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同性恋史
对于中国的同性恋最早记载，在《杂说》中曾经提到：“娈童始于黄帝”——氏族部落前就有了，真是不得了。《诗经》的“郑风 子矜”一章，其实就有不少是关于男同性恋间的情爱描写。
那是个一片混乱的漫长岁月。“三十六计”故事就出在这段日子。其中有一条最出名的妙计，叫做“美人计”。很多人都以为，“美人”就是美女，其实不然。
虞侯就不爱美女。晋献公想麻痹虞侯，就听了谋臣荀息的主意，精选了一批美少年送到虞国去。这些“美人”在虞侯面前大施媚术，离间虞侯与重臣的关系，最后逼得宫之奇出逃。于是晋国顺利地灭了虞国。
那个时期，著名的同性恋爱情故事也层出不穷。
当然，首先就得提提魏国的龙阳君。
记载上说，龙阳君乃是俊俏小生一名，惹得魏王宠爱无比。但是以色事人方面，处于弱势的一方，无论是男是女，所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龙阳君当然也不例外。
于是有一天，当他陪魏王钓鱼的时候，就触景伤情，抹起了眼泪。
魏王十分吃惊，连忙问他是为什么？
于是龙阳君回答说：“我觉得，自己也不过是王的一条鱼而已呀。”
魏王不解，追问理由。
龙阳君对这个粗心大意的情夫没有办法，只好解释给他听：当王钓到一条大鱼的时候，满心欢喜好好收起。可是很快又钓上了一条更大的鱼，于是前面那条鱼便被弃之不顾了。这就好象我现在得到您的爱宠，受封得位，人人都因此敬畏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年青人那么多，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地接近您，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姿色超过我的人代替我的位子陪伴您。到那时，我龙阳君不就成了那条被丢弃的鱼了吗？想到这凄惨的未来，我怎么能不哭呢？
魏王一听原来如此，连忙赌咒发誓：打令，原来你如此心事重重啊，干嘛不早点跟咱说呢？咱可不是那种不懂怜香惜玉的老粗！
于是魏王郑重其事地发布命令：有胆敢向咱推荐其它美男子的家伙，咱就要把他满门抄斩。
龙阳君目的达到，当然笑逐颜开。
魏王一看宠臣容光焕发，顾盼生辉的样子，自然更是神魂颠倒。
从此以后，同性恋就得了一个雅称：“龙阳之好”。
一、在古人眼中，与男人相爱发生关系，就跟养鸟，斗蛐蛐，逛青楼养小三一样属于个人的爱好，而不明白这是他们的性取向话说那个时候更没有这个概念，而无所谓感情。 最后无非也是不了了之，这种将同性恋看作一种个人爱好的错误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
二、古代的时候人们对同性恋的叫法可谓五花八门，代指男同性恋的有余桃、断袖、安陵、龙阳等；代指女同性恋的有磨镜、契若金兰、菜户对食等。
三、有关同性恋的历史记载其实还挺多，而且有很多是正面美好的记录—卫灵公与弥子瑕、齐景公与羽人、楚宣王与安陵君、魏王与龙阳君、庄辛与襄成君、汉高祖与籍孺、汉惠帝与闳孺、汉文帝与邓通、汉武帝与韩嫣、汉成帝与张放、汉哀帝与董贤、陈文帝与韩子高。
四、可惜，在古代，君为臣纲，君主不能因为个人感情，给自己的男宠乱封官；夫为妇纲，你不能因为搞同性恋不结婚；父为子纲，你不能因为搞同性恋不生儿子继承宗祠。所以，中国古代绝大部分同性恋都是有妻室的，自然没有同性结婚这一说了。
汉高祖刘邦与籍孺：
籍孺是一位宦官，经常擦脂抹粉，深得刘邦的宠幸。据《史记》记载，樊哙在紧急情况下闯入皇宫时，居然发现了汉高祖刘邦睡在了宦官籍孺的身上，实在是让人不敢想象当时的场面。因为刘邦是同性恋，经常与籍孺同床共枕，皇后吕雉性欲长时间得不到满足，便和朝廷大臣审食其有了私通。刘邦把自己给了男人，把自己的老婆也给了男人。
惠帝刘盈与宏孺：
宏孺是刘盈深爱着的男人，在母亲吕后的霸权形势下，让刘盈感觉到了可怕，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懦弱，只能用宏孺来慰藉自己那颗寂寞的心。宏孺长得端庄秀丽，柔媚多情，刘盈将他留在身边，同吃同住同睡，形如夫妻。刘盈对宏孺百依百顺，宠爱备至。当然他对宏孺也并不是十分专一，对身边的内侍宦官，长得漂亮的好看的，都要求打扮的非常靓丽，楚楚动人，惠帝对他们是广施恩泽。
文帝刘恒与邓通：
邓通是四川南安人，是一名宫苑苍池中撑船的船夫。因文帝到苍池中游幸，看到邓通长相伶俐，性情乖巧，边爱上了这位四川郞，让其做了他的贴身侍者。邓通天天陪着文帝，甚至要洗澡的时候都要在文帝身边，因此，文帝更加宠爱，赏赐他的财物数以千万。文帝还与宦官赵同和北宫伯子有着同样的关系，和惠帝一样也是广施恩泽呀。
汉武帝与李延年：
李延年为宫庭乐师，长相不错，又能歌功颂德善舞，是武帝男宠中最有名的一位。武帝在中年时，还爱上了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很受宠幸。史书中有武帝一边抱着李夫人，另一边抱着李延年，李延年与妹妹李夫人同侍一夫这样的记载。
汉哀帝与董贤：
董贤是御史董恭之子，哀帝即位补为郎官，年纪只有十六、七岁，容貌俊美。某天晚上在宫中值班，在柔和的灯光下，哀帝竞把董贤看似天女下凡，爱不释手，当晚就留宿恩幸了。一次他和董贤一起睡觉，一觉醒来，衣袖被董贤压在了身下，不忍惊醒董贤，竟将衣袖割断而起。这就是我国古代称之的“断袖之癖”，也就是男同性恋的意思。
汉成帝与张放：
张放年少俊美，“与上而卧，宠爱殊绝”，这待遇即使皇后也比不了。成帝经常与之微服私访，去了不少地方，两个人在一起黏黏糊糊。成帝对张放的感情那是没的说，日思夜想，即使张放在外做官，也随时召见。
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与发展的。在欧洲的中世纪，曾经以十分残酷的宗教压迫来对待同性恋，同性恋者都可能被判死刑。例如在１８６１年以前的英国，法律明文规定这种死刑可以强制执行，有些人只是因为有“扮异性症”就被当作同性恋者而被逮捕处死。１８２８年，一项新的法案重新规定：“任何与人或动物从事鸡奸行为者，需以重罚处死。”在法国，放弃了火烧“女巫”的陋俗之后，有很长时期改为火烧同性恋者。这种野蛮的风俗在欧洲许多国家一时曾甚为流行。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却没有遭此厄运，尤其是男性同性恋（即所谓“男风”）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所认可，骚人墨客们还能无拘束地以诗词、文章来吟咏。虽然有些封建卫道士也曾经攻击过同性恋，那也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评价，而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把它列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宽松。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宋朝中期以后，性压迫和性禁锢是十分严酷的，它主要针对妇女，在“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女子缠足等方面，西方是望尘莫及的，但对待同性恋却比西方同时期宽松得多，这却是一个好事。到了２０世纪，西方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从“罪”发展到“非罪”，甚至于１９７３年美国心理学会还以多数票通过了“同性恋是一种非异常现象”，这说明了在这个圈子内多数人的观点，而不少现代的中国人却转而认为同性恋“大逆不道”了。历史怎么会有如此反复与逆转呢？我们能不能以一种科学的、比历史进步的态度来对待它呢？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始于何时，已很难确切地考证。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论称娈童始于黄帝。”与他同时代的钱大昕也持此观点。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黄帝是否真有其人，还不那么可靠，同性恋始于黄帝就更缺乏根据了。但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存在着同性恋，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文字记载中，《商书·伊训》中对同性恋的记载也许是最早的，它指出世有“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中有“乱风”，而“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是“比顽童”，即玩男童，搞同性恋。由此可见，在商代，“比顽童”已经成为“乱风”的一种，所以伊尹在对太甲的训诫里不得不加以特别提醒。
在《战国策·秦策》中又有这么一段记载，晋献公“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苟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志。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而《周书》中说的是“美男破志，美女破居，武之毁也”，其意思是“美男”和“美女”都可能成为国破家亡的祸根。从《战国策》中晋伐虞的记载看来，进献美男，引诱虞君，同性恋竟起到色情间谍的作用了。以后，“美男破志”或“美男破产”竟成了一个典故，可见当时同性恋已被有些人看成是一种社会灾难。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是矛盾与统一共存的时代，一方面用三从四德来约束妇女，一方面却任由男人放浪形骸，尺度之大让现代人都汗颜不已。历史有很多皇帝口味独特，不爱蛇窝爱鼠窟。
春秋时期卫灵公是史载最早的同性恋君主。卫灵公好男宠，宠爱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卫灵公与弥子瑕共游果园，弥子瑕吃到一个很甜的桃子，便将剩下的半个桃子分给卫灵公，卫灵公大为感动，这就是“分桃”的典故。
汉哀帝刘欣宠爱男宠董贤，一日二人共卧一榻，董贤压住了刘欣衣袖，刘欣不忍惊动熟睡的董贤，便将衣袖割断，就有了“断袖”的典故。后人便以“分桃断袖”暗喻男子同性恋。
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打得匈奴四分五裂，后世称其雄才大略，言皇帝必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而世人不知道的是，汉武帝也是一位同性恋者，西汉著名音乐家，著有“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太监李延年，便是其最宠爱的男宠。
明朝正德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好男风，整天在豹房中与八虎、江彬、钱宁等人胡作非为，食则同案，寝必共枕，所收义子多达百人，皆是其禁脔。
清乾隆皇帝也是一位同性恋者，大名鼎鼎的贪官和珅，出身一般却骤居高位，引起人们的怀疑。经考证，和珅身长貌美，善于辞令，相传乾隆曾染指雍正的某位爱妃，被雍正赐死，乾隆大为悲恸，竟然将和珅视为其转世。乾隆也算英明神武，却任由和珅贪赃枉法，不得不说是乾隆纵容的结果。
古代男风盛行并非奇事，魏晋时期上流社会反以此为荣，身边没几个美男子，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后人无从批判，只是引以为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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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的男同性恋
同性恋的现象，在中国的远古即已存在，可以说和中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杰出的中国清朝学者、《四库全书》的主编纪盷（1724～1805年）在他的名著《阅微草堂笔记》中，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娈童始于黄帝”。娈童，就是供成年男性同性恋者作为性行为对象的少年男子；黄帝，则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先始祖。这就把中国同性恋的存在列入中国历史开端的时代了。
在成书于公元前90年的《史记》中，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 写道：“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司马迁这段话，说明早在汉朝以前，即公元前206年以前（《史记》记载了汉高祖的同性恋，所以“昔”字当指汉朝以前），因美貌而和皇帝有同性性关系而得官职的人，就很多了。
这是在正史中，明确指出男性同性恋存在很久远的例证。
除《史记》之外，在《晏子春秋》、《韩非子》、《战国策》、《汉书》、《晋书》、《宋书》、《南史》、《北史》、《陈书》等古籍中，也都有男性同性恋的记载。这里需要加以引述的记载有三个，因为它们乃是中国男性同性恋“雅称”或“代称”的语源：
《韩非子》的“说难”篇中有一则历史故事说，卫国的国王卫灵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34～前493年）很喜爱一个美男子弥子瑕。按照卫国的法律，若偷驾国王的车子，应处以断足的刑罚。有一天，弥子瑕听说他母亲病了，便偷驾了国王的车子去看他母亲，国王听说之后，未加处罚。反而称赞他孝顺；又有一次，弥子瑕与国王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很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给国王吃，国王又称赞他，竟然不顾君臣礼统，甘吃余桃，说明多么相爱！所以后来称同性恋“余桃之癖”。
《汉书》记载，汉哀帝非常爱董贤，出游时哀帝和他共坐一辆车子，在室内则同床共卧。有一次，白天两人一起睡觉，哀帝睡醒了要起床，但董贤还在熟睡，而且压住哀帝的衣袖，哀帝为了不吵醒他，就派人把衣袖割断而起。所以后来又把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或简称“断袖”，有时也合称为“余桃断袖”。
《战国策》的“魏策”中记载说，魏国的国王和龙阳君是很好的同性伴侣，同床共枕，很为宠爱。有一天，魏王和龙阳君同船钓鱼，龙阳君钓到了十几条鱼，突然哭了起来，魏王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开始钓到一条鱼很高兴，后来钓到更大的鱼，就想把开始钓到的小鱼丢掉，因而想到四海之内，美貌的人很多，生怕魏王得到了别的美人，便会把他抛弃，所以哭了。魏王便保证绝不会，并且下令禁止谈美人，犯禁的便要全家抄斩，表明了他是多么真挚地爱龙阳君。所以后来又把同性恋称之为“龙阳之好”，或简称“龙阳”。
这就表明，至少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同性恋不但不犯禁，而且很可能是一种“雅癖”，因为是皇帝带头这样做。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男同性恋也是“上流社会所共有的一种风尚”。例如，魏晋间有七位著名的文人，号称“竹林七贤”，彼此很相好。据著名的中国古代性生活的研究专家Van Gulid博士的论证，至少其中的嵇康（公元223～262年）与阮籍（公元210～263年）是有同性恋行为的。困为在刘义庆（公元402～444年）著《世说新话》第十九章"贤媛"中记载了山涛（公元205～283年）的妻子在晚间窥视客居她家的嵇康和阮籍同床共睡的同性性行为。
自唐至宋元，有关同性恋的记载较少。明清两代，关于男性同性恋的记载又多起来。在明清之际，有一位匿名作者写了一本书《断袖篇》，专门记载了约五十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事例。或许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惟一专门记载同性恋的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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