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倾向
在王蒙80年代前的创作中,日常生活写作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政治生活叙事,在影响上也小于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郑波和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史诗,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颂歌,政治意识十分强烈,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在没被打成右派之前,由于深受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自身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后,吸取教训,将工农兵设为主角,从而文学这一政治化的倾向使得他迅速脱离泥塘。在文革爆发以后由于其突出的政治敏感些,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针,没有受到迫害,在新疆维吾尔族做支队副队长和群众打成一片,文学作品那时候几乎停滞。 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也从中流露出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现,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文革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他的这种“中庸”的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融贯通。
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中都有体现。在《布礼》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和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更加执着与坚定。同样,《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也并未让他对党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后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张思远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然批判了像张思远这样的为官者盲从,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和对社会的摧残,但是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现实不可改变的谅解和对受害知识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后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有作者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有作者满怀热忱的期待。 在《海的梦》的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劫难过后,最终还是又回到王蒙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中来。
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
王蒙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有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还有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面对文革带来的劫难的反思,王蒙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恶梦醒来之后,王蒙自然而然地把历史——昨天和今天连接了起来,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宽容与幽默方式寻找到了平衡点,以文学方式来“反思性”地叙述“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被宣布结束时就已开始。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学”的思潮,王蒙作为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反思者必然成为“反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小说《海的梦》弥漫着浓郁的反思和感伤情调,王蒙在给小说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心思,在缪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谬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的。小说通过缪可言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通过《海的梦》,王蒙自然而然的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这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
王蒙在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其实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缺欠、过失、罪过的妥协、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王蒙来说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也正因为这样,《布礼》中的钟亦成诚在平反后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这也正是王蒙独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历史的谬误,也对谬误给予宽容大度的谅解。
“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
王蒙80年代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作家开始反思文革给社会和文学者带来的灾难,在这一时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形象,借助这些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命运,透析历史悲剧原因。如《蝴蝶》里的张思远、《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等等,其实在同代人中,写知识青年悲剧命运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识流”写作的却屈指可数,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与普通的意识流又有所区别,有学者称之为“革命的意识流”或是“理想主义的意识流”,这也是王蒙在新时期小说创新的探索。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中,作为“思考者”的“情绪主人公”本人都是满怀革命理想、有着严肃使命感的人。《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员、国家干部,《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的梦》中的缪可言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思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由于意识流“主观化”、“情绪化”的东西占主导,作品并不重视情节的编排,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
王蒙 《蝴蝶》原文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1、简介:《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
2、作者简介:王蒙是当代中国创作力最旺盛、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本书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作品精选集。
王蒙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创作主体并不穷尽于任何一部或一个阶段或一种文体的作品中,作家王蒙的整体形象犹如百变蝴蝶,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丰富复杂、难以定型的存在。因此,本书的编辑方式最能反映王蒙五十年来的创作实绩。
本书精心汇集王蒙各体文学创作凡九十九篇,八十余万宇,分小说、散文随笔、怀人小品、国外游记、学术杂俎、作家论、文学与文化综论以及诗歌,共八辑。编者根据自己的长期探索,同时吸取了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王蒙研究的成果,在每一辑之前都撰写了认真负责的导读,因此本书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系统而精深地读解王蒙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值得爱好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广大读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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