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棒子叫法的由来网上有2种说法：
1、朝鲜人（包括北朝鲜和韩国）爱种也爱吃玉米，而玉米在东北又被称作“棒子”，所以就称之为“棒子”了。事实上朝鲜人很少种植玉米，基本以水稻和小麦做主食。
2、在古代，朝鲜每年都要向中国朝廷进贡人参，而人参在我国东北也叫“棒槌”，所以逐渐称朝鲜为“棒槌”，直至演变为“棒子”。
"棒子”是对朝鲜仆役的称呼
凡事要看历史记载，这是清代法国人画的北京风俗画，朝鲜人就被标成“高丽梆子”。最早可查的“棒子”一词，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王一元的《辽左见闻录》一书中。
韩国学者黄普基对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明清时期的朝鲜朝贡使团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和仆役。而“仆役”就是最底层，都是做些体力活，比如马夫、抬轿子以及各类闲杂工作。而“仆役”在朝鲜使团中被称为“棒子”。
根据王一元的说法，“棒子”是朝鲜朝贡使团中的服役者。让我们来看看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的人员构成。
《老稼斋燕行日记》的作者是金昌业，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自己随从朝鲜朝贡使团往返中国的见闻。王一元写作《辽左见闻录》大约也在康熙五十年前后，因此以两书作为对照，应当是很合适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完整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朝贡使团成员名单。
正使：金昌集。……
打角：进士金昌业。驿马夫：祥云驿子全业晔，卜刷马一匹。……奴子：无得。干粮库直：德世；亿孙，任国忠驱人假名。上骑马一匹，马夫：输城驿子裴永万。中骑马三匹，马夫：成欢驿子金水玄，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金井驿子李鹤龙马头：宣川官奴俊元。引路：瑞兴官奴日尚，嘉山官奴再奉。轿子扶嘱：龙川官奴得良，宣川官奴弘世，嘉山官奴二永、正中。日伞奉持：瑞兴官奴万春。左牵马：龙川官奴得芳。笼马头：瑞兴官奴士元。厨子：郭山官奴俊石。
军官：折冲崔德中。干粮驿马夫：输城驿子士学。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太山。轿子扶嘱：宣川官奴洪建者卩达，定州官奴一万，宣川官奴无赤金。
译官：嘉义朴东和。驿马夫：鱼川驿子姜海昌，奴子善日。马头：宣川奴子时英。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折冲：李惟亮。驿马夫：济源驿子金己从，奴子重男。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御医：前正金德三。驿马夫：大同驿子亡先。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善兴。表咨文马头：顺安官奴旕福。
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仆役。朝鲜王国是一个身份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官府中的不同职务要由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士来担当。具体到出使中国的朝贡使团，其成员的等级区分
1860年代的朝鲜朝贡使团
也十分清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朝鲜朝贡使团中，正使、军官、折冲、打角属两班士大夫阶层。译官、御医属中人阶层。其余马夫、引路、轿子扶嘱等杂役均属仆役阶层。仆役也分两种：官奴和私奴。使团中仆役的大多属于官奴，他们役属于中央官府、地方衙门或各地驿站。
使团里，不同阶层的士人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出行上，各阶层士人便存在明显差异。两班士大夫出行可以乘轿或骑马，故随从有马夫和轿子扶嘱。中人出行可以骑马，故随从有马夫。而仆役则不能骑马，只能奔走随行。对于朝鲜使团不允许仆役骑马，令其奔走随行的严苛规定，曾引发中国士人的好奇。金昌业记录有一段自己与中国人二哥的对话：
二哥仍谓余曰：朝鲜人全不恤奴仆。余曰：何以言之。二哥曰：此处则饮食甘苦，衣服美恶，奴与主无分，以至其主骑马，奴亦骑马，而朝鲜岂曾如此乎。余曰：朝鲜奴仆，与此处有异。盖箕子立法，令盗人财者，世世为其奴，今之为奴者，其祖先皆尝窃他财者也，安得与其主同。二哥颇然之。
二哥批评朝鲜使团“全不恤奴仆”，而金昌业以“箕子立法”回应。金昌业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箕子生活的时代距朝鲜王朝已有数千年之遥，我们很难想象几千年前的箕子立法会对朝鲜王朝时代的人们有约束力。不过，从两人的对话至少可以看出，朝鲜王国的身份等级要比清朝严格。清朝“主骑马，奴亦骑马”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在朝鲜。
由于朝鲜王国身份等级制度十分严格，因此在使团出行上，各阶层的待遇完全不同。而在使团留宿驻扎时，同样体现出这种身份差别。金昌业曾记述使团在辽东凤城野外宿营时的场景：“(十一月二十八日)宿凤城，向晚起出幕外，见驿卒辈围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野外宿营时，两班士大夫和中人宿于帐篷，而仆役只能露宿野外“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此时正是辽东的隆冬时节，仆役们露宿野外时的艰苦可想而知。当使团入宿北京馆舍时，朝鲜仆役们的住宿条件仍然没有改善。
往见诸婢所入处，三间屋有南北炕，金中和、柳凤山、金德三入北炕，昌晔、洪万运、崔寿昌入南炕。亦方修炕糊窗，而炕小人多，为闷。湾上军官、药房书员、承文院书员、商贾辈皆无屋了，皆于后庭，作簟屋而入，买砖为炕。驿卒刷马驱人，皆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有钱者亦作簟屋。
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们入住馆舍正房、厢房，分据南北炕。而仆役们不能住在屋内，只能在庭院里“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继续过露宿的生活。
仆役们的低微身份不仅体现在出行、住宿这些具体事务上，从他们的名字也能得到反映。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朝鲜朝贡使团成员名单中的仆役基本都没有姓，只有名字，而从某些仆役名字的写法来看，他们可能连汉字名字都没有。如表咨文马头“顺安官奴旕福”，他是顺安衙门的官奴，名字叫旕福。其中“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字，这个字其实是一韩语发音的表音字。又如干粮库直“亿孙”，名单中特地注明这是假名。为什么要用假名呢？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汉字名字，而韩语名字又一时找不到对应的汉字，所以只好使用假名。再看马夫“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他是松罗驿站的驿奴，他虽然有汉姓“郑”，但名字却叫作“自卩老味”，“自卩老味”其实就是韩语杂种的意思。这个名字透露出，此人是非婚生子，所以我怀疑他的汉姓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了主人的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出身低微，他们在使团中处于最底层，待遇极低。使团中的仆役，其境况与王一元所描述的“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的“朝鲜贡使从者”完全一致。而使团中某些仆役也确实是非婚生子，这些仆役显然就是王一元所描述的“棒子”。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韩语中又如何称呼呢？梳理文献，笔者发现这些仆役有时会被叫作“Bangza”，在朝鲜汉籍文献中写作“帮子”、“榜子”或“房子”。在韩语里，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门干活的男性仆人。例如韩国家喻户晓的《春香传》里的Bangza，就是在衙门里服役的男仆。
结合《燕行录》文献记载和韩语发音，我们可以确认王一元笔下的“棒子”就是朝鲜使团中的仆役。这些仆役也就是“高丽棒子”的最初形象。
参考资料
王一元《辽左见闻录》，第22页：“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很多人都习惯性的称韩国人为“棒子”，很多人调侃的将韩国棒子、中国喷子、日本鬼子、越南猴子和印度阿三并称“亚洲”五大巨头，这些称谓都是贬称，除了中国喷子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以外，其他几个都算是历史悠久了，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说中国人为什么称韩国人为棒子。
（清朝文献中记载的高丽棒子）
据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普基的考证，中国人把韩国人称为棒子，最早是在清朝康熙年间，棒子原本写作“帮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贡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这些人由于地位卑贱、素质低下，在中国境内偷摸扒窃、违法乱纪，给中国政府和百姓带来很大麻烦，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对朝鲜人的恶劣印象，再加上明清朝廷以“柔远”之姿态来优待使团而牺牲沿途官民的部分利益，致使中国百姓将带来的不便归咎到朝鲜使团头上，那时的朝鲜也称为高丽，所以就产生了“高丽棒子”这一蔑称。
在韩语中，仆役有时会被叫作“Bangza”，在朝鲜汉籍文献中写作“帮子”、“榜子”或“房子”。在韩语里，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门干活的男性仆人。例如韩国家喻户晓的《春香传》里的人物“房子”（Bangza），就是在衙门里服役的男仆，“棒子”这一蔑称，就是从韩语中的仆役的中文发音来的。
棒子这个词虽然是出自清朝，但称韩国人为棒子的现象在当时还是很少，这个称谓真正在中国流行起来是在抗日战争以后，当时的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可韩国军人却没有丝毫继承日军的特点，那就是不怕死，在二战的后期，日本出现了兵力匮乏的情况，所以在韩国征集了不少的成年男性作为韩籍日军前往中国战场，但是韩国人往往都是草草训练几个月就派往前线，所以战斗力十分差，在与中国军队作战时，往往都是日军冲在最前面，而韩籍日军则在阵地观望，后来日本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只让韩籍日军负责沦陷地区的安保工作，不参与正式的战斗了。
（清朝文献中记载的高丽棒子）
韩籍日军在负责安保工作时，十分威风，经常在城门口拿着木棒耀武扬威，对着中国百姓又打又骂，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韩国棒子”这个称谓才在中国流行起来，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等到二战胜利后，朝鲜半岛爆发了内战，韩国军队很光荣的继承了这一作风，整个战争期间，韩国军队伤亡了58万人，而被俘与失踪的（逃跑）士兵人数则达到了62万人，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葩了。
在《人民日报》上曾经发不过两篇关于“高丽棒子”的文章，《“援朝”正是为了反对“高丽棒子”》和《朝鲜人民心目中的“高丽棒子”》，文中乐意看得出朝鲜半岛的人们同样对这些充当日本狗腿子的棒子恨之入骨，就好比中国人恨汉奸一样。
（清朝朝鲜贡使团）
近些年韩国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做得相当成功，以致于中国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很喜欢韩国文化，向往韩国人的生活。实际上韩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儒家文化的内核。不同的是韩国人更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所以频频出现抢注端午节、孔子是韩国人、李白是韩国人等等跟中国抢文明的闹剧，让中国大众很不愉快，更是加深了“棒子”这个词在国民心中的形象。
高丽棒子（朝鲜语：고려봉자）是华人对朝鲜族（韩民族）的贬称，一般直接简称“棒子”。
从汉朝开始，朝鲜半岛一直都是中国的附庸国。从历史来讲韩国一直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国都的名字汉城就可知道。韩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文字来解释，就是汉人的臣子。趋附在中国的附属国。
到1905年，由于当时的清go-vern-ment自顾不暇，不能帮助和照顾这个小国。导致日本人占据了朝鲜半岛，并对韩国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占据朝鲜半岛后。当时有很多韩国人参加了日本殖民go-vern-ment的police部队，但是日本人狭隘的岛国思想作怪，对韩国人不信任，虽然这些韩国人对日本人毕恭毕敬坚决效忠，但是，日本人仍对他们存有戒心，不给韩国police配备武器，这些韩国人在街上维持社会秩序时，由于没有武器，这些police每人都手持一柄大棒上街。大棒成为了韩国police的标志。
当时，只要有韩国人反对日本，这些手持大棒的韩国police便用手中的大棒狠狠的打这些反抗者。
据说，这些韩国police对自己的同胞下手，比日本人还要狠毒。他们拿着手中的大棒到处追逐着自己的同胞进行殴打。
当时，有一个西方记者在朝鲜半岛采访，目睹了这一幕，还拍下一幅著名的照片，在欧洲发表了。韩国police手拿棒子追打自己同胞的照片，震动世界。于是，当时世界对韩国police的野蛮行为。非常不齿对手拿大棒的police称为高丽棒子。也就是“拿着棒子的野蛮人”，是对当时韩国police的一种称呼。俗话就是拿着棒子殴打他人的police。
韩国人也就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野蛮人。由于朝鲜，人们称为高丽民族。所以当时西方人，对韩国人的称呼就是高丽棒子。并流传世界。高丽棒子，是西方人对韩国人带有侮辱性质的称谓。
第一种来源说法是“高丽棒子”一语来自明清时期朝鲜贡使团的杂役，古代朝鲜为中国的属国，必须定期派使团向中国皇帝朝拜、进贡，贡使队伍中由三使臣（正使、副使、书状官）、军官、译官、医官和杂役等组成。史学家罗继祖指出“棒子”原为朝鲜人对私生子的称呼，由于这等人地位低下，故只能在使团中充当杂役，由此传入中国。他在其所著《枫窗脞语》一书中有如下论述：
清代文献记载的“高丽棒子”
“解放前，呼朝鲜人为‘高丽棒子’，不解所谓。解放后禁用，知非美称。然其意义为何尚懵然也。及读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中有一则云：‘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始知其人为私生子，世世相袭，遂自划为一阶层，略如吾浙之堕民。雍正元年曾谕令削除堕民籍而习俗仍相沿未革。清末，商部有折再请削除，文见杨寿枏《思冲斋文别钞》谓乃据浙江绅士、江苏候补同知卢洪昶等呈请，中言浙江堕民散处各郡不下二万余人。予妇家萧山，曾闻堕民男女自为婚配，皆执贱役，是民国初年犹然也。彻底铲除恐在解放后。朝鲜之‘棒子’当亦早返为齐民矣。”[1]
根据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普基的考证， 棒子原本写作“帮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贡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这些人由于地位卑贱、素质低下，在中国境内偷摸扒窃、违法乱纪，给中国政府和百姓带来很大麻烦，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对朝鲜人的恶劣印象，再加上明清朝廷以“柔远”之姿态来优待使团而牺牲沿途官民的部分利益，致使中国百姓将带来的不便归咎到朝鲜使团头上。而明清时期中国老百姓习惯称朝鲜为“高丽”，所以就产生了“高丽棒子”这一蔑称。它从一个特定的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的泛称的历史过程，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朝鲜使团与沿途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2-3]
清朝康熙年间王一元所撰《辽左见闻录》中的记载是关于“棒子”一词的最早记录。[4] 据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版的《皇清职贡图》第一册中“朝鲜国民妇”图后一页载：“朝鲜国民人，俗呼为高丽棒子。”[5] 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来华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亦曾记录他们在京师（今中国北京）被中国小孩骂为“高丽棒子”的经历：“有乘车**，掀帘窥望，颇艳丽。平仲直视不回避，指点称奇。其帮子看车者，蹲坐帘前，喃喃谇骂，平仲不知觉也。而已，有群童数十，竞呼‘高丽帮（棒）子’，吆喝而追之。余促平仲疾驰，仅以免焉。”[6] 以上事实说明早在清代康乾时期，中国民间就普遍对朝鲜人使用“高丽棒子”的称谓。
由来之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由于对占领区的日常管理人手不足，于是从当时已被其吞并的朝鲜半岛征调大量朝鲜人来华。因为这些朝鲜人来华后比日本人还凶恶，所以被当地百姓称为“二鬼子”。但是日本人对朝鲜人并不信任，没有配备朝鲜人武器，这些人便用朝鲜妇女洗衣服的洗衣棒当打人的武器，所以当地百姓叫他们“高丽棒子”。
第一种说法：这个叫法来自民间，据说是东北沦陷期间一些从朝鲜半岛过来的朝鲜人充当伪满政府的警察，对中国人很不好，动辄以警棍殴打华人，东北同胞遂以其手中的“棒子”（即警棍）为比喻，形象的称他们为棒子，口口相传，“棒子”逐渐成了对韩国人的蔑称。
“棒子”这个词因为一直都是流传于民间，所以其出处并没有权威的解释，以上是我唯一见过还算正式的关于“棒子”一词来源的解释，具体是否真是如此，我也不敢枉下结论，仅把我知道的东西给楼主做一参考。
第二种说法：韩国古代名叫高丽,至于棒子的来源有两种：
1，其实棒子这个称号还是乾隆皇帝所赐。棒子也就是棒槌，是北京的方言，也就是愚蠢无知的意识，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半吊子。那一年朝鲜的国王来北京朝见乾隆，乾隆很高兴，在紫禁城宴请他，席间有人端来一盆净手水，为了消毒和增加香味，这盆水里加了点花瓣和盐。朝鲜国王以为是汤，就端起来喝了几口，然后大赞好喝，乾隆见了大笑，说朝鲜国王；“你真是个棒槌啊’。朝鲜国王不懂啊，以为皇帝封他什么大官哪，赶紧谢恩。从此朝鲜人就叫棒子了。
就是说韩国人的愚昧无知而已
2，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有不少被日本人征调过来的朝鲜阿三，但是日本人不给配发武器，还不如中国警察，中国警察有一根警棍，所以这些朝鲜人就把家里妇女洗衣服用的洗衣棒拿出来当武器，比较凶悍，所以东北老百姓就管他们叫高丽棒子所以现在如果这样叫他们他们会急的，那是汉奸的代名词。一句棒子就成了大家骂这些为日本人卖命的朝鲜族人的蔑称。
第三种说法：解放前，闻人呼朝鲜人为“高丽棒子”，不解所谓。解放后禁用，知非美称。然其意义为何尚懵然也。及读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中有一则云：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始知其人为私生子，世世相袭，遂自划为一阶层，略如吾浙之堕民。雍正元年曾谕令削除堕民籍而习俗仍相沿未革。清末，商部有折再请削除，文见杨寿枏《思冲斋文别钞》谓乃据浙江绅士、江苏候补同知卢洪昶等呈请，中言浙江堕民散处各郡不下二万余人。予妇家萧山，曾闻堕民男女自为婚配，皆执贱役，是民国初年犹然也。彻底铲除恐在解放后。朝鲜之“棒子”当亦早返为齐民矣。
不管怎么说高丽棒子（고려방자）是对朝鲜人的蔑称，有时也被称作韩棒子（朝鲜语：한방자）。直到现在，朝鲜人仍然对这个称呼非常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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