬托，变得重要起来。
古人取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到功利所驱使，因此当时的尊神论，教会巫术都对名构成不了威胁，而字是为了避讳邪神妖魔，古人的名和字的用途就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名和字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是人类在某种局面压迫下所造就出来的。
名，是指在古代社会中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要是自己称呼就用名，如果外面称人用字。字常常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它又叫“表字”。名字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一种称谓，但它对于古代人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名和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古代的“名”和“字”的关系有好几个，第一个的关系：是“并列式”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它们之间是相通的，是并列关系。例如诸葛亮，字孔明。都是亮的意思。第二个的关系是“矛盾式”：即表字和名意思是相反的。例如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而晦是黑夜。第三个的关系是“扩充式”：即表字和名出自一句话中，它们之间意思是相顺的，而且字为名作补充解释。例如赵云，字子龙。《周易》里说：“云从龙，风从虎。第四个的关系是“延伸式”：即表字为名字意思的延伸。例如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的意思。第五个的关系是“辅助式”：即表字和名意思是相近，但也不完全相同，是相互辅助的。例如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
古代的名和字也存在不同，它们的区别是：名和字是古人人生中两个不同阶段而起的称谓，有着不同的寓意，名是起于出生的时候，标志着一个人的降临；字起于冠礼或笄礼时，它代表着一个人进入了成年。古人还认为成年之后，直呼其名就是不礼貌的了，所以取一个字让人称呼自己。也就是说不论是男是女，只有在成年之后了才取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让人称呼他。一般人，尤其是同辈或者下属之间，只允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称他的名。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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