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 中国人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原因

1、东亚病夫是清末民初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贬称，也称东方病夫。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清政府官僚腐败、风气恶劣，是东方病夫。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中华民国奥运会代表团全军覆没。

2、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纸发表了一幅漫画 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脸庞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那时起，东亚病夫就成了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蔑称。清末鸦片泛滥，中国人因吸食鸦片，导致身体柔弱．不堪一击，颇遭外国人轻视。这也是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原因之一。

3、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有识之士痛思中国文化之病。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原强》称 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他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强民强国。东亚病夫成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剂良药。

4、1972年，李小龙在**《精武门》中有一段精彩的表演，他扛着一块东亚病夫的牌子来到日本人的武馆，并在日人面前将其踢破砸烂，让人振奋。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选手摘下有史以来的第一金，才正式击碎东亚病夫的称号。

对的清朝末年,吸鸦片者吞云吐雾,麻杆身体,面黄肌瘦,小脚女人弱不禁风,一步三晃国民其心渐弛,其气渐柔,其骨渐软,其力渐弱扭曲的外观,羸弱的体质,低下的精神,屈辱的心理,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窘境而后来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输出国的日本却几乎无人吸食

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后,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剖析中国他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作“病夫”他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治疗遗憾的是,连严复也因吸食鸦片患病而死

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此评论不可谓不深刻入骨

清末,江苏人曾朴用“东亚病夫”笔名写小说《孽海花》,表明自己身体欠佳,为“病夫国之病夫”,并以此躲避政治迫害由此,“东亚病夫”一词正式出现并穿越时空至今

最初的“病夫”、“东亚病夫”,不仅指中国人体质弱、体育落后,还有麻木不仁、兵败国衰之意,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和确诊,并激励鞭策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如是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鲁迅、陈独秀等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

顺便说下,关于小日本的由来

中国的绰号文化堪称世界之最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 “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并以“华夷之辨”观念视外族为禽兽,名字用“兽”或“虫”修饰,如“狄”、“蛮”、“戎”惟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字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而今,许多中国人还用“倭”来代表日本以示轻蔑但在古汉语里,“倭”属于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明代以后才成为贬义词,是语言文化在对日关系里的鲜明表现

不过,国人给日本起的绰号最多,很多不乏贬义,如“东夷”、“下国”、“弹丸”、“倭奴”、“区区岛国”、“蕞尔小国”,古代日本甚至也往往这样自称蒋介石还称日本为“岛夷蛇豕”中性一点的“东瀛”、“扶桑”,以及日本最重要的名字“日本”,也来自中国

日本,本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607年,日本羽翼初丰,圣德太子致隋炀帝“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国书,表达不甘屈尊、对等交往的强烈愿望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无礼,并遣使责难

唐玄宗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曰日本”武后为女皇武则天,“日本”一词正式出现中国漆器传入日本大放光彩,日本英文名“JAPAN”也指漆器,据说根据“日本”古代汉字读音所起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渊源之深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对日本有所敬畏,但嘴上功夫依然强硬1903年,留日生陈天华在《警世钟》说“小小日本不足道”小日本,终于明显强烈地从一个中国知识英雄的口里说了出来,影响至今

九一八后,吉林省德惠县抗日义勇军的战歌唱道：“提起了九一八啊,两眼泪哗哗；可恨那小日本儿啊,侵占我东北”老师偷着告诉孩子,要是大个子中国人被打死,一车能装10个,日本兵个小,能装20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和残暴,中国人一口一个“小日本”地怒骂,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表达大无畏精神和对侵略者的憎恨,当然无可厚非

从小我就知道小日本,也常说小日本,还以为小日本“小鼻子小眼”某同学长相丑陋,个头矮小,言行猥琐,就被骂作小日本骂者也在潜意识里认为日本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970年样板戏宣传画——《红灯记》之《赴选自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宴斗鸠山》,在高大的中国英雄李玉和面前,鸠山等日本鬼子渺小且猥琐

叫“小日本”不乏憎恨无奈之意,但更多地是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蔑视讥讽,认为日本国土小,日本人个头小,用品小,又小肚鸡肠,办不成大事,称“倭”就带有“矮小”的蔑意,而中国面积广大,大江大河大漠大山,人口众多,况且个头大,胸襟宽广由此衍生的还有“小鬼子”、“小东洋”、“小鼻子”等而口语中的“小日本儿”和“小日本子”中的象征晚辈的“儿”和“子”,更有着强烈的民族等级寓意

叫“小日本”成为国人的习惯从蒋介石、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再到台湾作家柏杨、长虹电器总经理倪润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笑星赵本山、中长跑教练马俊仁、**《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乃至5岁的幼童,都说“小日本”,更有报刊媒体、街头巷尾、黎民百姓、各色人等,集体无意识地不绝于耳、百说不厌、百写不繁的“小日本”

1840年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直到中日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签订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就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主权残缺、吏治腐败、社会萧条，表现为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上普遍吸食鸦片成瘾，造成了国力大幅度削弱、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急剧下降、国民整体素质（包括教育、文化、科技、体质等）极度虚弱。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中国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

这是那时候的中国的真实写照，但也有西方的明智之士在当时就说过，“中国是一头狮子，幸好它现在还是睡着的，但我们得时刻提防它醒来。”

可以这样说，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庄严的宣誓已经证明中国这头狮子的觉醒了。

晚清末年，西洋人通过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

缺乏自知之明的满清权贵，在西洋强大的炮火前，由顽梗地对西方“说不”，而被迫乖乖“说是”。中国沦为双重殖民之地，作为被统治民族，汉民族陷入“一仆二主”境地，除了当好爱新觉罗、叶赫那拉等满清权贵的奴仆，还要为主人垫背，做缴纳赔款的洋奴。

双重压榨下，汉民族的精神状态已陷入谷底，麻木与卑顺无以复加。

19世纪末，中国近邻日本以“ ”加“武士道”之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在随后甲午之战，一举击败老大清帝国。

就在此后，一个对中国人最具精神挖苦意味的称号出现了：东亚病夫。

很多人以为这称号是个“蔑称”，而我认为，就清版 的精神状态而言，这更应该算是真实写照，应属“实称”。“集奴隶品质之大全”的清之汉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样，到了双重殖民的晚清，“双压”之下愈发麻木，精神病情加重，不是病夫又是什么？

那么，“东亚病夫”这称号到底怎么出笼的呢？

我们今天看以清末为时代背景的《霍元甲》《精武门》等武打片，经常能听到这个刺耳称号。随着这个称号出现的，必有挑战中国武师的日本武士。所以，中国观众大都以为“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是日本给予的。其实不然，此号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日本，后期军国日本只是将这个称号叫得最起劲而已。

1896年10月17日，中国上海租界，有一份报纸登载了一篇文章，引起世人极大关注。那张报纸名叫《字西林报》，是英国人创办，报纸的意译名称应为：《北华日报》。在这张报纸的这篇文章中，首度出现了“东亚病夫”一词，文章作者对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是东亚的一个病夫国家，由来已久。但让我们真正认清他们的病情，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也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清国的病情认识还不到家，而日本这一战，让清国破了相，也让西方彻底认清了这是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

“东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我们知道，翻译这张报纸这篇文章的，系晚清著名维新学者梁启超。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一场战争后的一个联想：受东亚甲午战争影响，联想到“欧洲病夫”。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身影，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近代是海洋文明“日新月异”的时代，但却是没落的草原文明谢幕时代，小小荷兰都敢骑在奥斯曼帝国头上作威作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整个国家政治陈腐、民族精神败落。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大清帝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一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排列组合”了。

“东亚病夫”称号出笼后，世界列强纷纷点头认可，之后，一些外国学者还不断引为课题，对此称进行了附加诠释。

譬如日本有个维新教父，名叫福泽渝吉。他对“东亚病夫”大清帝国之病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小结――

其一，实行古代专制，无自由可言;

其二，刑法残忍，无人道可言;

其三，举国愚昧，无科学可言;

其四，屈辱而不知耻，无尊严可言。

1901年，英国立德夫人出版了一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书中这样描写“东亚病夫”神态：

“约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鸦片。我从没见过比这里的人更加虚弱无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面色苍白，躬着背，身体都空了，也许连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们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驮着东西赶路。”

显然，这是一个被掏空灵魂的无魂帝国。

无魂帝国的天空下，“家”是唯一的精神寄托。所以，中国历朝特别是清朝以来，中国人变得越来越“顾家”，各种《家书》鳞次栉比、都成了畅销书。亿万中国人就像被套进一张大网里的鱼群，每条鱼想的是如何从这张网的网眼里钻出去，建立置身其外的自保巢穴，而从不敢想团结起来撞破这张网，让整个族群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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