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之五十二，实干兴邦的富国强兵之道！

读经典

简单翻译下:难以避免的兵力削弱、政局混乱，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混乱国家的做法。

简单翻译下:如今国境内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家里藏着商鞅和管仲的法典，而国家却越来越穷，就是因为空谈耕作的人太多，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

简单翻译下:国境内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家里藏着孙子和吴起的兵书，而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就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太多，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

简单翻译下:所以明君只要用民众的力量，而不听他们高谈阔论；奖赏民众的功劳，而禁止他们无用的言行。这样以来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了。

谈心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已经多次强调这个掷地有声的兴国良策，所以说一堆不如做一句；事要多做，话要少说，做的越多，懂得就越多，这个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韩非在本节就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难以避免兵弱国乱的根本原因：“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就是说现在民众浮夸称赞的，君主以礼相待的，实际上都是祸乱国家的做法和手段。

一方面民众是社会的主题和基本组成，他们是国家发展的底层力量，也是国家好坏直接的体验者，而如今他们所称赞的都是些虚妄的言论，都开始不务正业、耍嘴皮子功夫，导致全国上下浮夸成风！

另一方面当下的君主都喜欢听讨好赞誉的话，对妄言奉承的人礼遇有加，自然就造成臣下一味的溜须拍马，因为讨好奉承就能获得赏赐，这可比苦力农耕、打仗建功容易的多！

国境内的民众也都在讲治国强国之法，家里还都藏着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可国家还是贫困，为什么呢？“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谈论耕种的人多，拿起农具干活的人少，典型的只说不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君主关注的只是清谈，只要家里藏着强国之法，到外面夸夸其谈，君主就会赞许夸奖，却都忽视了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就是人，都没有人愿意干农活了，哪来的物资和财富，国家焉能不贫？

对于强兵之策也是一样，民众也是家藏孙、吴之书，说起来都是振振有词，可真正披甲上阵的人是少之又少，都知道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如今只要能把打仗之事说的天花乱坠，就能收获君主礼遇，谁还愿意去拿生命冒险呢？

所以，韩非子告诉君主”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要只用其力，看行动不听其言；论功行赏，禁止无用言行。凡事都要去做，用实践来验证，用结果来证明做事的成效，成为赏罚的唯一标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民众都愿意拥戴为民众谋福利的君主，都愿意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加把力。面对以民众为中心的君王，自然拼命拥护，尽心尽力的做事了。

“蠧”字读dù。

蠧dù的含义：

同“蠹”。

1蠹虫：木蠹，书蠹。

2蛀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部首：虫

部外笔画：16

总笔画：22

五笔86&98：FPDJ

仓颉：GBMRI

四角号码：40136

UniCode：CJK 统一汉字 U+8827

附：

《韩非子》-五蠹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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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原文阅读

出处或作者：《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动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五蠹对照翻译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动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如下：

作者：韩非。

创作年代：先秦。

1、原文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2、译文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

《五蠹》作者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河南新郑）人，身于贵族世家。他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是秦王朝统一全国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建议韩王采用法家主张，实行变法以图自强，但未被采纳。后来韩非的著作如《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始皇读后十分欣赏韩非的才识。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这时期经历了春秋以来约300年的战争动乱局面，结束了奴隶制的统治，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巩固，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初步确立。要求出现一个统一的安定发展的政治局势，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

以上内容参考360百科-五蠹

韩非子《五蠹》解读

韩非子《五蠹》中说：“古时候，人们不用努力做事就足以供养生活，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之间没有争夺。现在的情况与当时不同，人民多而财物缺少，费尽劳力做事还不够供给吃用，所以会发生争夺。尧统治天下的时候，生活极为简朴，现在就是一个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带领人们干活，现在虽是一个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苦了。古人轻易地辞掉天子不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单薄；今天的人重视争夺官位，依托权门并不是因为他们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官的权势很重。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采取措施，因此刑罚轻不能算仁慈，刑法重不能算残暴，不过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这一段话，表现了韩非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心理、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在发生着改变。古时候文王施行仁政使得古戎屈服，徐偃王实行仁义的统治却被楚国灭亡；舜派人手拿盾牌和大斧对着苗人跳舞使得苗人降服，对共工氏跳舞却会惨遭失败。由此可见，不同情况下实施同样的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先人的做法在当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是未必适用于当今的社会。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来使天下得到治理。

韩非子说：“孔子算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品行，宣传正道，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并且真正信仰而服侍他的人不过七十个。真正看重仁义的人还是少数，真正实行义的人还是很难得。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施行刑罚越重越好，而且不随意变更，使人们有所畏惧；国家的法令越统一越固定越好，使人们都知道。所以君主实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也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以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谴责，这样一来，不管品德好还是品德坏的人，都会尽力量为国家办事了。”

这段话，表现了韩非子对儒家思想的排斥。他认为用所谓的仁义思想来教育人民，只能感化一小部分人，并不能达到使全民归顺的政治目的。而作为统治者，单纯的仁慈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只要有功的人就进行奖赏，只要有过的人就进行惩罚。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韩非子严厉批判了纵横家，他认为这些游说之士只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危害国家利益，是“五蠹”之一。为了使国家不成为战乱的牺牲品，应把重点放在整顿国内的政治上面，即用法律治理国家，增加财富的积累，坚守城池。而不是听取纵横家口中那些势必亡国的连横合纵的计划。我非常赞同韩非子的观点，连横与合纵只是权宜之计，实行不好还会加速灭亡。修明内政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有效策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篇中提到了品行与法律存在的矛盾。“一个人，因为有功劳授予他爵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做官才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它违反了法律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该斥责的和刑罚的，执行起来如此互相矛盾，所以国家的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在这一段话里韩非再次强调了“仁义品行之说”对于治理国家造成的阻碍，而最后提出来的“五蠹”之中的两种：儒学家和游侠实际都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他们依仗君主对于其品行的赞赏而胡作非为，扰乱政治。其实我觉得不能将罪名加在这两类人身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君主。如果君主依法治国，摒弃名声与品行的影响，完全按照刑罚来对人进行评判，那么这两种人自然会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韩非子还提及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的矛盾。“人民所认为的正确的计谋，总是追求安全的利益而避开危险和穷困。前进就要被敌人杀死，退却又要受军法判罪，真是太危险了，人们怎么逃避呢？他们争着去为私家服务而求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能安全。”“五蠹”中的“逃避兵役的人”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逃避兵役是人们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正常心理，但却对国家不利。因此作为统治者，要制定法律来奖励耕战的人，惩罚这些逃避兵役不依法行事的人。

“五蠹”中提到的最后一种人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金钱买来官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韩非子认为他们助长了社会上行贿托情的风气，地位甚至高于从事耕战的人，使得社会上正直的人减少，对于治理国家很不利。同样，君主也要制定惩罚措施，压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形成国家良好的风气。

总而言之，从韩非的角度看来，治理国家首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奖励与惩罚措施，之后拒绝纵横家的荒谬言论，以修明内政为主要努力方向；再次应该摒弃品行与名声，完全依照法律评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后要严厉的责罚那些投机取巧、扰乱社会风气的人，形成国家的良好风气。

“五蠹”的原文是: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2五蠹全文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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