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映射了封建主义社会的剥削。
改稻为桑是指将原来种水稻的田，改为种桑树，对于老百姓来讲，并不是坏事，一亩田产的粮食没有一亩田产的桑叶赚钱多。
改稻为桑无法实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粮食可以吃，而蚕丝不能吃，蚕丝至少还得经过好几道工序才能换成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讲，根本没有安全感，况且当时的粮食生产能力，根本支撑不起这么多人口，毕竟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改稻为桑的故事
改稻为桑，从字面意思就是把稻田改为桑田。大明朝的丝绸在老外看来，那是抢手的商品。出口丝绸换外汇，是一条很好的生财之路。一直以来，因为倭寇在沿海闹事，加上丝绸的原材料生丝产能不足，所以丝绸出口的生意没做成。
如果灭了倭寇，再扩大生丝的产能，以丝绸的抢手程度，大明财政扭亏为盈指日可待。灭倭寇的事交给胡宗宪和戚继光他们，扩大生丝产能就要另外想办法了。生丝是蚕吐出来的，蚕要吃桑叶，要多养蚕，就得多种桑树产桑叶。多种桑树，就要占用原先种水稻的田地。那好办，把稻田改为桑田就得了。这就是改稻为桑。
应该说，改粮为桑是存在的，不过规模不大。
桑树代表的是丝织品还有生丝。明初朱元璋就改稻为桑了，而且推行的比较顺利，这个明史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朱元璋命令田10亩者，必须有1亩半种桑，三亩种棉。政府予以税收优惠。
到了明中期以后丝、棉纺织业已经非常发达，主要产桑区都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链。宋朝的主要产粮区苏州湖州等地，明朝时已经普遍种桑种棉。宋朝民谚“苏湖熟，天下足”，明朝时已经改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主要产粮区已经移至湖广洞庭湖流域。
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明朝前期除了永乐年间之外，对海洋的态度是比较排斥的（皇明祖训），因此被法律承认的朝贡贸易，商业流通的意义是很小的，更多在于宣扬天朝威仪。这可能要归于老朱的小农意识。
我们知道明代中期倭寇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嘉靖先生的任期内。事实上，虽然这批海盗被世人称为倭寇，他们中来自日本四岛的人并不多，真正的大佬是海盗派的徐海和走私派的汪直。所谓倭寇大部分是沿海地区的民众。倭寇既有渔民，也有世家大族，还有走私海商。那个时候生丝（不是奢侈品）从明到日本的利润是十倍，好像是因为生丝在日本是战略物资。
隆庆开关，私人贸易才被允许。不过因为倭寇，明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可想而知。
从宋代机户开始，桑田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体制了。在万历一条鞭法之前，官员的俸禄中也有直接发丝绵的部分。从中也可见改粮为桑。
为什么没有圈地运动，可能是因为生丝出口的高利润始终没有一个开放市场。而丝绸作为一种昂贵的商品，市场用量也不大。（部分答案来自网页链接）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了弥补上一年的巨大财政赤字，严家父子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实现方方面面多赢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好就好在他手下有人。
浙直总署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起来的朝廷重臣，人品才干都是一等一的国家栋梁之才，并且深得皇上信任。浙江的布政吏郑泌昌，按察吏何茂才，也都是嫡系，由他们来组织扩大丝绸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增收几百万两白银来填补亏空，看来没有多大问题。而且，项目过手的环节多，肥水丰厚，不仅手下的人有积极性，把他们养肥了，自然也就有了孝敬老师的银子。
然而，严家父子也知道，关系如此重大的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推行起来难度比较大。首先，必须要得到皇上的首肯，并且使之成为一项国策，推行起来才有可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要搞定太监总管吕公公，以及他的干儿子--江南织造局兼浙江舶司的一把手杨金水，并且可以拿虎皮做大旗，排除反对党的干扰，达到预期的目的。创新总是很难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真是难为了严家父子，在周云逸死后的这个难过的春节期间，经过反复论证，精心谋划，总算是拿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救方略，并且在如何抛出这个方略的问题上，也都颇费心思，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谋划。这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招术套路，都显见八十一岁的严嵩，是何等的老成谋国。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嘉靖明知严嵩一伙为恶多端、贪得无厌，却还是离不开他们。
借着张居正提出扩充海防、抗击倭寇所引出的话题，严嵩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循循善诱，给嘉靖留下了足够的想象和发挥空间，一步一步地把皇帝装进了套子。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嘉靖，这个春节自然是过得不开心，所谓“斋戒祈雪”，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好听一点的词，闭门思过罢了。十多天下来，他为自己去年的个人消费过多，心里正难受着呢：一是气这些做事人，巧借他的个人项目，不惜成本，中饱私囊；二是花就花了吧，却搞得满城风雨，居然让地球人都知道了，遭来周云逸等臭知识份子的辱骂。现在严嵩引进了这么一个本土化的项目，可以进一千万两的银子，他能不高兴吗？于是，拍着掌，满怀欣喜地恩准了推行“改稻为桑”的经济政策，并且定为国策。
表面听起来，“改稻为桑”无论如何是利国利民的一项好政策。农民种地的收入不如种桑的收入高，嘉靖又决定不增加"改稻为桑"者的税收。而且蚕桑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向手工业的转移，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因此有望拿到“农转非”户口，这是多大的好事呀，老百姓怎能不拥护？
然而，“改稻为桑”这个看似英明的国策，就出了问题。
急功近利。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第一年就要织出五十万匹丝绸，而且已经与洋人签订了出口合同。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当时的官员还不善于以“亲民”为口号，打出“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的旗帜，但做事已经胆气十足了。为了推行国策，官府竟派士兵骑着战马去踏农民的秧田，引发了杭州郊区的老百姓到总督府集体上访的事件。
兼并土地。要保证丝绸的规模生产和质量，必须解决原料生产的规模经济问题。所以“改稻为桑”必然涉及土地兼并问题。如果古人能够像现代人一样，在土地兼并的同时，辅之以合理的补偿和就业人口的转移，本也无事。但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想不出现代人的办法的。于是，商人为了降低土地兼并的成本，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行政权力来压低土地价格。勾结的背后，是政府官员从中瓜分相当份额的巨大利益，所谓少数人吃多数人，再少也是多。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某些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土地价格，然后不惜动用公安甚至“黑社会”强行拆迁，旧城改造成为不断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推行“改稻为桑”的一派，高举推行国策的伟大旗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大刀阔斧，义正辞严。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由于不便与皇上钦定的国策作对，“改稻为桑”的反对派，一方面以百姓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只能阳奉阴违。于是，这场博弈成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党争。
简单问题复杂化。尽管胡宗宪是严嵩的弟子，但他有大局观念，且行事谨慎。原本是能把“改稻为桑”处理好的，但太子党却派谭伦督战，把局面搞乱了，使胡宗宪腹背受敌，左右为难，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最后只好下课。接下来，严世藩又想加强力量，但为了避嫌，派出的是一个不谙政治险恶，完全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高翰文，结果彻底把事情搅黄了。任何政治人物，如果不能就事论事，而是以人划线，必然会将问题复杂化。互相掣肘的结果是，不但不能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也做不了了。
官场问题外部化。官场争斗一旦到了白炽化的阶段，出于对失败的恐惧，各方出手都趋向于斗狠，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成为理性选择。为了嫁祸于人，郑泌昌、何茂才不惜放走倭寇，纵火劫狱，诬良通倭。但这也是一着险棋，把外敌都请出来当棋子了，难怪郑泌昌对何茂才说：“这可是最后一步棋了。做不好，你和我就自己坐到囚车上去吧。”
一个问题在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何况一系列问题在互动的过程中，不知会繁殖出多少问题。于是，“改稻为桑”的结局如何就不难预见了。淳安、建德两县被淹，马宁远等四人问斩，胡宗宪被迫辞去浙江巡抚，郑泌昌、何茂才被处决，沈一石放火自焚，杨金水疯了，高翰文被囚禁……原本是一次向自然要资源的经济活动，最终却变成了向官场要命的斗争。
海瑞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官。同时也是一个好人，当时大明王朝想在民间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但是作为农民，中华民族种植稻子的传统和经验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百姓们肯定不愿意放弃种植稻子去改种桑树，万一失败了呢？那可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海瑞就除了官府，亲自和百姓说了种植桑树的各种好处，百姓也被他的诚意所打动，最终政策得以成功施行。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由朱元璋开创，经过大明开国、治世削潘、永宣盛世、弘治中兴，有着自己的恢弘历史和时期。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最后由盛转衰。
改稻为桑政策是嘉靖皇帝在位期间推行的。嘉靖皇帝，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个年号一共四十五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最长的是明神宗万历帝，一共四十八年)。嘉靖皇帝是明代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父亲朱佑杬没有做过一天皇帝，是被嘉靖强行追封的，嘉靖的继位也意味着明孝宗一脉断绝。
海瑞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可见海瑞在明朝的资历也是很老的。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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