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总是“重农抑商”，为何看不起商人

因为中国自始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产物，并不是说看不起商人，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从商不如务农。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思想之一，核心内容就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抑制商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深深影响着我国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重农抑商这个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封建制度有着较高的密切和联系。这是封建社会所必然的政策，因为在古代，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家都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并没有过多的思想去考虑与他人交换的问题。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把发展农业作为立国的根基，而把商业当为末业来加以抑制。

重农抑商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在一个封闭式大陆的独特环境中。中华民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存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6000年前，祖先们就已经摆脱狩猎采集经济，进入以种植经济为主的原始农耕生活时代。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发达，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劳作，繁衍生息，也得不到外面的消息。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真的很少。

重农抑商的主要表现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统治者反复强调国家应以农业为主，不应以工商业为重点。第二点，统治者会推崇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大家也都意识到要靠天吃饭，靠自己的劳作吃饭。国家的主要税收和财政也都依赖于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汉代重农抑商的原因：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社会，统治者认为农业是天下之根本。

背景：

政治经济环境

1、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秦朝短暂而亡，历经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汉代建立后则在秦朝的基础上巩固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方面的大一统。而汉初建立的时候，由于实行有别于秦朝郡县制的郡国并行制，之后导致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的王国问题严重。汉初地方上的诸侯王拥有财、政、军等大权，尤其是地方一些诸侯笼络商人牟取暴利，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一方面解决王国问题，另一方面对商人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扰乱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现象给予打击，以维护汉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汉朝的统一。

2、生产凋敝

汉初政权建立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秦朝灭亡后中国又经历了4年的楚汉争霸战争，汉朝是在国家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汉初统治建立后，汉朝统治内依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汉初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战乱使汉初生产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饢，作业剧而财匮。”汉初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疾苦、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仍然存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农业的破坏，国家对粮食的巨大需要使统治者不得不加强对农业的重视，从而保障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的需要，巩固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汉初生产凋敝、社会经济不发达，而商人却与国家争利使得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其中商人对产品、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抢夺则越演越烈。在秦以前及秦朝时都存在商人与国家争利的状况，而到汉初的时候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以至于汉初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其中对农业和商人的控制则尤为明显。汉初国家生产凋敝，财政匮乏，人民生活贫苦，而一些大商人却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更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治观念相矛盾，必然会引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不满。有些大商更是资财万贯、富可敌国，例如汉初的富商曹炳氏有巨万资产，师氏有千万财产，刁间也是千万起富，宛孔氏资产数千万等，而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⑥]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商人在致富之后不是扩大发展商业而是加紧对土地的掠夺、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得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依附于大商人的奴隶等，商人对农民的剥削损害了国家在农民身上的利益，更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土地与人口资源紧张的矛盾，严重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重农抑商的政策势在必行。

除此之外，在文化上的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先秦儒家“义利观”的道德规范、法家“抑商”思想的影响、小农经济下社会风气的影响等都促进了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与完善。

汉初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

1、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思想

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学说“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思想理念，这与汉初的政治经济环境的现实状况是相符合的。汉初实行的黄老学说与先秦及秦朝时的道家思想既有继承更有新的发展，汉初的黄老思想是博采先秦时儒、法、道等各家之长，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进取精神，“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能“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实践性；它的思想简明，并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它主张在“万物之性”的基础上坚持“因物与合”的路线，不固执己见，不因循守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能随着事物和时局的变化而变化，有很大的适应性及包容性。

在“无为而治”的国家管理理念下，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趋于更加柔和的方式，如“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等，以缓和社会矛盾，不断休养生息、巩固统治、发展经济，为汉初经济的恢复、国家的发展强盛奠定了和平稳定、自由开放的环境。

2、保护自耕农经济

汉初在秦朝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农业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农的措施，使得汉代的重农政策更加制度化、法律化。一是增加农业的劳动力数量，汉高祖刘邦不但让部分士兵复员，削减军队人数，对解甲归田的军人“以有功劳行田宅”，让他们获得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免除一定时期的徭役；此外，还号召逃亡的农民回乡；释免因生活困难而卖身为奴隶的人；鼓励生育，凡农民产子，可免除两年的徭役等，以此来增加农业人口，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缓和了社会矛盾。二是颁布了“复故爵田宅令”，让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得到了土地。三是下令“举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即在道德和农业生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可免除本人徭役。四是颁布“劝农”诏书，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从汉文帝二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间，即公元前178到公元前141年间，汉朝中央政府共颁布劝农诏书8次；文景二帝时期更是亲自耕田，皇后亲自采桑；足见国家对农业的极度重视，有利于重农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五是减免田赋，汉初轻徭薄赋，惠帝时“十五税一”，文帝时“除田之租税”，景帝时“除田半租”、“三十而税一”等都有利于鼓励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六是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改善农业耕作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汉武帝时赵括的代田法、耧车耧犁的发明等。由于汉初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采取了各项重农措施，据研究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奠定了汉代强盛的基础。

3、打击商人活动

汉代在重农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打击商人、抑制商人发展，但与秦朝相比，汉代的抑制对象都是“贾人”，不包含先秦时期的工矿业者，也与秦朝的“上农除末”有区别。“禁末”、“除末”是从政治到经济层面的剥夺式的，而“抑商”趋于政治性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商人，打击范围也更小了。不仅汉代及其以前的抑商有所不同，整个汉朝在不同的阶段、时期，各统治者的抑商范围和程度及效果都因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差别，如汉初的抑商趋于政治上的，到汉武帝时形成关键期，扩大了对商人的经济打击，到西汉后期及东汉，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成熟，使得重农抑商的理念几乎是伴随中国整个封建王朝。

汉代对商人的打击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首先，从政治上看，贬低商人地位。汉代继承了秦朝的七科谪戍和市籍制度，并且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汉代统治者颁布了一些辱商的政令，如汉高祖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有规定“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官为吏”；汉武帝太初三年、天汉四年，两次征“发下七科谪”。汉朝政府通过对商人一些社会行为及政治权利的限制从而贬低商人地位，间接鼓励人们从农弃商。其次，从经济上看，一是国家加重对商人的赋税，如汉高祖四年，即公元前203年，公布了按人头进行收税的法令，并对商人及其家庭中妇女的税额加倍征收；汉武帝元光六年发布了对商人征收车船税的法令；元狩四年公布了“算缗、告缗令”，规定商人、高利贷者等，无论有无市籍，一律算缗，按其货物估价申报纳税，每两千钱纳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加重加倍征税。其中凡是对财产收入隐瞒不报，或者呈报不实的，鼓励知情人揭发，被称为“告缗”。如果事情属实，便会有没收全部财产并戍边一年的惩罚。二是以法令的形式严格规定商业的发展，对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实行国家垄断的“禁榷”制度，从富商大贾手中夺回盐铁贸易的控制权，挤兑、缩减商人的经营范围。此外，还颁布了均输法、平准法，设立均输、平准机构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三是剥夺商人对土地的占有权，“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可见，经济上的盘剥与重罚并举，大大抑制了富商大贾与国争利的行为，缓和了国家的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商人对土地的兼并，有利于国家农业的发展。

4、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指导思想与方式

重农抑商政策在汉代得到普遍推广实施，汉武帝以后，由于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各种问题使得西汉中后期和东汉的中央政府仍然实施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但是其抑商的力度在汉武帝以后逐渐减弱。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型期，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制度下，重农抑商在汉以后成为历朝历代国家控制经济的一种指导思想，“重本抑末”的思想观念几乎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而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得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农业和商业为主，不断调整农业与商业的关系以顺应国家统治的需要，但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完全限制商业的发展，而是形成自汉以来的对商人的打击尤其是对奸商的打击，而官商的发展并未受太大限制，形成了汉以后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重农抑商以维护国家统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保护小农经济的本质目的未变，但其实施效果、力度等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

历朝历代，重农抑商都是有一定原因的，秦商鞅变法提出抑商，是因为其时秦国农人十分缺乏，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城市商业活动却很兴盛，所以商鞅要抑商使之归农本。而商鞅抑商政策的实质，一方面是发展官营商业，另一方面则在于禁止影响正常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奢侈品生产，以调整农商人口比例失调的矛盾。他说‘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这里的“末事”，是指那些奢侈品生产，而非一般的商业。对于商业，商鞅曾给予过充分肯定，他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鞅显然明白商业在流通方面的作用，认为它与农业、官吏一样，是国家不可或缺之物。”

参考资料>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此乃一箭双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一、“重农抑商”政策含义与目的主张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战国商鞅变法首倡，并为历代王朝沿用。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根本目的：巩固封建统治。二、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 农耕时代的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王朝的政策相关，而政策的变化，也与不同时代的形势相关连。由于商业在社会经济和财政税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一般对商业还是给予一定的重视和鼓励。《尚书·洪范》记载当时的政务时说：“一日食，二曰货：”商业贸易“货”在八种政务中排在第二，仅次于农业生产“食”。在《<周礼》 “以九职任万民”中，商业位居第六，“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与农业、百工相提并论。但商业的不稳定性及商人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的取向发生矛盾，于是出现了重农抑商思想。 按照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而商人们不事生产， “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他们依仗其雄厚的财力，生活上“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政治上“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因而被韩非视为“邦之蠹也”。秦国奉行法家思想进行改革，实施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措施。商鞅变法时明确以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汉初民生凋敝，商人却囤积牟利。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社会经济造成的阻碍。 中唐以来，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种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中唐以后，“工商杂类不得预与士伍”等禁令松弛。北宋允许商人中“奇才异行者”应试，南宋以后商人及其子弟可以参加各级考试，中举做官的越来越多。宋代还有“榜下捉婿”的风习，每当张榜公布进士考试结果时，富商大贾争相挑选新科进士做女婿。官商分利 盐铁官营弊端重重：效率低下，经营呆板，官僚机构更加臃肿，有权的官吏常常欺压、勒索百姓等。于是， “官商分利”应运而生，凡官营和专卖中感到棘手的经营环节或经营单位，一律承包给商贾，分部分专卖利润给商人。国家的专卖利润虽由全部变成部分，开支却大为减少，而且商人参与经营使效率提高、总利润增加，政府的实际收入反而成倍增长。唐宋以来，官商分利原则运用得日益广泛，出现了盐引、茶引等各种禁榷商品的转卖凭证。很多商人尤其是盐商，在与官府合作、为国家服务中发家致富，地位尊崇。 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很大补充。但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由于害怕私人海上贸易造成沿海地区与海外势力勾结，形成不安全因素，明代禁止民间出海贸易，清初海禁更严。清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只开放四口通商，其后只许广州一口通商 明清时期的抑商政策，并不能完全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确实阻碍了新经济因素的成长，成为导致中国被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之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重农抑商”政策的变化与结束中唐以来，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种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北宋允许商人中“奇才异行者”应试，南宋以后商人及其子弟可以参加各级考试，中举做官的越来越多。宋代还有“榜下捉婿”的风习，每当张榜公布进士考试结果时，富商大贾争相挑选新科进士做女婿。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初期和晚期，即秦汉与明清时代，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其作用大相径庭。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而在唐宋时期，这个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动，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明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提出“工商皆本”，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逐渐解体，60、70年代，早期维新派提出了与西方进行“商战”的策略，同一时期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以求富为目的兴办了一批民用企业。甲午战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鼓励发展资本主义，“重农抑商”政策，也就名存实亡了。

含义：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甚至打击工商业

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积极影响有：

重农,能促进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巩固了新兴地主政权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消极影响有：

人为割裂农、工、商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商业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从政府行为与经济自身规律来看,抑商政策过多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破坏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封建社会晚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影响：

一积极：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消极：“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因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很多名人及名将，比如秦始皇、白起、刘邦项羽等等，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的国家政策是重农抑制商业发展，可以说并非只是这个时期的政策，而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重农。

首先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说的，国家的粮食来源依靠的全部都是农民每年的上交税收，以前交税不是像现在这样交钱，而是交粮食，所以以前粮食是整个国家的硬通货，国家失去粮食就相当于失去了整个经济支柱，毕竟自给自足的经济里面，所有的概念都是民以食为天。

第二点是不鼓励从商，因为商业发展起来，商人多了就会分割一大批的精壮劳力出来发展商业，上面也说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一旦从事农业的人员少了，那就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支柱就会受到影响；古代时候作战永远一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农业受到商业的冲击，皇帝打仗，心理都是不安心的。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为啥现在鼓励发展商业，因为现在的生产力已经可以非常高效了，以前种一亩地可能需要很多的人手，并且生产的粮食还很少，为了满足国家的粮食需求，就必须增加人手去开荒，去种地，这就是为什么古代鼓励多生孩子，还要多种地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力的低下，粮食产量上不去，才会导致重农抑制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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