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取丝” ，但现实中丝绸究竟是何时被发明尚具争议。
专家们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取丝、织绸了。
真正能够说明蚕茧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到的半个蚕茧。
据考古学家李济和昆虫学家刘祟乐的研究，断定为桑蚕茧。
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宽约104厘米，是用锐利的刀刃切去了茧的—部分。
西阴村所处的时代为仰韶时期（距今约5600—6000年），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
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已发现了纺织工具，借此可以推断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 。
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中国科学家在1958年的考古发现，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
丝绸织品技术曾被中国垄断数百年，由于其编制技术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工艺，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泽备受人们的关注，因而丝织品成为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国际贸易物资。
最早丝绸织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但丝绸业的快速发展令丝绸文化不断的从地理上、社会上渗透进入中华文化。
并成为中国商人对外贸易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高级物品。
起初中国严密控制着丝绸织造业和养蚕业的技术流传，并禁止其流向外国。
但朝鲜则在中国移民的协助下，与前200年成功实现养蚕技术的突破。
此外，西域和田河流域（前500年—前300年）与印度（300年之前）成功实现养蚕。
不过罗马帝国则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蚕种并发展养蚕技术。
商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蚕桑业亦形成了一定规模。
考古发现的商代丝织品尽管数量有限，但已出现了提花丝织物，这说明当时的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西周时期，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已有了严格的组织与管理，丝绸生产技术比商代有所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蚕桑丝绸业也受到重视，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重要国策。
战国时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户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手工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显，有些技术世代相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产丝绸，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起来，主要分为绢、绮、锦三大类。
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深远 。
此时中国丝绸也传进了印度，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又译《治国安邦术》） 一书中有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
另外，从梵文的许多字中也可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对蚕丝的认识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准确得多，他们知道丝是虫子吐的，丝是茧（旧n）抽成的。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初步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汉初实行“与民修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建立起来，其产品主要满足宫廷与官府的需求；民营丝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有的作坊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特色和知名度。
丝绸产区较商周时期有所发展。
西汉时期丝绸的生产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品。
秦汉时期，丝织业不但得到了大发展，而且随着汉代中国对外的大规模扩展影响，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
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内地通向西域并连贯欧亚大陆的道路。
贸易的推动使得中原和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这条路从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一直西去，经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
前126年，在汉武帝的西进政策下，中国的蚕丝与丝绸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并到达欧洲，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
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亚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
剧烈的社会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持续的民族交融、广泛的国际往来，令丝绸生产虽发展艰难，但内涵丰富，面貌多样。
这一时期，北方仍然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区，四川成都地区丝绸业一向发达，江南地区由于三国时的相关政策，开发丝绸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南朝的经营而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造成对黄河流域经济的严重破坏，到了隋代，中国蚕桑丝绸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
丝绸业也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发展 。
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以河北、河南两道为主体；二是四川巴蜀地区，剑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划入本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
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强。
此外，西北地区丝绸的发展在边远地区中首屈一指，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
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丝绸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条，而且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
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的丝绸贸易十分发达，陆上丝绸商道更多采用一条偏北迂回的道路。
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丝绸产品通过东海线和南海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乃至由 商人传播到欧洲。
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至7世纪，东起日本，西至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基本奠定了日后蚕丝产区的格局。
宋元时期，随着蚕桑技术的进步，中国丝绸有过短暂的辉煌。
不但丝绸的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而且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中晚期生产重心已转移至江南地区，但北方在高档丝织品生产上仍保持优势。
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辽在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开始发展蚕桑丝绸生产，金代统治区域的丝绸业虽遭破坏，但也维持了一定规模。
宋朝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
东京的绫锦院，真宗年间有织机400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万匹，新兴丝织业中心城市婺州，号称“衣被天下”。
太湖流域“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 。
两宋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除作为农村传统手工业以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大量涌现，民间机户的力量不断增长。
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生丝与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
元代丝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元初丝绸生产遭遇战争的破坏，但产区仍有一定规模，以中书省所辖的“腹里”地区和江浙行省所在的长江下游为最盛，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也在全国发行。
元代中期以后，产区格局有较大变化，北方地区的丝绸生产衰落，江南地区变得更为重要。
其原因一方面是气候变冷使北方不宜于蚕桑生产，另一方面是棉花的种植也使得蚕桑业趋向集中。
由于蒙古贵族对贵重工艺品的特殊爱好，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
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有一定抑制作用。
明清两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
江南苏湖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中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
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农崇俭，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有所缩减，但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 每年所需的段匹。
生产方式有“局织”和外发“领织”两种，局织是轮班徭役制，领织为民间机户，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元代有所松弛。
明代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为 控制下的朝贡贸易，丝绸产品以朝廷赐赏的形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
明中期以后，海禁渐开，中国生丝与丝绸大量销往日本和经由澳门地区销往欧洲。
清初丝绸业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康熙时采用了鼓励措施，丝绸生产获得较快发展，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官营织造体系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买为主，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需要的各类丝织品。
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产品种类繁多，内销市场繁荣。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厉行海禁，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一口通商。
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晚清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稠倾销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商周时期-遍地宜桑无隙地, 男稼女织机杼忙
商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蚕桑业亦形成了一定规模。商代丝织品尽管数量有限，但已出现了提花丝织物，这说明当时的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西周时期，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已有了严格的组织与管理，丝绸生产技术比商代有所进步。
商·成束丝
春秋战国-绫帛片片承美绢, 纱缕丝丝系古今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蚕桑丝绸业也受到重视，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重要国策。春秋时代, 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国政策。战国时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户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手工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范围也更加广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起来，分为绢、绮、锦三大类。其中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中国丝绸也传进了印度。
相传我国古代美女西施在被献于吴王夫差之前, 曾在家乡诸暨浦阳江畔的苎萝村养蚕织帛, 常浣纱于村旁江边。后人在江边立石纪念, 刻“浣纱”二字, 还在附近建“浣纱亭”。这一美丽的历史传说, 成了当时越国乡村已生产丝织品的佐证。
秦汉-千封锦缎西霞路，万里行舟大海驰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初步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主要满足宫廷与官府的需求；民营丝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丝绸产区较商周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丝绸的生产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品。
秦汉时期，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汉武帝北击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内地通向西域并连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的蚕丝与丝绸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并到达欧洲。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亚地区。
西汉·素纱禅衣
汉末三国时期, 杭州属吴国, 日本人佐藤真在《杭州之丝织业》中:三世纪初, 从吴国去日本的人很多, 其中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 日本人称之为“吴织”。到日本聚集的地方叫“吴原”, 从杭州输入的丝织品叫“吴服”。
魏晋-兵燹不绝难自处，静默生长奠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剧烈的社会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持续的民族交融、广泛的国际往来，丝绸生产虽发展艰难，但内涵丰富，面貌多样。江南地区的丝绸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南朝的经营而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隋唐-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丝绸业也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发展高潮。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二是四川巴蜀地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此外，西北地区丝绸的发展在边远地区中首屈一指，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朝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丝绸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条，而且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至7世纪，东起日本，西至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基本奠定了日后蚕丝产区的格局。
唐·法门寺丝织品
隋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逐渐成为繁华的都市。在现在的武林门外至湖墅一带，便是当时“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的大运河南端的终点。浙江向朝廷纳贡的丝织品,多由杭州装船，经运河输往京城。
唐代，随着杭州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丝绸生产也得到了发展，丝织品的品种也更加丰富。“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中提到的“柿蒂”，即为当时杭州盛产的柿蒂花绫。
两宋时期-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
宋元时期，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中晚期生产重心已转移至江南地区。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宋朝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两宋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除作为农村传统手工业以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大量涌现，民间机户的力量不断增长。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生丝与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
南宋·褐色罗印花褶裥裙
元朝时期-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
官方建立了农业管理机构——司农司，指导督促农业生产；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也在全国发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中外文化交流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丝绸技术水平的提高。黄河下游一带的北方丝绸业得到回升，丝绸生产分工细致，织造技术提高；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丝绸生产重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
由于蒙古贵族对贵重工艺品的特殊爱好，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有一定抑制作用。
元代，杭州丝绸远销海内外。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是“天城”，“人在其中，自信置身天堂”。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由于杭州生产大量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罗，遍地锦绣。”
明朝时期-丝光泛江南，衣披天下
明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江南苏湖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中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蚕桑丝绸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明代已有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出版，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对桑品种作了科学分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蚕桑篇》，对蚕桑生产有全面论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当时丝绸生产最重要的著作。
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农崇俭，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有所缩减，但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明代中期以后，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
明·机户
明代实行海禁，丝绸产品以朝廷赐赏的形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明中期以后，海禁渐开，中国生丝与丝绸大量销往日本和经由澳门地区销往欧洲。
明、清时期杭州丝绸丝织手工业及家庭小绸坊遍布大街小巷, 当时有“日出万绸, 衣被天下”之誉。清代康熙皇帝在《桑赋序》中写道:“朕巡浙西, 桑树被野, 天下丝绸之供, 皆在东南, 而蚕桑之盛, 唯此一区。”杭州丝绸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市场, 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虽秦、晋、燕、周大贾, 不远数千里, 而求罗绮者, 必走浙之东也”。
清朝时期-丝忆飘零处
清初丝绸业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官营织造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厉行海禁，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一口通商。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晚清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绸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曹寅
曹寅（1658—1712年），清文学家，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先世为汉族，原籍丰润（今属河北）。自其祖父起为满洲贵族的包衣（奴仆），隶属于正白旗。为小说家曹雪芹祖父。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善骑射，能诗及词曲，作有《楝亭诗钞》、《词钞》、《续琵琶记》等。又汇刻前人文字、音韵书为《楝亭五种》，艺文杂著为《楝亭藏书十二种》，校勘颇精。
这是1979年的修订本《辞海》对曹寅的介绍，在1979年的修订本《辞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词条。可见曹寅在历史上的地位很不一般。不难看出，曹寅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奴隶，是官员，是汉族，是旗人，是诗人，是剧作家，是出版家。当然，他还是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
一、曹寅的母亲是康熙保姆曹寅和康熙从小一块儿长大，当然两人的地位差别悬殊，曹家是皇室的家奴。但曹寅的母亲孙氏为康熙保姆。曹寅家挂着康熙亲自题写的萱瑞堂匾额，康熙南巡时曾拉着他母亲的手对人说：此是我家老人。曹寅生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比康熙小4岁，幼时即有神童之誉，稍长，做过康熙伴读，16岁时入宫为御前侍卫，做过内务府郎中，一路顺风。据说康熙亲政后利用一批小孩子智擒鳌拜，就有曹寅在内。曹寅的最高官职是通政使司通政使，通政使司是专管审核转呈各省章奏的中央机构，通政使是这个机构的最高长官，正三品。但曹寅这个官衔只是一个虚衔，其实职始终是管理江宁织造。
二、皇室的提款机织造专门负责经办宫廷里和朝廷官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清内务府共设三个织造官，江宁（南京）织造、杭州织造和苏州织造。作家刘心武在《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里说，当时的江南三织造，互相照应，关系密切。曹寅是李煦的妹夫，孙文成是曹寅母系亲戚。借用《红楼梦》中的话来形容，三家织造之间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孙文成出任杭州织造时，康熙专门叫他传口谕给另外两位织造：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
很多时候，皇上要用钱，就向这几个织造官要。在康熙给曹寅奏折的朱批上有这样的话：其余的钱你留做贴补家用，朕只要六千两喂马，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六千两白银拿走了。允、允等诸王从织造借去大量银两不还，也是导致曹寅陷入债务深渊的原因之一。康熙六次南巡，排场甚大，开支浩繁。曹寅接待过四次。进一顿御宴就是一百桌，此外还要看戏、观灯、游览、摆宴，打点随行的太子、皇子、重臣、侍卫。当时有人形容江南迎接圣驾的奢靡情景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正像《红楼梦》写甄家接驾的情景时所说的：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但只要皇帝高兴，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三、曹寅的密折清代档案中最机密者莫过于军机处档案，因为向来军情、战事牵涉国运。然而，还有一种比国家机密更机密快捷的文书，就是只供皇帝一人专看的密折，可称之为秘密档案。密折最早出现于康熙时期。一般的折子通常先交通政司审阅，然后呈交皇帝御览，篇幅特别长的还需大臣附上黄纸，概括要点（称为贴黄）。而呈康熙的密折，则是专奏专报，不经通政司，而是直接呈送皇帝。这些密折，康熙一般及时批复，再还给上奏者。康熙一度右手有病，仍强用左手批示，毫不耽误。这样做，一则防泄密，二则可以及时深入了解真相。
江南三织造负有监视地方官员的使命，可以随时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员的动态，因此地方大员对他们也多有忌惮。胡适先生谈到过，比如南京的督、抚要进京向皇帝述职了，织造官就先以快递向皇上报告，此人动身那天下了大雨。皇上在和督、抚们谈话时，只须随意问一句：你动身那天雨下得大吗？督、抚们就会吓出汗来，以为皇上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别的事情自然也都清楚了，因此不敢有丝毫欺瞒。其实他们的作用比这还要大得多，康熙给曹寅的密折上的批语里时常有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一连几个小心，连皇上都害怕他们密奏的事情被事主知道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曹寅熟练地将一方写过字的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纸折成复杂的六角形，将它塞进一个小信封里，外面用封条封好，封条的上面写固，下面写封，小信封上写着奏折。再用一个大信封，套住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纸条扎住，在纸条下写上自己的衔阶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包好，同样在白纸的包装口下方写上自己的衔阶和名字，最后用来封箴的几个字是臣寅叩首谨封。康熙阅完这封信后，在上面加御批，再用一个朱红的封字封好，重新传到曹寅的手中。从江宁到北京，骑马传递密折大约要20天左右。这项在曹寅和康熙之间的秘密传送活动，一直进行了20年。因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称曹寅为康熙的密探。
康熙非常重视他赋予曹寅等人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允许他们专折密奏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并亲手写奏帖来。曹寅等人的密折，都是亲笔缮写，短小精密；密折内容广泛，包括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盗匪等。在曹寅的密奏里，就雨雪分寸的测量、雨水入土几分、冰雪凝结几寸都有清楚的记载。
比如，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曹寅密报熊赐履病故，康熙批道：知道了，再打听用何医药？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若何？尔还送礼去才是。
曹寅复奏：遗本系病中自作，闻其遗言，命葬江宁淳化镇之地，不回湖广。
康熙朱批：闻得他家甚贫，是真否？
曹寅回奏：湖广原籍有住房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江楚两地房屋约值七八千两。
康熙又批：熊赐履遗本系改过的，他真稿可曾有无？打听得实再奏。
熊赐履是康熙朝的重臣、理学家，时人称他清廉刚介，生前身后康熙对他都是礼敬有加，谁知背后康熙对他有那么多的疑问。
皇帝通过密折，旨在了解各地实情，洞悉身边人从中央到地方的活动情况，同时起到了增广耳目、扩大权力的作用。
清代官员的朝服上有一块方形图案称为补子。补子只分为文官、武官两种，没有正从之分。
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蓝雀。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罴，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补子上除了有飞禽走兽外，还绣有海水和岩石的图案，寓意“海水江崖，江山永固”的意思。补服均是由南京、苏州、杭州即江南三织造订做进贡的，用料讲究，做工精良，尺寸、图案都有严格规定，官员不能私自改变身上与其品级相对应的官服。
一、文官
1、一品文官
2、二品文官
3、三品文官
4、四品文官
5、五品文官
6、六品文官
7、七品文官
8、八品文官
9、九品文官
二、武官
1、一品武职
2、二品武职
3、三品武职
4、四品武职
5、五品武职
6、六品武职
7、七、八品武职
8、九品武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朝官员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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