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宅上有棵老枣树，这棵老枣树，直径有一尺多粗，小时候我两个胳膊搂不过来。爷爷说，他记事的时候就这么粗，谁栽种的已无从考证。它就长在东屋门口北侧，北屋门口东侧。到我记事的时候，这棵老枣树历经百年仍枝繁叶茂，它的树冠能罩住多半个院子，为我的童年生活带来诸多乐趣。我经常在树下和小伙伴玩耍做游戏，夏天和大人们一起在树下乘凉吃饭，尤其是枣花开的时候，甜滋滋的香气弥漫着整个院落。每年的八月十五晚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妈妈就在枣树下放上一个小桌，桌上摆好月饼、梨和枣等供品，为月姥娘上供。这时，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不离左右的跪在后边，上完供我们就能分得一些供品吃。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把家里的方凳放在树下，先爬到凳子上，再从凳子上爬到树杈上，坐到树杈上玩耍，再稍大些的时候，又从树杈上爬到东屋的房顶上，爬树上房如走平地。枣子熟了的时候，红红的枣子缀满枝头，非常好看。每到这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爬到树上去吃枣。这是一棵零枣树，枣子长得不是太大，但很脆很甜，有的枣子在树上就崩开了口，掉在地上就摔裂了，吃起来口感像现在的冬枣。每年枣子熟了之后，妈妈就摘一部分，让我用小篮分送给胡同里的邻居们，让大家都品尝品尝，共同分享大自然恩赐的硕果。
更令人难忘的是，这棵枣树还是一棵救命树。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7月是青黄不接的月份，麦吃完了秋还下不来，一家人全凭野菜度日，这时的青枣蛋子就成了好东西。妈妈把青枣蛋子打下来，煮熟了分给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这真是救命的枣啊！记得有一天中午，日头晒得特别毒，母亲在厨房里为我们煮枣，因为烧柴不好，一股股浓烟从厨房里冒出来，呛得母亲直咳嗽。我和弟弟妹妹都眼巴巴在厨房门口地上蹲着等吃枣。母亲停火了，恰好，这时父亲也从邢台回来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当时，父亲在邢台钢铁厂当工人。父亲刚坐下，村上外号叫拽子三的民兵跟着进了我家。说起这拽子三，村民们都很恨他，怕他。都说他是村干部的狗腿子，整天不务正业，以看秋护麦为名，横行乡里，欺负百姓。麦秋时节，社员上工看不见他，社员下工，他站在村口，瞪着贼溜溜的小眼，不管男女老少，闺女媳妇，都要挨个在身上摸一遍。当时生产队成立集体食堂，不允许社员家里灶上冒烟，谁家冒烟，他发现了就跑去把人家的食物抢走。低指标，瓜菜代，村民们都饿得骨瘦如柴，他在集体食堂贪吃，胖得像个肥猪，走起路来一拽一拽的，他本姓金，弟兄排名老三，没人叫他大名，送他外号拽子三。他的到来，全家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生怕他把煮熟的枣子兜走。父亲见拽子三进来，忙为他递上一颗烟，寒暄了几句。拽子三从我家走的时候，看见厨房的灶台上正冒热气，他一拐进了厨房，掀开锅看了看是一锅青枣蛋子，没说话，腆着脸就走了。一家人这才放了心，那顿青枣蛋子吃得特别香甜。那年冬天，拽子三得了肝炎气鼓，肚子胀得老大，难受地在村边转悠，一群孩子在后边喊叫“拽子三大坏蛋”，气得他直喘粗气。不久，就死掉了，也真是恶有恶报啊！
老枣树不仅救了我们的饥，而且还为我家解除了一场大灾难。满清时期，我们那个地方是山东冠县的插花地，也就是在直隶境内从梨元屯往北划出二十多个村庄，归山东冠县管辖，是当时清 为知县设的养廉地，也叫飞地。因为它远离山东冠县本土，清 规定，这二十多个村庄上缴的钱粮不上缴国库，由知县自由支配，类似现在的县市长基金，当然，在使用上比现在更宽松自由。飞地二十多个村庄周围都不归直隶管辖，而分别归山东临清、馆陶等县管辖。这样，就在直隶山东两省交界的清凉江以东、卫运河以西形成了飞地挨飞地的状况。清 的政策是隔县不管人，在这块飞地里杀人抢掠、作奸犯科，逃到另一块飞地就没事大吉。因此，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里是官管不到位，百姓不安宁。地痞流氓杂牌横行，老百姓通常叫他们“老杂”，“老杂”之间还经常火拼斗殴，他们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如果“老杂”看中了谁家闺女，谁家就要遭厄运。提起“老杂”来，村民是又恨又怕，以至后来，谁家孩子调皮哭闹，大人就会说，别哭闹了，“老杂”来了，于是，小孩子也就不哭闹了。爷爷告诉我，他小时候，有一天深夜，被突然的吵闹声惊醒，我家屋顶上上了好多人，把曾祖母和爷爷及两个正值年少的老姑奶奶都吓坏了。因为，曾祖父去世较早，家里就曾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讨生活，在那个世道里，我们家是穷苦农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家庭，没有任何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正在全家人提心吊胆胆颤心惊的时候，忽听噪杂声中一个人说，不是这一家，那一家没枣树。话音刚落，房顶上的人就散去了。第二天，人们就纷纷议论，街坊邻居家一位姑娘被“老杂”抢走了。正是这棵枣树使我们家免遭一劫。文革开始前后，这棵枣树进入了它的暮年，枝叶日渐衰败，就不挂多少枣了，有些枝干也开始衰老死亡。父母商量并征得爷爷同意，就把这棵枣树锯掉了，卖给了一个做梭子的，把所卖的钱给爷爷改善了伙食。
这棵老枣树为我家带来了大自然无穷的恩惠，也为我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后来我在院子里又种了一棵枣树。
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取消。1983年10月，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完成建立乡政府工作。
到1984年底，已有99%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开工作，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并建立了92．6万个村民委员会。
政社分设后，农村经济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再自上而下强行推行某一种模式，既调整了生产关系，又改进和加强了农村政权工作。
政社合一体制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成立大队管理委员会，设大队长、副大队长、秘书（有的由会计兼任）、保管员、出纳员、民兵队长、治保主任和妇代会主任。公社干部为国家干部，大队干部一般都脱产或不脱产的村民担任。
大队下辖生产队，设立队务委员会，选举队长、副队长、妇女副队长、会计（兼记工员）、保管员。
是朱顶红。
炮打四门，成都方言俚语，这个词诞生在上世纪“瓜菜代”年辰，挂在百姓嘴上寿命不过十来年，如今早已淡出成都人的记忆。
炮打四门，成都方言俚语。听起来很有点炮火硝烟的味儿，其实说白了，不过泡菜是也。这个词诞生在上世纪“瓜菜代”年辰，挂在百姓嘴上寿命不过十来年，如今早已淡出成都人的记忆。
单说这“炮打四门”，亦可看出成都人在“三个月不知肉味”的艰苦岁月里天生的幽默和乐观。那时，成都人多居住十家大院，吃饭时，家家户户把方桌儿搬到坝子里，呵呵，这家桌上摆的是泡菜，那家桌上摆的也是泡菜。
刘永生是战争年代鼎鼎有名的“游击大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司令。建国后曾任三野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副省长等职。从深山密林到城市，环境变了，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但他的劳动人民本色和习惯却没有变。
刘永生热爱劳动在***中是出了名的，不论到哪里工作，他对居住条件不作任何苛求，分配什么就住什么，只要周围能找到一块空地种菜就满足了。所以，他担任过了那么多职务，住所也变更了多次，但他的菜地一直都保留了下来。
“他不像个当官的！”将军副省长得了浮肿病
在部队时，一次工作调动，领导机关的有关部门因具体工作上的疏忽，把刘永生的级别搞错了，低发了几个月工资。刘永生没有说过半句话，后来还是领导机关从统计中发现了差错，才纠正过来，并专门派人登门道歉和补发工资。刘永生对此却毫不在意，笑呵呵地出口成歌：“同志哥，没关系，级别高低工资多少无所谓，主要还是多奉献，革命不为名和利。”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刘永生的级别一直原地踏步，一级也没有提，而且从部队转到地方后，工资反而越来越少。这些他全不在乎，因为在他看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常把自己与那些牺牲的烈士相比，与老区群众相比，认为自己得到的已经很多了。
1959年，刘永生转业到地方，分配住到湖东路82号院子。当时那里住了几位副省长，一座小楼刘永生与高磐久副省长各住一半。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一点装修，就按照原原本本的样子搬进去住。省长魏金水来参观，发现连个凉台也没有，楼梯太窄，上下很不方便，说这怎么行呢，要加一个凉台，装修一下。刘永生不同意，认为这不错了，打游击时都是住茅草棚，照样好好的。在魏金水坚持下，房子才进行了简单装修。
多年的游击战争，使刘永生与老区群众和众多的战友，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谊。解放后，身居高位的他还是时时惦念着他们。自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就是为了多给老区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接济；老战友老部下遇到难处和委屈，他也都能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热情地帮助解决问题。需要为百姓伸张正义时，他就毫不含糊地站出来说话。所以老区群众和当年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把刘永生看成是最可信赖的亲人，有机会到福州来，都要登门看望。而刘永生则不论他们是干部还是群众，不论职位高低，都一样热情相待，不仅留吃饭，还常常留家住宿，刘永生留人家吃饭，有一条规矩，就是除了老家群众有时捎带的一点闽西酸菜或笋干之类的东西外，他不让任何客人送礼物，即使拿来他也坚决不收，有时连家里人也觉得过意不去。有时来人多了，家里没那么多床，刘永生就买来许多席子，经常翻晒，有人来时就铺在地板上，给人家睡。在困难年代，刘永生家的粮食也是经常不够的（他自己因此得了水肿病），有许多老战友知道这一情况，不时给他寄些粮票相接济。
家乡一些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来到福州，想看看大城市，刘永生总是派车派人带他们去看，有时还自己抽出时间作陪。
三年困难时期，有关部门曾一度为领导干部设“营养餐”，刘永生却从不去吃这样的餐，更没有带子女享受过一顿。当时领导干部按规定可以到交际处领一些东西，如每月有二三斤肉，二三斤蛋，3斤黄豆供应。刘永生不仅自己不去领，也绝不让家里人去领。他说国家很困难，我们当领导的更要带头节约，自己能克服的就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于是，家里天天都吃瓜菜代，而且这瓜菜还多数是自己种的。
困难时期来访的老区群众特别多。一些确实饥饿难受的老接头户，误认为当了将军副省长的刘永生家里不愁没吃的，总希望到他家填饱一回肚皮。人缘特好的刘永生，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留吃留住。一位当年曾资助革命的群众，一来刘永生家就大吐苦水，要求刘永生帮他向国家伸手要救济，刘永生耐心地开导说：“你家的生活困难确是事实，但当前我们国家也遇到了困难，你们一方面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我们要自己动手克服暂时的困难。”接着他把自己节余下来的几十块钱塞给了这位群众，同时脱下身上刚穿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肩上。这位群众除了感动，还能说什么呢？
“宁可自己吃不饱，也不能怠慢了客人！”刘永生如是说如是做，家中的粮食由此更加困难了，“瓜菜代”也不能弥补那贵客如流的消耗。偏偏他从不向组织反映粮食困难，更不申请补助，就连他那一级可以定期领取的每月定量肉类供应，也从不让领取。他宁愿和家人一起摘些嫩地瓜叶、南瓜叶炒着吃，用“苦斋草”泡成汤喝。不久，刘永生终因饥肠辘辘得了水肿病。
堂堂一位将军副省长，也得了水肿病！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也很难使人相信。这就是刘永生廉政爱民、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
谢觉哉赋诗赞颂刘永生夫妻事迹
刘永生的儿女刘红、刘富祥、刘胜祥告诉我们：“父亲之所以能做到上面这些，离不开妈妈的大力支持。”
黄月英是位红色女战士，她在革命战争时期饱经风霜，她那贫血而显得淡黄浮肿的脸孔和微跛的脚，就是峥嵘岁月留下的永远纪念。解放后，黄月英与刘永生一起参加祖国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两人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照儿女们的话来说，夫妻俩是知根知底，步调一致，配合默契，两人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黄月英的事迹，也在群众中到处流传。
刘永生在省军区时，和妻子黄月英积极带头开垦荒地，种上蔬菜。夫妻俩在菜地上忙碌的身影，不知感动了多少官兵。
和刘永生一样，黄月英对革命群众也倾注了满腔的热爱和关心之情。有些过去的接头户家发生了困难，她就10元、8元地接济他们。1958年秋天，她儿媳还没有一件棉衣能够过冬，可她已经替老区的烈士家属做好打算，叫公务人员做几件棉衣寄到老区去。一次，黄月英与刘永生一起回家乡，听生产队长说，只需百来元就可安装一台碾米机，解决碾米问题，而且能节省好多劳动力，可惜社里底子薄，一时拿不出钱来。探亲回来后，他们老是惦记着这件事，薪金发下来后，他们一商量立即汇去了200元。
黄月英对老区群众这么大方慷慨，而自己却非常节俭朴素。家里的菜基本上是自己菜地生产出的。穿着方面更是俭朴，好几年都没做新衣服，衣服破了总是缝缝补补又再穿。
刘永生常与黄月英互敬互勉说：“今天的胜利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否则哪有今天？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刘永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大权在手，从军队到地方，从中央到地县，熟人多，门路广，可他决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关系去谋求个人及妻儿亲戚的利益。作为妻子的黄月英，也反对搞特殊化，治家极严，决不让“后院起火”。
1959年第11期的《中国妇女》发表了一篇记刘永生和黄月英高尚情操的文章，引起极大的反响。时任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在中央苏区时就对刘永生有所耳闻，1952年他作为老区慰问团团长，代表中央到福建慰问老区时，又与刘永生有过接触。刘永生本人以及他夫妻的事迹，都给谢觉哉留下了深刻印象，读到这篇文章后，他挥毫题诗《读＜黄月英和刘将军＞》，诗曰：一颗心儿红似火，全身骨架硬如钢；当年多少英雄血，洒遍河滩洒遍岗。游击队中黄月英，出生入死廿年春；火烧刀砍寻常事，屹立如山一女兵。战时同命肩枪杆，战后同心握镢头；英雄事迹纷传诵，半歌大姐半老刘。
小车不倒只管推
十年动乱中，刘永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正气和清白，是党员干部中的一杆旗。春回大地后，刘永生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中共福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省政法委员会书记。“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这是刘永生的口头禅，也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黄牛”。
年近耄耋的他，终因忘我工作、日夜操劳，肺气肿病重新发作变得越来越严重，走起路来直喘气，上楼梯更为困难。他在政法委的办公室在三楼，每天上班时都因为走楼梯而憋得脸色发青，很久说不出话来。但他仍坚持每天准时上下班，每次开会都准时到。而且每天上班，他提早拎着热水瓶到办公室。通讯员不好意思，他却笑呵呵地说：“我家煮饭，顺便烧壶开水，既为单位省力又省电，有何不好呢，这也是革命传统呀！”
看到刘永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省委书记项南只得下了“命令”，要他立即住院。这样刘永生才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岗位，住进了省立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刘永生病重后，医院曾建议有关部门，让刘永生最好到上海治疗。刘永生硬是不答应：“我相信福建的医院，福州也有医生。大家都到上海去，国家要花多少钱呀。我不去，我就在福州。”对于刘永生的倔脾气，大家都是了解的。他决定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
1983年岁末，刘永生突然大吐血。医院急报“病危”。1984年1月7日8时，刘永生在福州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永远合上了那双不知疲倦的眼睛，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年80岁。“忽报将军作故人，闽山粤水有悲声；近观花坛花无色，远望长空月不明；痛苦切肤同志爱，失魂落魄革命情；刘公为党全心意，赫赫英名永不溟。”这首悼亡诗，写出了闽粤人民对刘永生将军的怀念之情。
刘永生逝世后，广东的许多老同志提出要为他塑造一尊铜像，安放在汕头的烈士陵园，以纪念闽粤两省人民共同尊敬的刘永生将军。后来刘永生的家乡闽西上杭提出要把塑像放在上杭，也进行了积极筹备。粤东人民理解刘永生家乡人民的感情，于是踊跃捐款。刘永生的半身铜像塑成后，安放在上杭稔田中学内，并配上了“刘永生同志革命业绩展览”，展出了刘永生生前实物，供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瞻仰、怀念。
刘永生，在人民的心中永生！
自从在娘肚子里下生后，便赶上城乡“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的全过程。六十年来，我的“籍”种造册经历很多，其中户籍跟自己时间最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得计划经济年代，户口本是一册“世袭”的本本，吃农村粮的永远是“农业户口本”，吃城里粮的永远是“非农业户口本”。工人天生做工，农民天生种地。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全都浓缩在户籍本本里。
我家祖辈都是农民，我的户籍自然也是“农业”户籍本本。在孩提时，我就非常羡慕城里的孩子，穿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有时常想，都是“一撇一捺”的人，可人家过得忒幸福。并且有几次做梦，眼前便出现一种朦胧意境，说自个拿到城里户口本了。当笑醒睁眼一看，原来是个美梦。
记得“三年瓜菜代”时，一次与母亲一起去街里堂兄家串门，午饭烙的白面糖饼，熬的酸菜炖粉条。这在我家里，可是过年才能吃到的嚼咕。回家后我问过母亲：“街里大哥家咋分那么多麦子？”母亲告诉我说：“傻孩子，大哥家是城里户口，每月都分点白面，而咱屯子每人每年才分一斗麦子，只能过年吃点面食，现在一旦挨饿，别说面了，连粮都断顿了。”
待长大后，我便逐渐理解到，当年大哥家虽然没断顿，不过也并非宽裕。他家是沾城里户口的光，每月都分点粮，将巴将儿接乎上，但总比农民强多了。那次大嫂给母亲和我做的“白面糖饼”，是攒很长时间的白面，自个都没舍得吃，让我们一下给包圆了。
自打那时起，母亲就不止一次为我树立目标：“念好书，将来好吃皇粮。”所谓“皇粮”，就是城里粮本。母亲还时不时地以大哥家那顿“白面糖饼”为“诱饵”，激励我将来有出息，改变“小本本”的命运。可现实却又是残酷无情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把我为之奋斗十几年的梦想化为泡影，只能继承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伟业，罩在广阔天地的“小本本”里艰苦奋斗。
记得那时，每当父亲一旦喝口小酒，便想起当初自个的“决策”错误，一再跟我和哥哥姐姐们道歉。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上：“当年土改时，不是为了这几亩地，我们早就进城了，你们也早就是城市户口了，不能一天抱着地垄沟找豆包吃。你大伯的眼光就行，是土改时进城的，这不你大哥就借上劲儿了，在衙门还当上一个什么科长的大官。”父亲的话是真实的，假如当年他像大伯一样进城，我们也就是非农业户口了，早就上班参加工作了。但世界没有那些假如，父亲选择了农民，我们也就顺其自然地当上了农民的后代。
在那个年月里，说改变户籍，比登天还难。一个小小的户口本，决定人生走向，定位人之身份。城里人当兵，回来叫转业，直接进工厂；农村人当兵，回来叫退伍，继续当庄稼人。农村姑娘嫁城里，是天方夜谭；城里姑娘嫁农村，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一个。一样中学毕业生，城里户口可以上班进厂，农村户口便必须回家务农……
记得早听街里大哥讲过，城里口粮是供应的，叫商品粮。城镇居民，凭户口本按人口定量供应。在一般情况下，城镇干部、教师等每月每人27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斤，中学生22～24斤，儿童15斤，工人按工种，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37斤，一般体力30～33斤，轻体力劳动工人27斤。
真不记得听父亲说过多少遍了，农民的口粮，自给自足，是队上分的，但也不能可劲吃，每人小麦一斗，约30斤；其它苞米、谷子、糜子等粗粮，每人约350～400斤左右，还分些杂粮，如豇豆、油料等，但都含在总量之内。
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区别，更关键的是社会劳动福利保障。城镇户口，有公费医疗、退休金、产假、丧葬抚恤；而农村户口，则有病自个看、干不动活时得靠儿女养活、生孩子没有产假、丧葬抚恤自个负责，因此，在农村也时常出现个别老人没人瞻养的现象。
记得那时城里有种“俗成”的看法，管农村人上街，叫屯二迷糊进城；管屯里人到城里打工，叫盲流子、黑户，受到不公正的白眼。当时有个顺口流：“屯二迷糊进城，腰扎麻绳，找不着茅楼，旯旮胡同都行。”还流行个黄段子：“城里女人与农村男人睡宿觉，得尿一个月黑尿水。”总之，就是埋汰农村人素质低下。
在那个特殊环境里，户口本是个“身份本”。即使我回乡务农后，对户口本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朴素的理解层面上。总感自个命苦，全怨农业户口“本本”。时至今日，户口本失去了“计划”作用几十年了，我每当想起当年对户口本的“幼稚”认识，心里头还是觉得非常可笑。
其实，一个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根据国情产生的。远在1951年7月，国家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时条例》，规定户籍由公安部门管理，并采取户口登记、变更补办手续等一系列措施，为当时的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会儿，常听母亲讲，建国之初，城乡之间没有户籍隔墙，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父亲的“后悔”就是这个时期。当时政府为了调整城市粮食、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出现的危急，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确定“商品粮”和“农业粮”之分。之后粮票、布票、棉花票、油票等一切按计划供应，有效地阻止了农民进城的脚步。也就是父亲所说的“这回想去也去不了了”的时段里。
后来，我亲身经历了农村户口对城市户籍管理的又一次冲击。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大批农民潮水般地涌向城市务工，家里只剩下一群“留守族”。一时间，大城小市显得非常拥挤。为了规范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管理，公安部门采用办理临时户口、暂住证、居住证等办法。虽然自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部分城市取消了“暂住证”换成“居住证”，但仍有些城市还在继续着“暂住证”管理模式。
记得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城里户口本削减去某些功能，与农业户口拉近了距离。但虽说如此，改变一种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城里的农民工，其待遇还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我有个侄子在一个城市打工，刚去时没办暂住证，租房时派出所不让入住。只得花钱办个“小本”，才算安顿下来。待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学校不收外来户口的孩子，通过托人送礼方能上学，还得花高价，否则念不上书。待到了孩子高考，麻烦事又来了，政策规定外地户口不能异地报考，只得把孩子送回老家考试，真是让他叫苦不迭。
我还有个外甥，也在一个城里打工，他文化高，出道早，收入好，与侄子命运却截然不同。当时他住的那个城市出台一个政策，农村户口买楼可办理城市户口。外甥买了楼，把全家的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那时的城市户口，虽然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么的吃香，但孩子上学等就没有像侄子那些麻烦。城里人不说他是农民工了，家乡人又说他是城里人了。
城里户口本与农村户口本的地位平衡，是一个时代向前发展的符号。只几年时间，城里人口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进城可以趾高气扬，走在大街上也能直起了腰板。上段时间回乡下，当谈到户口时，四弟笑着跟我说：“现在农民各种福利事业保障完善，工人和农民的身份逐渐拉齐，如果你那城里户口跟我换的话，我还不干了呢。”
是的，个人的命运，脱离不开国家命运。我原是农业户口，工作后转为城镇户口，深深体会到户籍里的欢笑和苦涩。原以为吃皇粮了，终于实现儿时的梦想，孩子们也能接城里户口本了。可没高兴几年，票证取消了，买啥都和农村一样去市场。爱人有时说：“现在城里户口还不如农村户口好，种点地不花钱，而且空气质量还好。”每到这时，我便想起四弟的话：“现在农村比城里强了。”
风雨几春秋，弹指一挥间。回首小小户口本，伴我度过六十年。过去，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户籍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起到应有作用。今天，几十年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又面临着一夜间就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境况。可是，每当想起那本牵肠挂肚的“户口本”，我心中便流淌出无限的辛酸和欢乐。现在“二元户籍管理模式”虽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那户籍里所系的感人故事，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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