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是怎么起义的

卢作孚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始末

——抗日救亡纾国难　赤诚爱国写春秋

卢作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情怀终生不渝，成为他生命历程的主旋律。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外敌入侵，卢作孚挺身而出，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共纾国难，表现出一代仁人志士的崇高民族气节和赤诚爱国精神。

东北沦陷后，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鉴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1931年12月下旬，黄炎培、马相伯等在江苏发起成立的江苏国难救济会，致电卢作孚，吁请共同发起成立救亡团体。电文希望卢作孚发挥个人的影响和作用，在重庆作组织发起工作。收到电文后，卢作孚积极响应，出面联络重庆各界爱国人士何北衡、梅际郇、文伯鲁、康心如、胡景伊、徐中甫、罗春士等。

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会正式成立。当天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举行成立会，与会的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确定救亡团体的名称为重庆救国讨论会（即重庆救国会），通过了会员规约，推选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康心之、陈碧涵为文书干事，黄次咸为庶务干事，谢琴生为图书干事，卢作孚被公推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经卢作孚运筹谋划，重庆救国会即行开展活动，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编发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重庆救国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上海军民的英勇壮举，要求抗击日寇，抵抗侵略的呼声高涨，卢作孚赓即以重庆救国会的名义发表致各军事首领的通电，卢作孚在电文中慷慨陈辞，呼吁各军事首领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捐弃成见，谋求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抗战的枪声在上海打响，2月1日至5日，卢作孚连续主持召开3次干事会，商讨议决重庆救国会的工作重点：一是声援十九路军，一致要求抗日；二是刊印紧要消息，报道淞沪抗战；三是募集慰劳经费，支援抗日将士。

为宣传抗日救亡，声援淞沪抗战的前方将士，卢作孚亲自拟写了抗日宣传标语，并印成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些控诉日本侵略罪行，呼吁共同团结抗日，表达抗战必胜信念的标语，对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淞沪战事期间，恰逢春节年假，重庆各报停刊，为及时传递淞沪前线的消息，重庆救国会通过航空公司、电报局、二十一军军部的电台，采编淞沪战事消息予以报道，从2月2日至11日，前后共编辑紧要消息10期，并动用重庆青年会的印刷设备印发号外，分别送达重庆的大小报社，赠阅重庆救国会会员，散发社会各界人士，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战况，时刻关注抗战时局。

为募集慰劳金，支援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重庆救国会在重庆《商务日报》刊登募捐启事，并印发传单，广为宣传，发起募捐。卢作孚发动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利用春节假期，在北碚城街、乡镇分头散发募捐传单。身为重庆青年会顾问、名誉会员的卢作孚，还借助青年会的力量开展募捐宣传，特别约请青年会的全体职员、国术班学员、青年业余读书会会员以及义务募捐宣传员等，组成24个劝募小组，分别在重庆市街、娱乐场所、公司银行散发传单，进行募捐宣传。卢作孚本人更是带头捐款，并动员民生公司员工踊跃捐献。在卢作孚的带动下，重庆各界爱国热心人士慷慨解囊，设在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和民生公司的捐献点人流如潮。募集的款项及时汇往上海，支援淞沪抗战。

日本在武装侵占中国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华倾销日货，打压中国货，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面对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站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的高度，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经济侵略行径，强调提倡国货是中国抵御经济侵略的根本。卢作孚作为爱国实业家，时常到重庆中国国货介绍所作演讲，宣传倡导国货，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对倡导国货，抵制日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为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把提倡国货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躬身力行，带头示范，明确规定民生公司的轮船一律不装载日货，并提出“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货不装外国船”等口号，鼓动民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卢作孚的宣传鼓动，对推动重庆的国货运动，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不长，1934年即因故告停。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史实，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卢作孚抗日救亡的一段壮丽人生，折射出一代人杰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卢作孚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来源：（重庆政协报）

卢作孚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

卢作孚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情怀始终贯穿其生命历程，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卢作孚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赶赴前敌，共救国难”，以作抗日后援，卢作孚在北碚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折射出一代仁人志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

1930年春，卢作孚率团赴东北考察，亲眼目睹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种种行径，敏锐地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东北的勃勃野心，预感东北将面临一场紧迫危机。危机将至，国人尚未警觉，卢作孚深感忧虑。考察归来，忧患意识强烈的卢作孚在合川向民生公司员工和瑞山学校师生作了考察观感的讲演，揭露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表达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激愤之情。嗣后，卢作孚将记载考察见闻和观感的《东北游记》印行成册，分送达官政要、社会名流、亲朋好友，并先后在重庆《星槎》周刊和《青年世界》杂志上连载发表，以期引起人们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希望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外震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卢作孚的预感成为噩梦般的现实。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卢作孚痛感国土沦丧，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事变爆发仅月余，卢作孚重印《东北游记》赠阅各界人士，并为再版的《东北游记》题写了序言，痛思东北沦陷败因，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为谋求应对危机之计，探寻救亡图存之策，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东北问题，卢作孚在北碚发起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组织峡防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系统研讨日本侵略东北历史，先后在北碚《嘉陵江日报》刊载研究成果，揭露日本亡我中华的野心，帮助人们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为关注沦陷的东北，不忘国耻，卢作孚邀请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来北碚作抗日演讲，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东北沦陷后，全国各地要求国民政府捍卫主权，出兵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唤起民众以作抗日后援，1932年1月初，卢作孚发起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并以北碚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名义署名发表《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宣言》，并于同日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卢作孚自任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总指挥，将少年义勇队和峡防局职员编为义勇军一队和二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以作抗日后援，以备一旦中日宣战，训练有素的义勇军能够开赴前线，抗击日寇。卢作孚为义勇军制定了简章8条，规定队员操行：“公余时间施行军事训练”；“努力抗日救国工作”；“对日宣战时，有应征赴职之义务”；“不得购用日货，只能购用国货”。义勇军统一佩带“毋忘东北”臂章，训练营地的毯子上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大字，时刻警示不忘国耻。国耻未雪，新恨又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亲自为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拟写了9条抗日宣传标语：“……日本人强占我们东三省……我们迅速对日作战！……”、“……我们誓以铁血夺回上海，驱逐日舰，打倒日本海盗，永绝后患。”、“……我们要一致团结！……救亡即以图存；救众人即是救国自己。”、“我们民众应该迅速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赶赴前敌，共救国难，打不倒日本不要生还！”、“……我们四万万八千万同胞：不容有一个人苟安；不容有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危难；不容有一个人希望众人努力自己苟全。……”、“日本的毒计：……以占领东北征服中国。我们的对策：要救中国必救东北；……”、“盼望四川各地民众团体：立刻起来向军事当局请愿。训练义勇军，以作军事当局之后援。积聚现金，以作出征将士之饷款。……”、“我们下大决心，对日作战！胜利必归于我们。……十九路军大败日本海陆空军于上海，这便是铁一般的证明。”、“……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扑灭破坏世界和平的公敌——日本。……我们抗战十年，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华民族万岁！世界和平万岁！”透过标语的字里行间，卢作孚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满腔愤怒，呼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报国情怀，表达救亡图存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跃然其间。

卢作孚在北碚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后，派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青年学生请愿代表到重庆，向刘湘请缨抗战，要求奔赴前方杀敌。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卢作孚发挥个人的影响和作用，积极敦促川省实现统一，呼吁川军各派停止纷争，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以期最终达成四川统一，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四川全省一致抗战的氛围形成卢作孚功不可没。抗战全面爆发后，卢作孚主持战时交通，输送川军将士奔赴前线，抗击日寇，英勇奋战，浴血疆场，在抗战的伟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你好。 你说的“农救会”就是“农民抗日救国会”的简称。

这个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村中群众性组织。它在中国正确的领导下,组织农民进行抗日,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和生产运动。

忠义救国军是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由于战火绵延而被迫辍学，许多人不愿离家便组织成一支由广大知识分子为中心骨干的军队，取名为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在抗战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它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诞生于“八·一三”战火中。虽然无论数量质量还是战斗成果，活动于苏南茅山地区的新四军都远远超过忠义救国军，然而，它们的目标却同样是——抗日。据一些回忆文章介绍，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组织起来了，负责东战场即太湖流域及上海周边之游击任务。它以黄埔、军统的人员为骨干，吸纳当地抗日热情高涨的工人和帮会的力量，一经建成就出现在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

1938年5月，军统局长戴笠奉蒋介石命令，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他们插入到沪宁杭敌后沦陷区，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面。但随着形势的转变，忠义救国军也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内外方针，与当地新四军等***武装不断产生摩擦。

129事件是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 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以示抗议。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学生和市民2万多人在天桥和前门火车站广场分别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反动军警再次镇压，学生30多人被捕，400多人受伤。

扩展资料：

129事件背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5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完全屈服，与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0月，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1月25日，日寇指使汉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个县的国土便脱离了中国的统辖。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于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129

自1947年秋季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大军进逼豫皖苏，兵临国民党政府的肘腋之地；而在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四平、锦州几个城市，被围歼只是时日问题。

与军事溃败相伴的，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倾轧的加剧，面对众叛亲离的蒋介石心情恶劣，动辄雷霆大发。为了强化自己指挥和控制力，他唯寄希望于爱子，亲写手谕给蒋经国，要其纠集骨干，“成立一个能行动、有力量、组织严密的青年组织。”

蒋经国熟读过《俾斯麦传》，眼见蒋家统治摇摇欲坠，很想效法这位“铁血首相”，以强硬手腕拯救危局。临危授命后，他即与亲信江国栋、王升等商议，决定成立“铁血救国会”和“中正学社”两秘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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