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送信，首先政府会设立驿站，修驿道，驿站有专门的人员管理马匹，送信的人会带上要送的信骑上马，在驿道上跑，从起点到终点。途中经过驿站时，送信人员会换马，补充水源，每隔一段路程，就会见到一个驿站。这样在不断地换马的过程中，快速的将信送到目的地。古代送信，一般都是请熟人带的，驿站送信，主要应用于军事。
古代王朝就建立了以驿传方式通达信息的制度，西周时已经产生了邮驿传命的制度。唐朝时“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通过飞快的驿马，将岭南的荔枝送至长安而色味不变以取悦美人的记载，让人们领略了唐代驿传的神速。往往在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规定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
还有用候鸟，特别是鸽，雁等作传输工具 。作内馅的方式,如藏在鱼肚,饼类,包子等 。以特殊声音,如钟声,鼓声,鞭炮声等 。以灯光,火光,如孔明灯烽火台、风筝、流水。老百姓一般就是请过往客人或当地要远行的、做生意的人捎信了。有的信需几个月才到收信人手里。所以古诗有家书抵万金之说！！！
战国时楚国的信节。青铜制，长条形，首端刻铸龙形纹饰。正背两面分镌“王命、命传、赁一棓、饮之”，共九字。此种铜节已发现多枚，凡因公事往来之持之可以宿止驿传，并得饮食。
西夏铜牌有信牌、内宿待命铜牌、守御牌三种形式。图中铜牌为信牌，也称军令牌，为铜质合套式，由上盖和下底两部分组成。整体为上方下圆，上方有长方形穿孔，可系绳或用皮带固定在身上，使行军或传递命令时不易丢失。
圆形部分直径15厘米，圆盖边有06厘米的半圆边圈，中间镌有正楷西夏文“敕然马焚”（汉字释为“火急驰马”）4字，圆盖下边部分平展光滑，牌的另一面上半部分外圈也有一个宽06厘米的半圆圈，牌中刻有四连忍冬花卷草饰纹，可插入有文字的铜牌中。铜牌的制作工艺相当精致，铜质密度很好，没有砂眼，外表规整美观。据考证，西夏人著《文海》对“信牌”释曰：“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说明此牌为紧急军务即十万火急时传达军令的专用符牌，是西夏军队中官职级别较高者才使用的。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军在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同西夏的战争中，斩西夏“统军威明墨沁威，副统军阿布雅，得铜印，起兵符，兵马军书，并获蕃丁头凡三十八级，诏以印符契兵马军书来上”。这里所说的“兵符”即为“符牌”或为调军专用的“军令信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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