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三转一响一“咔嚓”是啥吗

三转一响一“咔嚓”，这是啥？

如果没有一定年龄，很可能会一头雾水。如果有一定年龄，肯定就忍不住乐了，太熟悉了！

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一响：收音机。

一“咔嚓”：照相机。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几样东西可是紧俏物品，它们是最时髦的东西，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了这几大件，连搞对象都容易多了。

自行车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咱们中国可以说是自行车大国，因为北京的小胡同多，而自行车是人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那时您就看吧，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北京的街面上净是骑车上班的人们，那自行车一辆挨一辆，如果赶上红绿灯，那自行车就连成一片。绿灯一亮，自行车群就像一条巨龙游向前方，很是壮观。那可是在当时咱北京的一大景观呢！

那时的人们对自行车充满了向往和热爱。尤其是年轻人，都渴望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有三大品牌特受人们的喜欢，一是上海产的“凤凰”牌，一是天津产的“飞鸽”牌，一是上海产的“永久”牌。这三个品牌的车有两种型号：一种28型，一种是26型。男青年喜欢28型，女青年喜欢26型。样式上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链套单支架，一种是半链套双支架。这其中大链套会更受欢迎一些。颜色上一般都是黑色，女式26型也只有红色，仅此而已。

在当时，像这样的紧俏商品一般的情况下不单要钱，每辆车大约一百五六十块，而且还要票儿。这票儿是由厂子里发的。有了票儿还得起五更排队，才能买上一辆乘心如意的自行车。像我们大杂院中的发小文山，那时也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高兴得不行，买了不少的彩色玻璃丝，把车把、大梁都用玻璃丝缠起来，真的挺好看！没事儿的时候就擦他的自行车，把车擦得锃光瓦亮的，非常的干净、美观。那时谁能骑上一辆28型大链套的新自行车走在胡同里都能招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自己也觉得非常牛气。

还有一种自行车不能不说，那就是半链套双支架加重自行车。那时“永久”牌和“红旗”牌加重自行车，大约价位在一百八十元左右。这种车皮实耐用，后轮两边的铁支架能带好多东西，三四百斤的都不成问题。很受京郊人们的欢迎。像赶个大集，进城送个粮、送个菜的，都非常实用，您瞧多好！

手表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算是高级的奢侈品，是人们追求向往的目标。如果谁能戴上一块手表的话，那心里是美滋滋的，走在街上满脸春风。时不时地还抬起胳膊捋捋头发，其实是显摆他那块手表，让大伙都看一看，我也有手表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手表厂出产的“上海”牌手表，走时准确，样式美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北京手表厂出产的“北京”牌手表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也特受欢迎。而且这两种表的价格都是120元。您别小看这120元，搁现在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那也算一笔大钱呀！

您想呀，刚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才挣18块钱，几年之后二十多岁了也才挣三四十块钱，每月刨去饭费、月票等杂七杂八的事儿，要买一块120元的手表您说难不难哪？怎么办，就得从牙缝里刮，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努力攒钱，一年之后能买上一块手表就不错了！

到了七十年代，上海手表厂推出了新产品，新款“宝石花”牌手表，那手表真是漂亮，高字平盘，尤其是手表上的一朵宝石花真是好看，能和外国名表梅花相媲美。我那时也20多岁了，1975年我攒了一年的钱，才买了一块“宝石花”手表，望着那亮晶晶的新手表，心里真是高兴。不怕您笑话，就是这块表，到现在我还用着。

那时除了我上述所说的国产表之外，外国名表在北京也能买到，我三哥参加工作比较早，他就攒钱买了一块“大罗马”，我记得他当时花了小二百元呢！这个价位对于普遍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能买上一块国产表就不错了。对了，我当时还记得几块外国名表，如欧米茄、梅花、百浪多、英格、浪琴等。得，说说而以，买不起！

缝纫机

过去穿衣也比较紧张，买衣服要布票儿。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见，当时多穷了！那时家家差不多都有针线笸箩，里面装的都是针头线脑，杂布头儿什么的，用起来方便呗！那时的缝缝补补都是手工，如果能有一台缝纫机那该多好呀！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缝纫机也成了家庭追求的目标。一来，可以缝缝补补，补出来的衣服平整、美观，比手缝的好多了。二来，有些心灵手巧的姑娘、小媳妇能把旧衣服翻新，能改变衣裤的样式，能把大改小，真的挺棒！三来，放在家里是件摆设，很有派。

当时，以上海产的“飞人”牌和“蜜蜂”牌为最好，北京产的燕牌也很不错，价位都在150元左右，要想买还得勒紧裤腰带攒钱才能买。在我们住家的胡同里，有好几家都有缝纫机，您瞧多好！

收音机

“一响”就是收音机。过去在咱北京，老百姓都管收音机叫“话匣子”，也有叫它“戏匣子”的。那时没有电视机，而收音机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看的是新**，听的是新广播。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有戏曲，京剧您能听到很多名家唱段，如：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等。也能听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魏荣元等评剧名家唱的精美剧目。

能听到侯宝林、郭启儒说的相声，也能听到李润杰说的快板书，此外还有那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单弦等许多的曲艺节目，时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还有袁阔成、连丽茹等名家说的评书，真叫人听了上段想听下段。还有那胡松华、郭颂、马玉涛、郭兰英、王昆、杨洪基等名家大腕演唱的歌曲，真是叫人百听不厌。少儿节目也很精彩，尤其是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是多么的吸引人呀！

不多说了，反正收音机挺招人喜欢的。可毕竟那时人们还穷呀，如果谁家能有一台收音机，真的很不错了。就拿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来说吧，杨伯伯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他家有一台5个灯儿的收音机，个儿挺大，“牡丹”牌的，价格我忘了，每次他一开收音机，都能吸引同院的街坊，尤其是孩子们（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爱听里面的节目。其乐融融，美好！

照相机

照相机，也是那个年代青年们追求的大件儿目标之一。

记忆中，那时常见的照相机不外两种，一种型号为135，一卷胶卷能照36张。一种型号为120，方形能照12张，长形能照16张。

那时没有彩照，都是黑白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二十岁出头，年轻，正是爱玩的时候，一有机会就会用我大哥的照相机去拍照片玩儿。那是一台“海鸥”牌相机，上海产的，120块钱，质量相当好，照出的照片特别清晰。因此，我在那段时期留下的一批珍贵的相片，现在都还保存着呢，没事时拿出来看看，总让我想起那 燃烧的岁月，还有那些同学、同事、兵团战友、老街坊等。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有了一点经济基础，也花一百七十多元买了一台“红梅”牌相机，带闪光灯，中国常州生产，质量也相当棒，我用了几十年。直到2013年，女儿给我买了一台新相机，小巧玲珑，比一盒香烟还小一点儿，装在衣兜里非常方便，女儿对我说：“这是数码相机，您随便照，它不用胶卷儿，想照多少就照多少，不好的可以随时删除。”有了这款新相机，我那老“红梅”就成了“文物”了。也难说，现在胶卷都没有卖的了，那老式相机不能不淘汰了。如今人们大都用手机拍照，连数码相机也可以不随身携带了。

三转一响一“咔嚓”就是这些。它们是远去的历史，也是难忘的记忆。（来源：北京晚报，作者：陈春喜）

三转一响48条腿指的是七八十年代初期适婚男女结婚时，男方应该准备的结婚物品。

这在当时相当时髦，一般家庭都置办不起。在准备结婚时，男方就要要置办这些物品。

三转是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一响是指：收音机。

四十八条腿总共包括：双人床、饭桌、4把椅子、两个箱子、一个平橱、1个大衣柜、1个小衣柜、1个小茶几，这些家具加起来一共为四十八条腿。

       谁还记得“三转一响”为何物吗？

       听说周村有个“三转一响”的博物馆，是私人所有，但向公众开放。里面的藏品，每一件都有一段故事，让人感慨万千——现在不少喜欢收藏的朋友，自己出资，出时间和精力，做博物收藏的工作，比方说四川的纪念汶川地震的建川博物馆，很有意义，善莫大焉——有朋友最近去参观周村这家博物馆，回来后跟我聊起这个话题，把我的思绪也拉回了那个值得回味的年代。

       所谓“三转一响，”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家庭能够配置的高档用品，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品。年轻人搞对象，对方——男方——的年龄、个头、长相、文化水平、工作、家庭成员等情况固然很重要，但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必须给买上“三转一响，”这才能让女方满意，才能和你扯证入洞房哩。

       所谓 “三转”指的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或者钟表：座钟挂钟都可以）；“一响”指的是收音机（电视机就更牛啦）。这些东西，如果在结婚的时候当做彩礼，是要披红挂彩的，比新郎官还神气呢。

       和那个年代相比，现在年轻人天天都躺在蜜罐子里，不晓得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家里有了“转”和“响”之后，家庭氛围是多么的快乐。

       小时候我家很穷，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很不容易。土里刨食挣工分，一个女人家辛辛苦苦，当牛做马也不如一个男劳力干活多，但她还是咬牙硬撑着。改革开放之初，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可以做点小生意来补贴生活支出，供孩子们吃饭穿衣和上学。我们村子属于城郊，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接受新思想也比较快捷。在城里孝妇河（那是小清河支流，淄川人民的母亲河，但一段时间以来，不重视河流生态保护，所以呈干枯状态）桥下，有人用几块石头，上面搭上块水泥板子，做成一个小摊儿，摆放上自己加工的裤子售卖，生意很好。我们村的村民们也学会了这个，纷纷加入了卖裤子的队伍当中。我记得，母亲推着小独轮车，天天去桥下卖裤子。我不上学的时候，还跟着去过几回，也怯生生的吆喝过“来看看，这裤子质量可好”呢。

       裤子的来源，是从外地买来布料后，自己在家里裁剪加工，经过锁边、缝纫、熨烫等工序后再变成成品裤子。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设备是缝纫机。（包括锁边机。通常是锁边的不缝纫，缝纫的不锁边，想同时拥有缝纫机和锁边机，成本太高）当时买东西刚刚摆脱了用票，紧俏物资难买。我家还是托亲戚购才买来一台“蜜蜂”牌（后来又换了“蝴蝶”）——名牌产品，质量过硬，杠杠滴——的缝纫机，母亲和姐姐负责缝纫，我则在最后一道工序熨烫的时候搭把手，有时候也跑到邻居有锁边机的家去锁边。每天从早到晚，“小蜜蜂”“嗡嗡嗡”的响个不停。这一“转”，把家庭转出了困境，也转来了我们的一日三餐和学费。

       慢慢的，整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做起了这门生意，我们村成了人们眼中的“服装专业村。”后来建成的闻名全国的“淄川服装城，”位列全国十大专业批发市场之一，其中，我们村的人，起到了打基础，充主力的作用。那个日子里，户户传出的“嗡嗡”声，就是一首时代变革的协奏曲，它是那么的充满希望和力量。协奏曲的奏响，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万元户”纷纷冒头，思想解放了，精神振奋起来了。不客气的说，这一“转，”转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

       作为养家糊口的需要，我们是把缝纫机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来使用，而那时的家庭，添置了缝纫机之后，即便不用来做生意，自己动手做衣服也是很方便。所以，缝纫机这一“转，”就成为了生活必需品的存在。

       至于自行车和手表，在那个年代也是身份的象征。我学会骑自行车这门技术，还是蹭的发小的光。征得大人同意之后，把车子推到比较空旷、平坦的场院（农村用来打场晒粮的地方，农闲时候空着）里去练习。发小他爹当干部，做服装生意规模也比较大，家里有两辆自行车呢。有看过于谦主演的《老师好》这部**的，就可以了解到当时自行车的模样。大骨架，上车需要把腿高高抬起，“翩（找不到合适的字，姑且用“翩”字代替这个动作，读“pian”，去声）”上去。我们年小个头小，腿短，“翩”不上去，只好从梁架中三角形的窟窿里把右腿伸过去，斜楞着身子，身体随着脚蹬子的运行而一上一下。姿势虽然奇怪，可我们乐此不疲。有时候失去了平衡，摔上一跤，心里也快快活活的呢。不像后来，有了二八女式的小巧玲珑，可以从前面把腿绕上去，然后出现了山地车、变速车、赛车等种种新花样。而现在自行车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改成式样新颖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车了。可在当时，自行车属于“大件。”于谦那辆自行车，是作为优秀教师的奖品授予的，现在不稀罕了，可于谦骑上“招摇过市，”到学校里那么一摆一放，甭提多有面子呢。

       手表嘛，一般人戴不起。可孩子们个个都有“手表，”您猜是咋回事？撸起袖口，在手腕上用钢笔或者圆珠笔给画上的。一个圆圈，十二个钟点，一根时针一根分针（秒针可以不画），然后一个环绕手腕的线就是表链子。小朋友戴这种“手表”都很高兴，能戴真手表的，脸上什么表情，可想而知了吧。

       至于一“响，”更是那个年代大伙儿娱乐活动的主力军。家里的收音机，一开始是体积比较大的那种（后来才出现了半导体，随身听），一本正经蹲在桌子上，颇有点“睥睨群雄”的意味。它被民间俗称为“戏匣子。”除了听新闻，最吸引人的是听评书。实事求是的说，那时候的评书演播家水平是真高。一边讲述故事情节，一边展开议论，口齿清楚，信马由缰，信息量大，跌宕起伏，悬念多，趣味强（不像现在，只是“播讲”，字正腔圆念稿子，毫无生动可言）。虽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就是能让人身临其境。我那时候，想听评书，可家里没收音机啊，只好一到时间，就跑到邻居三哥家的窗户底下，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三哥三嫂也知道我在那里蹭听，招呼我进屋呢，我还不好意思。所以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得比较大，好让我能听清楚。记得当时比较著名的书，有刘兰芳说的《岳飞传》、《杨家将》，袁阔成说的《三国演义》，单田芳说的《大明英烈》、《三侠五义》等等，精彩纷呈棒极了。“上文书说到”的声音一响起，顿时万人空巷。后来有人分析：听评书的时间段里，除了评书的声音，千村万落安安静静，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狗也不叫唤，连小偷都不上班了。当时社会治安好的原因，“戏匣子”和评书联播，功不可没呢。

       之后，电视机登上了舞台，也是极少数家庭先有的。正好赶上香港拍摄的83版《射雕英雄传》在内地上映。小伙伴们约一块儿，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看。屋里坐不下，干脆就在院里开场：“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山比它高——嘿！哈！”小板凳自带，乌压压一个小院子坐的满满当当，就跟集体看**那样，荧幕前全是人头。那时候的人真是淳朴，主人不嫌麻烦，也不跟人要电钱。或许，是小小的虚荣心起到了些作用吧，反正还有茶水伺候呢。

       再后来，还又出现了“三金一木”，结婚要金银首饰，小木兰摩托车。中间又经过发展，一直到现在，据说成了一套房，一辆车，一百万啥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不是人们要求高了，而是生活水平高了，水涨了，船当然也就高了呗。

       有年轻的朋友对此可能不屑：你们这帮喜欢回忆的人，老掉牙了呗。没错，人上了年纪，喜欢回忆过去，这是规律。再说了，年轻人才活了多少天？想回忆也没素材不是？不过，回忆不是活在过去拔不出来，它的意义在于：第一，这是一种“继往”的情怀，是热爱生活的表现。热爱的，不光是流走的时光，更是一个年代，独具个性和特色的优秀传统和品质。好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时间，质量都是“杠杠滴，”需要我们认真的继承，特别在物欲横流的浮躁风气中，尤其珍贵；第二，这是一种“开来”的精神。我们今天已经过上了老一辈人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但这个小康，不是喊一嗓子，扎一猛子，使一把子蛮力气就能实现，那是一代代人接力，一滴汗水摔八瓣干出来的。听一听过去的老物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想想艰苦奋斗的日子，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更能够不忘初心，向往和建设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的名言里提到了“背叛，”似乎说的严重了点。但想想“三转一响，”回味一下那些艰苦和温馨，这话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明白。

       对了，还得缀上一句。有哥们提醒我：别忘了，还有一“咔嚓”哩。

       是的，您猜对了，这玩意叫做照相机。要是在“三转一响”的基础上，再有个“傻瓜，”就更洋洋得意啦。

                                                                                     2021 • 9 • 29

正确剧名是《我最爱的家人》，讲述了善良博爱的女主角林海燕在经历两段婚姻后，用真诚和爱化解一家人心结与矛盾的故事。

在最新剧情中，面对陶春跟的再次表白，唐美香表示陶春跟条件一般，连“三转一响”都拿不出，根本没有结婚的资本。在那个年代，“三转一响”指的是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孩来说，如果能收到“三转一响”，就是人上人。

但是，对于很多贫民子弟来说，“三转一响”就是负担。尽管陈要武当时有权有势，他也没有拿出“三转一响”来求娶林海燕。

而陶春跟只是一个收废品的普通人，更是很难得到那些东西。不过，陶春跟却愿意为了唐美香去找同事帮忙。在陶春跟看来，只要自己能挣大钱，唐美香肯定会接受自己。

于是，陶春跟在同事的帮助下，到处打零工挣钱。但是，由于陶春跟本性老实，不懂得其中利弊，最终沦为了同事的替罪羊。

而陶春跟却依然惦记着唐美香。还好，陶春梅、林海燕是非分明，最终帮陶春跟成功帮讨回了公道。但是，陶春跟又得重新开始。不过，由于陶春跟能力有限，他很难成为人上人。最终，佟铁军的出现，让陶春跟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后期剧情中，陶春跟陪着佟铁军一起创业。

最终，佟铁军创业成功，陶春跟也跟着沾光，成为了仓库经理。此时，唐美香知道陶春跟有钱后，开始主动追求陶春跟。

本以为陶春跟会立马接受唐美香，没想到陶春跟却拒绝了唐美香。陶春跟表示只要唐美香努力工作，他就跟唐美香闪婚。

面对陶春跟突如其来的结婚请求，唐美香十分感动，最终唐美香开始珍惜自己，加入了成为了佟铁军工厂的工人，与陶春跟一起成长。

不得不说，陶春跟的结局真是令人意外。不过，好人有好报，陶春跟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娶到了自己最爱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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