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

剪彩仪式2023-04-24  38

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给予我们后人,无限可能的美好保存下来之后,成为历史的精典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这样一辈子又一辈子,在一辈子循序渐进有了更加高超的中国精神,谢谢历史上的美丽精神,为后人做的努力和贡献。

过几天就要过元宵节了,关于元宵节,有什么历史渊源呢?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the Lantern Festival),春灯节,是中国汉族民俗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等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

幼年的记忆中,春节已与灯节联在了一起,过年时总要买上只灯笼,几乎成了必备的年货。那时生活水平不高,卖的灯笼多是纸制,可折叠,颜色有红黄 绿,绘着图案,中间点上蜡烛,晚上挂在门外,或提着出去上街玩耍。上世纪80年代已有了用电池点的灯笼。“文革”前的北海公园,春节期间总要举办游园灯 会,里面挂着大红宫灯,以及用绢纱、玻璃或纸做成形状各异的灯笼,上面画着花卉、动物、仕女、 人物故事 ,大小不一。还有一片灯谜区,列出各种谜语,每盏灯 上用纸条写着谜面,猜中撕下可去领奖。记得还有冰灯、麦芽灯等,那时幼小,不知风的动力,觉得走马灯奇怪,没有机器怎么会转?

元宵本意指时间。正月为元月,古汉语中“夜”与“宵”义同,由此而名,又称上元节。灯节习俗由来已久,始于汉代。有了灯节便有了灯市。灯与市是 两个概念:灯指张灯,从晚挂到早;市指市场,从早开到晚。明代灯市同在一处,从东华门向东绵延二里。《宛署杂记》写着:各种物品摆放在“东安门外迤北大 街”,所以那个位置叫灯市口。到了清代,灯与市分开,市场移到琉璃厂,张挂灯的地点改在前门和地安门一带。清初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上写:“悬灯胜处, 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清末《燕京岁时记》记载:“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 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民国时,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灯市旧集于 东、西四牌楼,后始移廊房头条。”作者时代不同,能看出地点与规模也有变化。

清代的琉璃厂也是百货云集,从初三开始直到十七,游人如织,东琉璃厂的火神庙更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去那里购物游玩《光绪顺天府志》 上说叫“逛厂”。而“逛厂甸”是现代的事了,市场扩大至南新华街。记得“文革”前,初一初二,厂甸的商家才摆摊上货,人们也多是拜年串门儿。初三以后,来 逛厂甸的才逐渐多起来。

灯节除观灯之外,还有各种娱乐表演:走高跷的、跑旱船的、舞刀弄棒的、舞龙灯的往来穿梭如流,热闹非凡。各种杂耍表演着“队舞、细舞、 筒子、b斗、蹬坛、蹬梯”。吹鼓手奏出“橘律阳、撼东山、海青”。丝弦器乐也弹出“套数、小曲、数落、打碟子”等各种曲目。表演还有故事情节,“百戏之雅 驯者,莫如南十番”,装扮成大头和尚的更是饶有风趣。另外还有盘杠子、跑竹马、敲太平神鼓等诸多节目。

宫廷贵妇也要出来逛灯,自古有之。唐代李商隐眼中:“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辛弃疾看到“宝马雕车香满路”。清代也如是, 让廉在《京都风俗志》上描写:“王孙贵客,仕女儿童,倾城出游,谓之逛灯。车马塞途,几无寸隙。”《帝京岁时纪胜》上记:“五夜笙歌,六街轿马,香车锦 辔,争看仕女游春”。盛大的场面,本身就是一景,少不得围观之众。

从春节至灯节期间,贵妇多有一饰物,用乌金纸剪成,再用“猪鬃尖分披片纸贴之,或五或七,下缚一处,以针作柄”,如簪子插或戴在头上, 叫做闹蛾儿。《日下旧闻考中》这一说明,不由得想起了名句“蛾儿雪柳黄金缕”。一些宋词的选本笼统说成女人饰物,没有“蛾儿”的确切解释,而清人于敏中又 明确说明“此古之遗俗也”,已成习俗,时间不会短暂。偏巧《帝京景物略》作了考证:唐代规制,立春这天,民间剪彩为“春幡”,插在头上。到了明代则用乌金 纸画上彩绘,称为闹蛾。《酌中志》也有,妇女都“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的记述。看来南宋辛弃疾的“蛾儿”应指此物。

有了全民的参与,场面怎能不热烈。南宋时,灯市的中心扎盖起鳌形的高台。皇帝到宣德门楼上观赏鳌山。《大宋宣和遗事》里记载:鳌山高 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明代京城也搭起“鳌山灯、扎烟火”。皇帝赏灯时还放起大型花炮。清代街上还有一项目:用泥塑成一判官 形,称为“火判”,腹中是个大火炉,可装几百斤煤,晚上看时,遍体通红,五官冒烟喷火,好看新奇。

有了妇女的出行,这个节日便引出了诸多故事,使得文人墨客写出不朽的佳作,古典名著中多能读到。耳熟能详的诗词中,欧阳修的“去年元夜 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平易直白,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含蓄,给人无穷的想像与回味。常有人 在灯节上相遇相识相约,因此有人觉得,之中的意味更近于西方的情人节。

略一回想,我国的传统节日,多是祭祀与纪念,属于娱乐和欢庆还真不多,这就更值得回味与珍惜。街头挂起大红灯笼,舞起龙灯,家家张灯结彩,那种灯节的热烈场面,才是“闹元宵”的氛围与味道。

中国的木偶戏要比人戏更早发生,追朔其历史时间,现阶段学术界认为“来源于汉,盛于唐”,已经有二千多年之历史时间。《搜神记》载:“汉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傀儡。”有一个在老艺人中世代相沿的相关木偶的传说故事,汉代谋士陈平制做木偶立身城头,恰当摆脱匈奴人围住。唐《通典》:“作偶人以戏,善歌舞表演。”《封氏闻见记》也记唐大历年里,艺人“刻木为尉迟鄂公,匈奴斗将之戏,行政机关姿势,不异于生。”《拾遗记》则云:“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机巧转变 ,或于掌上备万兽之乐,婉转曲屈于指尖,人型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转瞬,玄丽于时。”这种记述充分证明了唐代时南方地区木偶造型艺术早已非常广泛,而且方法非常精湛。

木偶戏又叫傀儡戏,傀儡子,是由艺人控制木偶以演出小故事的戏剧表演,乃当初南京夫子庙“金批彩挂”(行语)的繁华情景之一。三百六十行,三百六十行有流源。据考资格证书,木偶戏始于秋春时陪葬用的木质俑人,孔子说:“空穴来风,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那时候,殡葬时,“舞俑为乐,执偶为戏”。流传,汉高祖七年(公元200年),刘邦被匈奴人首领单于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朔州),谋士陈平访知单于好*,而其妻阏氏又甚嫉妒,因此刻木为偶,穿着锦袍,形如美女,配有行政机关,安立城头,翩翩飞舞。

果真,阏氏一见妒心大,恐城破后单于得此“美女”后而本身打入冷宫,便劝夫引兵而退,遂解白登之围。这木偶立过退敌苦功,刘邦就收藏宫里,“后乐家翻为戏具,即傀儡也”(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傀儡子》)。明朝初期,朱元璋提倡民间游戏,应天府(今南京)“闾市风靡焉”,街头巷尾均见木偶戏。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时,更获得发展趋势,有布袋子木偶,提线木偶和杖头木偶三种,都各有艺术风格,并且用中国戏曲旋律相互配合表演。

那时候,南京夫子庙的木偶戏常用演出舞台娇小玲珑,只一人藏在用蓝布缝起来的帷中,手,脚,口并且用表演:双手控制一个,或好几个木偶,技巧变化多端,方法熟练;传统乐器是鼓,锣,钹固定不动在一木架子上,脚踩脚踏板,触动绳子,击响三件,节奏感有音;嘴里还念白,唱曲。但见台子上木偶披红戴绿,摇头晃脑,看热闹许多人仰首踮足,喜不自胜。木偶戏普遍曲目有《大闹天宫》,《武松打虎》,《十八相送》,《木兰从军》等,艺人演出到精彩纷呈处,通常嘎然而止向观众们要账。在哪缺乏游戏娱乐的时代,木偶戏带来大家的快乐,迄今仍让老南京们记忆犹新。

古越南人属于中国百越族的一支,公元前214年,秦军征服南越,设立三郡,其中象郡就在越南北部。

创立越南王国的君主最早均为古中华人。越南在秦朝被松散地统一,在秦汉的改朝换代中,开国国王当然也是中国人,开国前是秦王朝南海郡民军司令,乘秦末内乱而独立为南越王国(首都广州,管越南北部)。

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及其后的开疆拓土战争中,中国将其并入汉国,故土的越南北部分为数郡(越南河内的交趾郡,越南清化的九真郡,越南东河的日南郡)。

公元4世纪东晋时代,中国开始分裂了长达260年的最长、最大分裂,直到隋朝,此时越南北部依然继续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大分裂给南方偏远地区也带来一些好处,因受中国北方战乱的影响,大量汉人从北方中原一带大量南迁到原来没有太多中华文化的地方,如广东、广西、福建和越南等,这些人各种各样,但最主要的成分却是著名的客家人(在当时即为汉人)。

在当时几个地区的汉文化都不高,而且差不多。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到越南,但那是因各种战乱而南迁的中华人,他们的南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因为殖民和移民的原因,相当部分的越南人多少有华人的血统,甚至说在1000年前他们就是中国人亦无不可。

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唐朝带给中国对外的最大成功,是恢复隋朝的固有疆土。唐王朝最初的目标只希望排除北方突厥汗国的威胁。可是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刺激了当权者的雄心,使唐王朝的疆域回到盛汉王朝时的版图。唐朝立国60年后,越南重新并人唐帝国,设安南总督府于河内。

唐末的势微有如汉末,非中华本土部分全部脱幅而去,需要下一个鼎盛的帝国重新拿回。当下一个强盛帝国久久不来时,那这些地区就独立成功了。

事实上世界历史上强大帝国周围的国家,大都是以这种形式完成独立过程的。南汉王国(建都广州),几乎重复了此前800年前汉朝吞并南越王国前的态势。

越南的失去与宋王朝的软弱有关。宋朝初曾摆平了独立了60年左右的南汉王国,但对南汉王国中的越南部分则不在乎了。

本可收复北越南部分,但在宋朝皇帝自己的不争气和偏安习性上,加上越南人的乖巧,一个交趾王国遂在中国批准之下,合法成立。第一任交趾国王死后,宋帝国派了些兵想收回,但不幸败回。

3年后越南人假装谢罪,同时要求册封,人类历来有承认既成事实的习惯,只好同意,第二任交趾国王于是又产生了。后来1000年左右的冲突中,每每越南人一下跪表示谢罪和悔意,古近代中华帝国就会满意。交趾王国也采用事奉大国政策,对中国的恭顺程度,较之高丽王国,有过之无不及。

明朝时因越南的内乱给了明帝国一个机会,派兵攻入越南,此时交趾王国已改名安南。于是,中国宣布撤销安南王国,改称交趾省。这个10世纪起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国土,再回归祖国。但经400余年的隔绝,统一的条件已非常不成熟,维持了20年的时间后,明朝终于松手。

此后近500年的时间里,冲突僵持一阵后,越南每每乞求清朝宽容,古近代中国大都面对现实而又显大度,只求一个名义上的宗主国。

而另一个唐时的殖民地朝鲜自唐末脱离中国后,中国再没去打扰过它,而且一直受到中国这个宗主国的到保护,至今已独立了1100年之久,这些年中若有冲突发生,妥协的方式有如越南对中国。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设九郡,其中三郡就是越南北部和中部。此后直到五代十国,越南都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也就是越南的“郡县时代”。

在此期间,越南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发展,人民起义也未曾断绝。到了五代十国,由于中国分裂,安南地方势力便乘机独立,建立吴氏割据政权。此后越南又屡次变故,南宋时,越南李氏王朝李英宗被封为安南王,越南正式拥有国号。

李朝政权巩固后,开始南侵击败占婆,他们也曾在北宋时北侵中国,但被宋军击败。1225年,越南进入陈朝统治,陈朝繁荣强大,还曾成功地击败了侵略越南的蒙古军队,维护了国家独立。

明代时,因外戚夺权,胡朝建立,明成祖派兵干涉,灭胡朝,占领越南十三年,后不得已撤军。越南又进入黎朝时期,此时期的越南军,南灭占婆、北侵大明,还迫使老挝臣服。黎朝末期,越南分裂,随后便被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来沦为法国殖民地。

因为越南与中国战事不断,所以北部边疆存在不少领土纠纷,至今未能妥善解决。

扩展资料

历史沿革

北属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4年,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今日的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即骆越)归属于象郡管理。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改称“南越武帝”),首都在今广州。越南中北部成为南越国的一部份。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今越南中北部一直是中国各朝代(汉朝、东吴、晋朝、南朝、隋朝、唐朝、南汉)的直属领土,越南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

东汉末年(公元192年),今越南中部的占族人区连杀死汉朝的日南郡象林县令,占据了原日南郡的部分地区,以婆罗门教为国教,建立林邑国(后称占婆国),与东汉以顺化为界。

隋朝时被隋炀帝派兵灭国,置三郡,唐朝时复国,与中国以横山为界。1190年至1220年,占婆被真腊占领,后复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越南

根据文史资料显示,茶最早起源于我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饮茶习惯也是从我国传过去的,所以人们就普遍的认为饮茶的故事也是起源于中国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饮茶或者是种植茶叶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在西方国家,英国人们也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茶的历史起源于印度,原因就是在1823年的时候,一支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日本发现了他们所认为的野生大茶树,于是,就认为茶的发源地就是印度。

但是在印度几千年的茶史上,从未出现过野生大茶树。英国人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茶的历史比人类还要早,不能说哪里有茶树,哪里就是制茶饮茶的发源地。人类制茶饮茶的最早记录是在中国,茶叶在很久以前就是人们交易的产品。根据可靠的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才是茶真正的发源地。如果非要说要古老的茶树,那么在中国的浙江余姚田螺山的遗址就出土了6000年前的古茶树,如果按照英国人猜测的逻辑,那么浙江6000年的茶树,更是可以相信中国才是发源地。

其实,中国也不是只有浙江有古老的茶树,在其他的地方还出现过比浙江茶树更老的茶树,中国的野生大茶树主要集中在云南等地区。

中国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象地点评了环境、人、文化三者之间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

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可以发现,鲁商真正起步于山东境内的齐国,而不是鲁国。

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齐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因此就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

从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类型所导演的,山东地区以泰山为界,可分为齐、鲁两个文化单元。

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重农轻商;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齐国存在着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商业,并且这种经济类型自太公建国之初就已经确定。

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酿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

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15、16世纪,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

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

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鲜明的特性,被划入了包括即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之列。

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鲁商”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山东籍商人群体的通称。

2009年8月28日,来自中国工商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聚首“百年商埠”山东周村,围绕“鲁商发源地与周村”开坛论道,探讨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的鲁商的起源与发展。

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周村商埠文化的兴起发展脉络,周村商帮、老字号与鲁商兴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体系、史料依据、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证,探究鲁商文化的发源及发展轨迹,并实地探访了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周村古商城,参观了商埠文化展览馆及部分代表鲁商发展轨迹的商埠旧址。

专家学者认为,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商周时期已具城市雏形。

其前身为齐国於陵城邑,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商代就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有“丝绸之乡”美称。

汉唐以来,更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

明朝中后期,周村迅速崛起。

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周村是鲁商的发源地 。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

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

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

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货币

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

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

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

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

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

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

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

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

管仲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

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

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

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

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

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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