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36年发表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

凯恩斯主义税收 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概述

以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为中心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加强宏观需求管理,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这些理论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凯恩斯之外,还有英国经济学家JV罗宾逊、HRF哈罗德,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PA萨缪尔森等。前者形成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剑桥学派;后者形成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新古典综合学派。 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的产生背景

凯恩斯主义是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古典经济学派从利己主义人性观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断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所谓经济人”的幽灵在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有。这种“经济人”利己心的发挥是经由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的。通过这种引导可以使社会走向私利与公益的和谐一致和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在政策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政府应力求节约,税收数额应尽量减少,每年的财政收支都应保持平衡;税收应尽量避免干扰社会经济活动。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统治资本主义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集中表现是20世纪30 年代初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经过这场危机,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均衡就业的说教已经破产。因而,他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他的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加以补充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纳,并收到一定效果。

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宏观经济方式的观点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即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经济,由把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转变为以促成经济平衡发展为基本原则,由把税收仅作为收入的因素转变为经济平衡发展的因素。

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的主要税收理论

凯恩斯及其继承人都把财政税收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并使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他们都很重视对于财政税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 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

凯恩斯指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产生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和投资不足。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而必须靠国家的干预,特别是财政税收的干预。他主张不应把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只要能够促成经济的平衡发展,增加就业和国民所得,国家可以用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的办法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同时,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等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增加消费。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悬殊,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人虽然收入很多,但他们只把一小部分用于消费,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而穷人会把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他们的新增收入却很有限,这是一个矛盾。他主张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即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用累进税的办法集中于国家手中,再通过政府转移支出的办法分配给穷人,或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这样既可解决由消费倾向过低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资,从而达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业的目的。新剑桥学派更加强调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主张实行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制度,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并尽量使收入低的人享受税收减免。

补偿税收政策

补偿税收政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的一种税收理论。汉森把税收看作是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工具。这种调节,通过补偿税收政策和用年度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办法实现。他认为这种税收的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而在衰退时期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就可以刺激消费。同时,租税减免的作用也很大,推行租税减免,有时也可以制止恐慌的侵袭。但是并非所有的税种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发挥这种作用。他认为,对扩展中的经济来说,社会保险税和营业税是发挥这种作用的理想税种,主张对这些税种实行机动税率制度。在繁荣时期的后半期,逐步提高累进税率;在繁荣达到顶点时,累进幅度要达到最大,以形成剩余基金。在繁荣由顶点转向下降时,即应停止征收。一旦衰退开始,就应提用以前所征集的剩余基金。提用的方法是将基金退还纳税人,如果退还有困难,即应利用此项基金来抵补政府为公共事业或救济支出的扩张所形成的赤字。为了实行补偿税收政策,必须打破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观念。因为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条件下,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经济繁荣,税收收入自动增加,则政府的支出也必须增加,这样势必增加投资和消费,加大经济膨胀的压力;经济衰退,税收收入自动减少,则政府支出也必须减少,又势必减少投资和消费,加速经济的萎缩。因此,只有在繁荣时期增收不增支,造成财政盈余;在衰退时期减收不减支,造成财政亏损(赤字),才能消除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衡发展。不过,打破年度收支平衡,并不是不要收支平衡,而是要周期收支平衡。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同衰退时期的财政亏损相抵,即可实现周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

汉森的补偿税收理论在实践上很难行得通。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其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也充满荆棘。比如,在繁荣时期增税,必然同纳税人的利益相矛盾,增税很难推行。另外,预测繁荣和衰退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很准确,补偿税收政策很难起作用;即使预测准确,由于利益集团的矛盾和立法程序限制而产生的“时滞”,也会影响补偿税收政策的实现。

自动稳定器

自动稳定器主要是指失业补助金、其他福利转移支付和自动改变的税收制度。美国是实行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这种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伸缩性:一旦衰退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就会下降,这时即使不降低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减少。而且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减少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的幅度。这种减少,同政府在衰退时期应当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需求的意图是一致的;一旦繁荣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随之增加,这时即使不提高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增加,同样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增加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幅度。这种增加,同政府抑制需求过旺的意图是一致的。因此,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收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和作用迅速的自动稳定器。不过,他也承认,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在财政税收上,政府应采取两方面措施。

①根据经济活动的趋向,及时实施有助于经济稳定的财政税收政策;

②要使财政税收制度具有使经济自动稳定的内在性能他称前者是“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后者是自动稳定器。他认为“自动稳定器”很重要,时时都在帮助政府进行总需求管理和稳定经济的活动。

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的挑战

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半个多世纪,不少国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对于缓和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刺激需求,税收负担重,政府开支大,规章制度繁琐,必然会影响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失灵,受到经济学界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挑战。

西方学者关于大危机和凯恩斯的几段话:

萧条的岁月引起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而深刻的。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人怀疑,如果资本主义会这样轻易的崩溃,那么,一个不以利润为目的的警醒生产的经济制度,一个生产资料不属于私有而属于共有的经济制度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国家所做的实验上边,特别是注意到俄国,在那里,失业和萧条都不存在。

凯恩斯是一个相信在必要时刻政府可以进行干预而不相信完全放任主义的人,他坚信要使经济周期上升,政府必须插足进来用减少失业的方法来维持购买力,这意味着“赤字开支”,但它会恢复经济的平衡。事实上,这是“新政”已经在做的事,而凯恩斯用高度的技巧和理论的根据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里加以阐释。

凯恩斯在致命危险威胁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巩固了这个社会。 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

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

对于中国而言,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经验显然要远逊于欧美等国,如果说1998年因为及时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波及亚洲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008年年底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大单。4万亿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凯恩斯主义药效的最佳发挥。4万亿投资和2009年货币投放约96万亿元贷款,是配合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似乎一时取得了抵御金融危机的“重大胜利”。但如何诊断并开出有效的药方,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4万亿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经济学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最近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在很多场合都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中国问题的答案,中国不应该采取干预政策,而应该让市场自身调整。 凯恩斯主义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对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在我国,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员习惯以追求政绩为目标。一些地方政府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政策,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继而产生泡沫经济,地方政府再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于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治病本领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资。 凯恩斯主义关心的是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尤其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员使用。

近些年人们议论这些年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步履艰难,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凯恩斯的理论占据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带来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始终把速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消费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消费又总是刺激不起来,还存在垄断性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市场经济改革屡屡陷入窘境的理论源头。

20世纪後期开始诸多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显示:凯恩斯的理论有过於简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论的漏洞:

劳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滞,多馀的钱落入资本家口袋中後并没有创造更多就业,因为更多「投资」不代表更多「就业」,投资可能是投机性的金融游戏或是房地产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亏损而静态放置在低利率标的上的资金,这些都不会产生工作机会。

就算投资实业的资本家也可能创不出太多就业,因为很多新兴行业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劳动大军,例如一亿美金开设的纺织厂需要5千名员工;但同样一亿美金开设的软体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员工。最後导致总就业率并无上升,大量中产人口落入无工作的赤贫同时带动了少量中产人口上升至富豪,社会财富结构开始逐渐扭曲。[1]

忽略结构性失业的杀伤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进社会,「隔行如隔山」的效应会不断极大化,不像早期工业时代制鞋厂被开除的员工可以轻易流动至火柴厂上工,因为越原始的工业越不依赖需要长期训练的专业能力,现今社会中被开除的软体工程师无法去金融业找工作,反之亦然,因为需要的学历和专业力已经不是公司老板开一周训练班就能培养的,有心学习新技能的员工也必须付出数年的时间重回学校,期间要背负长期无收入的压力和学费压力,这形成了一种无形壁垒加大了结构性失业的严重度。

误认为「总需求」可以无限制提升,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当有一天总需求停滞时将怎麼处理,理论假设人会一直有新项目的需求产生而生出更多新产业的新工作机会,但是随著科技进步和机械自动化,满足同样需求所需雇用的劳工数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产一万辆汽车可能需要3千名员工,到了2010年因为大量电脑化机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间同产量工厂。所以产生新产业新需求的速度必须加快才能弥补缺额,然而大量低薪或失业的人由於没有钱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的下降或无法表现,从而抑制新产业工作的出现,开始掉入恶性循环或停滞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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