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市化首次突破50%。
扩展资料：
城市化的合理布局：
要使城市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其城区人口规模应在200万以上（才能以合理的税费，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否则服务不足或腐败；
这也正是人们都涌向北上广深成渝等特大城市的根源），最好是300万以上（才能支撑较发达的公共交通业，比如地铁和航空等）；
当城区人口超过1600万人口时，会发生较严重的城市病；
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的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有较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
中国有约14亿人口，至少将会有10亿城镇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200-1600万人口，200公里范围内1000-5000万人口），建设更多（50个左右）的大都市区（可增设新省或直辖市），才能使中国的人口相对均衡分布，使城镇废弃物就近消纳（200公里内），并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与城市病的矛盾。
“城”辐射带动“镇”的合理半径以不大于200公里为宜（方便乡镇（或城区）人员到城区（或乡镇）办事能当天来回）；
所以，现有特大城市（特别是省会）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较大的区域（3万平方公里以上）和较多人口（1000万以上/容易培育20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应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尤其是是高铁）、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来越严重）。
其中，以徐州、宜昌、赣州、桂林和宜宾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区的理想区域
另外，要使“中心镇（县城）”能有效带动全县乡村，“中心镇（县城）”到县域边界以20—30公里（公交的合理距离）为宜。
参考资料：
城市化-百度百科
都市化，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都市型转化的过程。亦称城市化或城镇化。
都市化过程
包括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
3个方面：①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产业结构由农业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型经济。②人口向都市地区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大。③社会生活向都市性状态转变，都市生活方式扩展到其他领域;人际间的血缘、亲缘关系削弱,业缘关系强化。这3
个方面综合的空间形式是都市地域的扩大、市镇数目的增多和都会地区的出现。
城市化又称都市化或城镇化。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化过程。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也称为城镇化，是由农业 （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第四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市化首次突破50%。
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以前都叫“城市化”。
中国城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那些城镇化规模更大，但是用了100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后中国的城镇化就开始了。中国的城镇化跟英国、美国、拉美有什么不同点？从人口规模上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国家的人口转移的城镇化国家，在中国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高达8亿多人口，而且因为国家大、情况复杂、贫困人口多，城镇化速度要比其他国家期望的要低，城市化率每年是1%左右，不像非洲3%、5%，我们认为这个城市化率是合适的。更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城镇化的唯一大国。英国在搞城镇化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接纳了许多英国移民，由此减轻了许多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拉美国家特别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仅向美国移民就达4000万。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过去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为了对全世界负责，我们不会向世界输出难民。中国努力做到自己关起门来完成城镇化，而且第一次、第二次城镇化过程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非常低，石油只有两三美元一桶，但是轮到中国搞城镇化时石油价格暴涨。
城镇化的动力和背景也不一样。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依靠工业化推动，但是轮到中国搞城镇化的时候，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包括中国要完成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所以中国是人口转移和就业安排比较一致的国家，这是中国政策制定产生的效果。而美国出现非洲人口转移在前就业安排之后，出现大量贫民窟。
最后，城镇化轮到中国了，但是我们城镇化的时候遇到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的时候，先行国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现在中国在这上面再叠加大家都觉得受不了，但是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必然增加能耗和碳排放的过程，中国到现在为止每年消耗的水泥是世界上所有水泥产量的40%，所有钢材的35%；每年要盖20亿平方米的房子才能满足需求，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要完成城镇化又不能有排放，这是不可能的。这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城镇化的挑战中国的城镇化刚刚进行到中期，才是完成了47%左右，我们还有30年的城镇化，而且这一个城镇化过程中，每年还要转移1500万人口，二氧化碳排放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如果选择错误的城镇化模式，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完成城镇化的时候会出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剧增，这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这样的前景，也没有人愿意中国这样做，中国人跟所有的世界人民在这个意见上完全一致的，我们应该另辟一条节能减排的生态文明的城镇化道路。
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就多了。
第一，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人地矛盾尖锐的国家。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不到整个土地面积50%，而适应人类居住、适应大规模推进城镇化的恰恰是优质的耕地，而耕地人均只有14亩，每年因城镇化减少耕地1800万亩左右；中国人均水资源被国际有关组织列为贫水国家。大家要注意，我们国家水资源分布非常不均匀，比如说在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3，但是水资源仅仅占6%，而西南地区，人口很少，但是拥有了大部分的水资源。中国的水土资源和各个大国相比，耕地只有人家的1/20，水资源、森林面积也只有人家的1/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怎么办？在资源问题上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7%的淡水资源来支撑全球21%人口的城镇化，而且还要关起门来搞城镇化，这样一个难题我们需要30年时间去应答。
第二，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候鸟式”农民工群体，而且其流向分布非常不均匀。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政府，也是属于全民，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组织，这就使得农民转移到城里来，但是土地还保留在那里，这在经济学上看来是一个错误，但是在中国却是发挥着有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口锐减30%，造成了几千万农民工失业，但是这些农民工回去种地，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制度也正在调整之中。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城中村扮演着一种“贫民窟”的角色，安排许许多多农民工住在这里。从2001—2004年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分布来说，大城市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7%到62%，小城市吸引力在下降，这有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人口会越聚越多。
第三，中国能源存量结构完全失衡，建筑、交通能耗增加很大。中国人均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1%和4%，所以当发达国家原来用煤作为工业燃料的，现在转成用天然气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减少了一半，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还是只能以其储量相对丰富的煤，而中国天然气储量非常少，不可能像英国、欧洲、美国能源结构的转移，再加上中国的气候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热，与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的平均温度相比，所有城市冬天都偏低了3-15度，所以中国单位建筑能耗应该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高。所以高速城镇化期间，我们不得不建造20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也就是世界上40%的建筑量发生在中国，而过去我们所建的400亿平方米建筑需要简单改造。大家知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空调的消耗量、建筑能耗将会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刚性的消耗，由此造成将来能源问题比产业能耗问题更大，更难克服。中国的人均能耗非常低，就是那么低的能耗，40%左右是因为生产外贸产品所产生的能耗，所以中国替发达国家转移了一部分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人均很低，但是总量很大。
第四，中国的机动化跟城镇化是同步发生。为什么欧洲城市比较密集，而美国城市就出现低密度化，我本人理解欧洲城镇化在前机动化在后。但是美国是城镇化和机动化同时发生，除了纽约和波士顿以外，其实城市都出现严重的城市蔓延，一旦出现城市蔓延问题就大了。中国非常不幸的是，跟美国一样也是机动化跟城镇化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好在中国土地制度是一条“拦水坝”。汽车进入家庭对每个人都有诱惑，一旦拥有汽车人们就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广泛选择居住地，这个时候城市蔓延是很难阻挡的，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要保持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才是应对机动化和城市蔓延非常关键的政策。
第五，中国城镇化的推动力失衡。中国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这样一来，工业排放污染就比较大，我们同样经历了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工业化阶段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再加上污水收集管网不足，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上升非常快，前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政府下决心加强污水处理，污水处理率是世界上城镇化过程中增长最快的，从1995年20%上升到现在超过了50%。但是，中国沿海和其他河域地带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突发性的事故非常严重。
第六，中国是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众多的国家，但是整个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一个盲目照搬国外城镇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向往发达国家那种城镇化的模式，但是那种模式使得我们城市的风格雷同，城市的规划设计缺乏地方特色，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国家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是最精华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但是保护难度很大。
第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这种扩大的趋势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转移，同时也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在扩大。
第八，城镇化带来了区域化的发展。也就是城市区域化了，区域又城市化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就出现了，这种竞争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不好的，这些问题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城市群的集中度在提高，城市的决策不仅对城市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周边的城市。大家都可以看到，在20年前珠三角的广州、深圳在地图上只是两个小红点，但是现在这些红点连成一片了，这是一种区域的城镇化，急需对城市群综合进行规划，综合进行设计，综合进行引导。中国的对策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大家都来对中国面临的挑战献计献策，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人类。我个人想有这么几条：
第一，在城市规划中我们要用强制的管制手段来划定基本农田的保护区，来有效制止城市的蔓延，这种无序的蔓延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二，要坚持紧凑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防止出现美国式的城市郊区化。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在100年过程中所经历的城镇化，它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英里八千人下降到现在只有三千人，而且在继续下降。中国在过去50年间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1平方公里一万人，所以中国所有城市叫紧凑型城市。我们要继续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现在是遇到了机动化的挑战，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就会出现像美国这样的结果，低密度的城镇化就带来汽车依赖症，就带来私有依赖症，一个美国人消耗汽油相当于5个欧盟人。
第三，采取农村人居整治，均衡城镇化的压力，避免非洲式贫困的城镇化。我们不能驱赶农民到城里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来均衡城镇化的压力，这是健康城镇化的一个需求。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里来，但他们忘记了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说到能源承载力，我们跟国际上发达国家数据完全不一样，根据我们实际调查，一个城市的居民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三个农民，中国农民还是手工劳动为主，所以消耗能源非常低，中国农民人均耕作的土地不到3亩地，只有美国农庄的1%。
第四，要推行严格的节能目标和政策。建筑能耗会出现快速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不进行节能，中国建筑能耗将从现在的3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20年的11亿吨标准煤；如果推行建筑节能我们就有望节约35亿吨标准煤，这是一个巨大节能减排领域。我们现在对所有新建筑都是严格执行节能50%的标准，大城市节能65%标准，两步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可以跟大家说80%以上新建建筑已经执行这个标准，但是我们还不满足，要求更多的公用建筑能够走绿色建筑的道路。
第五，要实行自行车和公交优先的交通战略。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要修建世界上最多的地铁，将要投资总数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自行车数量现在正在稳定，而且有望逐步上升；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已达12亿辆，而且每年增长30%，已经占世界的60%以上。各国优惠政策倾向电动汽车，中国自行车节约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我们正在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和分配式能源计划。太阳能屋顶计划，为装上太阳能光电板的，每瓦补贴20块钱，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板生产国家。目前，我国已有超过三千万家庭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占世界使用量的70%。每年光这一项就减排2000万吨二氧化碳气体。最近，把太阳能热水器以国家补贴方式送到农村去。
第七，正在采取大幅度增加城市污水管网和处理厂投资，预计今后五年投资两千亿人民币，所有城市和县城都建立污水处理厂。
第八，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名县的保护法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绵绵不断保留至今，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非常珍贵，我们正在着手做这样的保护工作。
第九，我们要建大量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
第十，正在编制区域性规划，在整个城市群范围内来统筹地建设基础设施，统筹地使资源共享、生态环境共保、污染共治。更重要的，我们正在建设大量低碳生态城。中国每年要建的新卫星城都在50个左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新城镇建设的国家。我们正在跟众多国家合作来建立生态城，同时又对原有的城市进行生态化改造。比如，在天津我们建设中新（加坡）生态城，花八年时间在盐碱地上建设人口30—50万的新城市，而在这个城市里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将超过30%。
我借这个平台向各位朋友呼吁，正处在城镇化高潮中的中国，我们必须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的实际变革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同时使中国城镇化走对路，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本原则，全面推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低碳生态城，希望大家都加入我们的队伍，因为只有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世界才会绿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
城镇化是通过人口、资本、信息、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来源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市场力量主要指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配置资源、调节供需，促进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并以户籍、土地、市制与行政区划调整等行政手段对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进行干预，从而推进城镇化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中国当前的城市规模及格局分布虽然与国家的城镇化方针及一系列调控政策密不可分，但更多还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
（一）大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快速的城镇化不仅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也愈发明显。2000年地级以上城市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83%，到2018年，全国GDP的62%由地级以上的城市（市辖区）生产。在地级以上城市的产值中，59%由35个主要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生产。与此同时，主要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了创新要素集聚、人口密度高、产业竞争力强、经济效率最优的地区。据测算，2018年，全国19个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801%，GDP占比为880%。特别是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三大城市群以全国65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29%的人口，实现了431%的地区生产总值、724%的进出口总额和573%的研发经费投入，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龙头作用突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二）大城市的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
大城市正经历着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权重逐渐下降，服务业权重逐渐提高的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大多仍然以制造业或资源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2017年，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663%和598%，地级城市的服务业比重仅499%。上海、北京、深圳、重庆4个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服务业比重平均达到661%；天津、成都、广州、南京、武汉5个500~1000万的特大城市，服务业比重也达到606%。在少数超大型城市，这种产业格局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北京市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80%，上海市也达到了70%。
表3 2017年不同行政级别和人口规模城市的产业结构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7》。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较小的城市趋向于标准化的制造业生产和专业化的服务活动，而较大的城市因拥有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基础，集中于高技术的制造业和特定的商业服务。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一般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大城市趋向于制造业导向，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大城市的服务业导向更加明确。例如，1950—197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汽车、造船、飞机、纸浆与造纸、石油化学品等产业高度集中在特定的大都市区。大部分城市在大部分制造业活动中的从业者很少。除了那些发展专业化制造业的城市，美国一些小城市在特定的消费者服务活动上也实现了专业化发展，比如养老服务，健康服务、保险服务等。
（三）大城市和行政级别较高城市的收入溢价显著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2017年，上海（超大城市）的人均工资比南京（特大城市）高38%，比宁波（大城市）高45%，比镇江（中等城市）高67%，比铜陵（小城市）高86% 。收入上的显著差异、丰富的公共资源、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们源源不断的涌入大城市，户籍限制和高房价并未改变这种趋势。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城市能够吸引到更优秀的人才，这与中国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结构现状十分吻合。2018年的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53%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一线城市广东和深圳，16%选择了佛山和东莞两个珠三角内规模次之的城市，另有13%流向珠三角内其他五个规模较小的城市。尽管近年来受到区域间产业转移、大城市房价高涨，以及二三线城市优越的人才政策、较低的户籍门槛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人口回流、转向的现象，但劳动力就业或择业时依然将一线大城市作为优先选择。
（四）行政管辖等级赋予不同城市及城乡不同的发展权
建国初期，中国城市行政区划体系分为直辖市、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市、镇四级，在形态上类似西方国家，但明确规定市“是属于省、自治区、自治州领导的行政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变得更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差距日益显著。出于人口规模扩张以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原有传统的设市模式和标准严重阻碍了一些迅速壮大中的城市的发展。为加快对城镇化的推动，中国对市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整乡改镇、整县改市、撤地设市和市领导县（市）等区划调整赋予城市在更大范围的行政管辖权力。市制成为中央和上级政府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区等级的一个标志。
与此同时，城市的行政区域远大于城市连续建成区的范围，真正具有城市功能的地域在城市行政区域中所占比重不大，特别是以整县改设的市（区）往往大部分是农村地域。城乡合治的政区格局导致了乡镇层面发展自主权不足。城乡之间行政地位的不平等，导致资本、教育、医疗、优惠政策等资源向城市地区集中，这种公共或非公共资源的集中必然进一步强化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导致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和居民收入方面的差距扩大。
（五）治理能力不足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向少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加速集聚，给城市公共设施供给、公共安全保障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进入2000年后，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一时间，“控制”和“疏解”成为这两座城市的重要政策取向。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并非导致“城市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以环境问题为例，诸多国际大都市都曾在二战之后出现过环境恶化问题，如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但如今这些城市的人口已经比半个多世纪前更多，并不断吸引更多人居住生活，而其环境质量不仅没有继续恶化，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面对不断增多的外来人口，政府治理机构与其动用行政手段消耗人力物力成本以控制和疏解人口，不如通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外来人口的文化融入，积极地应对人口增长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
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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