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指的是林则徐，因为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四国志》，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多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等。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谁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福建侯官县人，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
林则徐一生遍历地方，治绩卓著，虽在两广抗击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
由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林则徐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主要是因为林则徐他是中国第一个去主动了解外部世界历史、地理、制造、法律、医学等各个方面的官员。而且林则徐还为了系统的去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情况，还专门撰写、翻译外国书籍，写了一本《四洲志》，而这本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地理志。
而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海国图志》便是魏源在受好友林则徐的委托之下，在《四洲志》等图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而《海国图志》之中也是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而林则徐也正是因为系统的了解了西方人的各种制度，这才在后来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农民这件事情上，以英国之法来驳斥英国人的恶行。而林则徐对法律的了解也使得他在后来的禁烟运动上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可以说在清廷满朝文武对外国人不屑一顾之时，只有林则徐可以放下自己的身份去主动去了解西方人的一切，去主动去了解他国的历史文化。也正是因此，林则徐他才会被现代史书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除此以外，林则徐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不可不说的一人，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治水专家，他还是一个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好官员。可以说，林则徐他这一生都是想要去谋求复兴国家的方法的。
在各种说法中，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人物有徐光启、魏源、林则徐、徐继畲这几位，而从时间和贡献上来看，明代的徐光启才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比其他几位从时间上早几百年，而且科技成就也是这几人中最高的，毕生致力于介绍西方科学，成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大师。
林则徐。 他是清朝高级官员中放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的前驱。 魏源虽然是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但是他重在发出向西方学习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林则徐重在抵抗和放眼看世界。
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是林则徐清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简要叙述了世界大五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界地理志书在林则徐的影响下,后来产生出一批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此书实为开风气之先的创举；而作者林则徐也被后人雀为开始睁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魏源受林氏所嘱,以此为蓝本,编著成《海国图志》），。
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是着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范文澜的看法，此观点一经问世，更被简化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被后人沿用。其实，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还是多元的，但发展到后来，便只剩下褒扬、赞美与歌颂。
应当指出，就焚烧鸦片、抵抗英军而言，林则徐当然是民族英雄。唯将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不无可议。当然，林则徐在作为钦差大臣受命查禁鸦片后，无论出于夷夏大防，还是出于了解对手，他的确做过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工作，比如“刺探夷事，翻译夷书”,于是就有了辑录与翻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事迹，就此而言，不能说林则徐没有“开眼看世界”,只能说他的视野极其有限--即使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但在应对上，仍然停留在封闭的园囿里。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史学界对林则徐是如何评价的。着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陈恭禄认为：“林则徐……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
（《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另一位着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则指出：“林文忠公则徐之为鸦片战争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但是就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他太自大，太强横，他对外的态度完全是传统的东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时同在此幕剧中占同样重要地位的满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与知识。”
（《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即使是范文澜，在赞颂林则徐的同时，也还保持了当时历史学界的部分共识：“林则徐的才能在当时虽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只不过，这些话在现实政治对林则徐的选择性利用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来自外界的评价，当然是考察历史人物的重要维度，然而，从历史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考察该历史人物本身，同样不失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林则徐眼中的“西洋景”
在此，笔者想通过几个侧面分析一下林则徐是如何“开眼看世界”的，或者说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什么“西洋景”（此处运用的资料全部出自林则徐个人的着述和文字）关于国际关系。在林则徐之前的时代，中央王国的士大夫们，不论朝廷以何名号、皇帝姓甚名谁，无不充斥着“华夏上国，怀柔万方”的“天朝”心理。天朝居于天下之中心，周围不外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已。
在林则徐眼里，仍然是夷夏大防，除了“藩属之邦”,就是“八荒岛夷”,如此而已。在清朝士大夫笔下或口中，对于不知来自何方、长相迥异于炎黄子孙的蛮夷，往往充满了丑化、矮化或妖魔化。1839年8月3日，林则徐代皇上起草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据说被英人看到后，曾经腾笑外邦，甚至为船上的水手、医生所嗤笑。
林则徐笔下的清朝皇上以“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自居，俯视众生；而林则徐则以上级责备下属的口吻教训英国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毕竟是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按照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原则，对英国国王说，“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因为林则徐已经“开眼看世界”,他已不同于古代中央政权将“化外蛮夷”当作动物世界的“猃狁”与“犬戎”,也确实有进步、有发展，在他起草的文件中，不时出现将“英吉利”称为“ 咭唎 ”、把美利坚称为“咪唎 ”等为今人不明所以的文字，这与当时中国民间将西方人称为“红毛番”实在异曲同工--当然这并非林则徐的发明。
关于国际贸易。既然中英是天朝与蛮夷的关系，当然不存在平等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天朝的赐予与施舍，或者是藩属的朝贡与沾恩。
林则徐在檄书中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着，赖有此也。”“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起居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意为因为英国国王恭顺满清天朝，感激上国天恩，所以天朝才对这些蛮夷破格优待，让你们享受了200年的贸易之利。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富庶的现代国家，不是因为你们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是全靠我们天朝的恩典。
被官方史家负面评价的清朝大臣琦善，曾给道光帝上过一则《尊旨覆奏禁烟折》，其中言：“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盖（西洋各国）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
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在琦善看来，英国人之所以强烈要求与中国通商，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会因大便不通而憋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琦善的看法，也是林则徐的看法。1839年3月，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的通令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代皇上起草的致英国女王的檄书中也说道：“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
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言外之意是，中英贸易的实质是，中国无求于英国，英国却离不开中国，比如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如果天朝不向英国出口，这些野蛮人就一天也无法活下去。即使英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原料；如果天朝控制出口，英人也就无利可图。
关于敌我局势。中国早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然而，林则徐作为受命于朝廷处理重大涉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搜集了一些敌国情报，翻译了一些外国法条，但在制订重大涉外战略时，仍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封闭与盲目，以致在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判断中出现了重大失误。1839年9月1日，他在《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中，向中央报告：
“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胠箧奸谋，总以鸦片为浸*之渐。”事实证明，这只是林则徐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林则徐昧于情势，根本不了解英国政府对禁烟事件的反应。
后来的发展证明，英国政府不仅在1840年之初就派出了由16艘军舰组成的侵华远征军舰队，而且向中国政府正式发出了外交照会（巴麦尊照会），照会称：“本文件签名人、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谨照会中国宰相：因中国官员伤害侨居中国的英国臣民，并侮辱英国女王，故女王陛下特派遣一支海军兼陆军前往中国海岸，向中国皇帝要求赔偿及匡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
外交语言足够婉转，作战计划却相当完备。然而，这一切林则徐都懵然不知，他认为英国至多不过是“私约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在近代史上，谈到中国的丧权辱国，一些爱国人士往往归结为列强的船坚炮利，那么，林则徐眼里的英国海军是怎样的呢？ 1839年9月，林则徐在奏折中断定英船只适合外洋作战，一进入内河将无计可施。
1840年7月3日，林则徐颁发的《英人鸱张安民告示》，几乎可以视为战争动员令，他对英国炮舰的看法一仍旧惯，“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1840年7月，此时定海已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却一无所知，他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仍坚持认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
此外，林则徐对英军陆战能力的判断也是典型的误判。1840年7月，林则徐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将英军视为不同于人类的“异类”,“一跌不能复起”的英军像没有膝盖的木偶。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舰队北上攻占定海，林则徐在上报的奏折中认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关于外国印象。1840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英船“杉达号”医生喜尔与林则徐的接触经过，“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几乎需要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很惊奇。”（《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而此时的林则徐已到任广东一年有余。
1839年9月3日，林则徐视察澳门归来，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欧洲人的印象：“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这就是林则徐眼中的欧洲人的形象，大抵畜类、丑类而已。
如果说林则徐将从事不法鸦片贸易的欧洲人称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把其中的黑人称为“鬼奴”,则属于鄙视或蔑称了。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对黑人的观念则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他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言：“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陆的黑色人种，长期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欺压与侮辱。
林则徐笔下所谓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属此类性质。就此而言，他们的命运与近代史上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是一样的。可见，林则徐对黑人的侮辱与鄙夷，由此体现出来的对世界不同种族的文明视角，并不比欧洲白人更文明。
关于爱国节操。尽管1839年9月1日，林则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军不敢对我侵犯（“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误判，然而，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发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里，竟然以“马后炮”的形式，为自己当初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战争失败进行开脱与辩解：“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之，亦已五次。”
对于林则徐这样的朝廷高官，我们应当相信他对皇上事前的报告呢？还是应当相信他对友人事后的辩解？1842年8月，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曾被今人反复引用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出之这首诗。然而，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
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与指挥者，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都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此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深意荡然无存。他既没有向皇上报告敌国真相，也没有向国家提出改革建议；他眼见朝廷睡在梦中，国家日趋衰弱，却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在林则徐看来，个人的名誉重于国家危亡。
着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就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真可谓入木三分！与外国人的交往。“开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边的外国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么，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交往恰为一例。
伯驾是一位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因患疝气而间接托人请其开方诊疗。当年7月，林还请伯驾翻译《各国律例》若干段落。伯驾虽说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未见过林则徐。林则徐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也没有平等地接见过其他外国人。有史料称，伯驾打算送林则徐三样礼物：一本《各国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却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要先请示，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拒绝再送。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伯驾就看出林则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弱点。
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并指出了林则徐禁烟运动的一些缺憾：“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他表示：“鄙人愿不惜个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帮助大国之间恢复和好。”
“我还要进而向阁下建议，最好能预见到战争的害处，撇开强硬的语言,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我担心英国也希望占领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有种种迹象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但他并未答复--于是，清廷失去了避免战争的最后机遇。1840年4月，伯驾给美国的亲属写信说：“中国和大不列颠的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而且在不远的日子就会爆发。我已经施加了我一点小小的影响，让中国能预见和避免这次不幸，但是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且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中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
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三个月后，林则徐被革职。1842年8月，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割地赔款而告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但若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
只能说他比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几眼。妨碍他视野的正是专制王朝、传统文化以及囿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忘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以致一俊遮百丑，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客观的、全面的、立体的看法。
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应该改革了。
清朝晚期，被今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是林则徐。
1、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 福建 侯官县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
2、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林则徐治水注重深入实际，事必躬亲，同时还重视赈灾济贫，这些都是其“重民思想”的反映。
扩展资料：
1、1839年6月3日（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2、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
3、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林则徐而建立的历史人物纪念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
4、虎门销烟成为打击毒品的历史事件。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民国时被定为不放假的禁烟节，而销烟结束翌日即6月26日也正好是国际禁毒日。
参考资料：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严格说应该是魏源。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原邵阳县金潭）人。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 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
简介
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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