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建国后，任“5大市”首任市长的都有谁？最长寿的是谁，谁的成就大？
忆古惜今，从“五大市”的第一任市长开始说起。
北平市长——叶剑英北京第一任市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
1949年初，北平还未解放，叶剑英被中央任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任北平市市长。
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接管了北平市政府、学校、矿场等方面的工作。
刚刚解放的北平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北平百姓的切身利益，复杂又繁琐。
经济方面，北平市大多商户关门歇业，少部分开门营业的商店门前也是门可罗雀；
生活方面，战乱时期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柴米油盐这种生活必需品极度紧缺，导致百姓生活十分困难；
生产方面，工业停工停产，北平市内一片萧条。
北平市涉及到的问题就像是一团乱麻，必须要先找到乱麻的线头，才能够解开这团乱麻。
叶剑英决定，先从与市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垃圾问题入手。
战争让这座昔日古都乱了方寸，也失去了从前的秩序。
叶剑英发现，在北平市内不少地方垃圾成山，甚至就连天安门城楼都未能幸免。
城市之内待处理的垃圾阻碍了交通，阻碍市民出行，更影响到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成立的清运委员会，主要解决北平市垃圾问题。
叶剑英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北平轰轰烈烈的全民大清扫运动，在叶剑英的指挥下拉开序幕。
经过了足足91天的奋斗之后，北平清扫运动取得显著效果，总共新厨垃圾219280立方米，重达201638吨。
经过这次运动，北平市可谓是改头换面，路上车辆不再被垃圾阻拦，人民出行不再被垃圾困扰，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就是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给我们开了幸福路。”看着焕然一新的北平市，老百姓们由衷的感叹道。
垃圾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人民基本生活仍然是个大问题。
柴米油盐这样的基本生活物资紧缺，老百姓吃不上饭，取不上暖，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剑英可谓是想尽办法了办法。
没有盐，叶剑英就组织力量从外地运进北平；没有煤炭，叶剑英从门头沟矿区运进足足10万吨煤；人民吃不上饭，叶剑英就从华北调运了370万斤粮食，从察哈尔买进三千万斤粮食。
叶剑英的几个措施下来，北平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吃不上饱饭，取不上暖到生活走向正常。
刚刚解放的北平经济萧条，很多商铺不开张，为了恢复北平的经济，叶剑英开始实地调查。
在调研的过程中，叶剑英发现北平市内摊贩问题严重，有关部门管理人员与商贩之间存在矛盾和管理不当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一是让摊贩营业合法化，摊贩摆摊要办手续，登记领牌照，按规定纳税；
二是摊贩经营场所要有序化；三是摊贩管理组织化，有关部门要把摊贩组织起来，这样既能够避免坏人入侵，又方便管。
叶剑英的这几点建议，都是实实在在保护了摊贩的利益的同时，也规范了有关部门管理的行为。
经过整顿，北平市4.2万户摊贩从原来的分散难管理，变得有秩序，井井有条起来。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要求银行在收兑金圆券的时候，特殊群体、工人、学生、职员以及个体劳动者基于一定的优待，用低于市场的比价兑换人民币。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让聂荣臻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市长。
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市长期间，北平市可谓是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市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社会治安，经济生产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叶剑英离开北平前往华南之后，在华南地区也做出突出的成绩，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从这以后，叶剑英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军队建设上，他重视军事科学技术发展工作，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年时期的叶剑英为两岸关系奔走，参与我国法治工作，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22个法律，是五位市长中成就最大的。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南京市长——刘伯承刘伯承在南京担任市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但是就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刘伯承却为南京市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至今都令南京市人民无法忘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意味着南京解放。
4月29日，刘伯承来到南京。
此时的南京城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街道上全是破车烂炮，商店大门紧闭，昔日金陵城的风光不再，变得黯然失色。
面对南京成这样的局面，刘伯承决定先从工人阶级入手，让工厂立即开工，工人迅速就业。
在1949年5月10号，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庆和典礼上，刘伯承发表就职演说。
在演说中，他着重地讲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并强调：
“首先就解决国民党在南京造成的失业问题，而发展生产与恢复生产。必须依靠工人，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从唯物史观去看事情……工厂恢复了自封，有利可图，工人生活有保障，工厂生产发展了，资方利润大了，工人就以劳资两利的方针，适当的改善生活。”
在刘伯承的指导下，南京市军管会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矿、兵工厂等有条件复工的工矿企业，让他们全部复工复产。
刘伯承为这些工厂复工开了绿灯，同时告诉劳资双方，复工的重要性。
复工复产的同时，刘伯承还很重视乡村发展。
当时南京周边的乡村生活必需品紧缺，刘伯承提出城市和乡村之间要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城市为乡村提供必需的日用品，乡村为城市提供粮食和原料。
城市与乡村之间商品的交流，带动南京的生产，恢复南京城的面貌。
刘伯承在南京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短短的几个月内，南京市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
工人失业问题解决，农民也有地可种，市民生活和从前大不相同，这对于刚刚解放的南京市来说无疑是社会稳定，积极发展的好开端。
除了经济生产之外，刘伯承还很重视教育和文化。
刘伯承在就职演说中最后说道：“要进行教育文化建设，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科学人才，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使之参加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工作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各种建设工作极为重要。”
南京市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其教育基础薄弱，教育意识淡薄。
刘伯承认为，要想南京的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应该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
刘伯承亲自出面，做动员教育工作，出席会议讲座，亲力亲为在推动工商业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
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与学生代表亲切交流，积极讨论。
刘伯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破了南京市教育与文化事业发展的冰，让一部分有思想顾虑的人解除了负担。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刘伯承离开南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军队。
自1954年起，刘伯承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66年，刘伯承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2年，刘伯承因为年龄和健康问题，辞去了党政军相关领导职务。
晚年的刘伯承，一如既往地关心祖国的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
刘伯承虽然不在领导岗位，但是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依然离不开他。
很多时候，中央军委还会找刘伯承出谋划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是五位市长中最为长寿的。
上海市长——陈毅1949年5月27日，南京路升起第一面红旗的时候，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担任市长的消息一传出，就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
打仗是一把好手的常胜将军，能不能够治理好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还没到十天的时间里，就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上海的通货膨胀。
当时一个烧饼竟然要三万元才能买到，巨额面值金元券一文不值，百姓对此叫苦不迭。
上海看上去繁花似锦的经济实际基础脆弱，好像随时都能够被通货膨胀压倒。
上海政府为了扭转这一通货膨胀的局面，推出用十万元金元券兑换一元人民币的政策。
果不其然，市民争前恐后的兑换人民币，都想快点把手里的“烫手山芋”——金元券兑换出去。
但是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奏效，因为市民拿到人民币之后，有纷纷去兑换银元。
银元贩子看到其中商机，哄抬价格，导致市场价格不平衡，物价飞涨。
原来一块银元对一百元人民币，仅仅一个星期就涨到了一千四百元人民币。
“如此下去，人民币就会遭遇被赶出上海滩的厄运，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的枪炮吓住，却不得不倒在那些银元贩子的脚下。”
陈毅和华东局财委一起制定了相应的方案，查封投机商操纵的银元市场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10日上午，两支部队和400名便衣警察兵分五路，搜索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当场抓住250名投机份子处分和有严重犯罪行为的人。
至此，上海市银元贩子锐减，上海市物价恢复正常，大米和食用油这种日常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市民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银元之战，只是陈毅在上海市走出的第一步。
陈毅在上海市走出的第二步便是破除帝国主义的封锁。
当时上海虽然已经解放，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例如舟山群岛。
如此一来，上海市内原来进口的东西立即断了主要来源，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因为原材料无法运进上海，停工的工厂越来越多，其中还包括杨树浦发电厂这样直接关乎百姓生活的重要工厂。
工厂一关门，工人就要失业，物价就又要高涨，市场又要冷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陈毅再一次和上海市政府站的出来，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根据“六大方针，五大任务”采取相应措施，包括：
一、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度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带原料。
二、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
三、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节约原料，使用代用品。
四、妥善处理经济萎靡造成的十万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
几项措施数管齐下，反封锁斗争效果显著。
上海市各工厂逐渐开工复产，产量也比原来增加不少，上海工业再次从萧条困难中走出来。
从1949年5月到1958年11月，陈毅当了将近十年的上海市长，其对上海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
在担任上海市长一职的同时，陈毅还身兼多个重要职位。
1954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8年2月，陈毅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陈毅出生四川，他的身上带有巴蜀人民独有的爽朗，“真性情”是别人对陈毅最多的评价。
1971年1月，陈毅被查出患有肠癌。
一年后，陈毅因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时年71岁。
天津市长——黄敬天津市解放后，黄敬担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长。
天津刚刚解放的时候，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之一。
这里曾经有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要想让新生的人民政权把天津管理好，发展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市长黄敬是北京人，对于天津的了解并不算少。
尽管如此，黄敬在管理天津的时候仍然非常重视民意。
黄敬曾经多次深入工厂和街道，和工人，市民亲切交谈，只为了解老百姓面临的最真实的情况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与群众联系的过程中，黄敬还很乐意经常和各阶层人士广交朋友，接触的范围越广，黄敬在工作时就会越反思自己。
每一个解放的城市都面临这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发展经济。
刚解放时的天津，在经济上是畸形的。
天津长期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虽然外国向中国推销产品，购买原料的必经之地，但是本土商人的境遇并不乐观。
因为高利贷等强制方式，让天津很多的工商业者都不能够自由发展。
战争又让天津的经济一度萧条，店铺关门，工厂停工。
战争还让天津城乡分离，城乡之间缺少交流，交换关系脆弱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解放后的天津面临着，原料进不来，产品销不出去的局面。
黄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天津的经济仅次于上海。
天津三十多万的工人是天津人民中最基本的力量。
旧社会里，官僚资产阶级修建了铁路，纺纱，机械，钢铁等重要工业设施，为天津的工业发展打下基础。
解放后，这些工业设施全部归国家，所有变成公营企业。
针对当时经济萧条的情况，黄敬决定先从恢复和建立专业的贸易公司下手。
从农村收购棉花等工业原料，再向农村推销工业产品，恢复进出口贸易。
面对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问题，黄敬提出“以工代赈”解决失业工人生计问题，同时也建这一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
“以工代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将天津市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方法。
参加以工代赈的工人们，不仅热情高涨，而且个个荣誉感十足，“我们觉得光荣，因为我们是在参加人民城市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市内的街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清理过了，随处可见的垃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市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1949年春天，北京的清扫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效果显著。
有北京市成功案例在前，天津也搞起了全市秋季清洁卫生运动。
这次天津全市秋季清洁卫生运动，不仅搬走了旧垃圾，还建立起了新的垃圾处理设施，设立污土代运处155处，秽水池3185个，秽水池10处，公厕10处。
黄敬在管理天津市的时候发现，天津医疗建设并不完善，广大工人、市民享受不到医疗福利。
在1949年9月召开的天津市各界代表会议期间，黄敬曾多次询问医药界代表，关心医学院设置地点和开办经费等事情。
根据各代表提出的建议，黄敬带领市政府建立医疗机构，补充医疗器械，从基础设施上完善天津的医疗体系；
建立工人诊疗所，增设卫生事务所医疗站，从医疗机构数量上为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为天津市民注射预防赤痢伤寒及鼠疫的疫苗；
从软件上提升天津市民医疗安全感，降低天津市传染病发生传染率。
黄敬担任天津市长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三年多的时间里，黄敬进到了一个市场，应该尽的责任，重视天津基础设施建设，关心百姓民生问题。
1952年8月16日，黄金主持第二届天津市政府同各界协商委员会议，在会议上，黄敬向天津做了告别。
“中央调本人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但兼天津市长，实际工作由两位市长多负责，经商议后决定，市场不在时，由吴德同志代理。”
后来，黄敬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6年9月，黄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2月10日，黄敬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去世，当时只有46岁。
重庆市长——陈锡联国民政府把南京当做首都，把重庆当做陪都。
抗战时期，重庆就是国民政府躲避战乱的避难所，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重庆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任陈锡联为重庆市第一任市长。陈锡联管理重庆有自己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保护资产，清点家底；
第二步宣传教育，群众揭穿反动谣言；
第三步，治理社会秩序，改造大量乞丐。
这三步，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把重庆从刚解放时谣言四起，社会混乱变成了安居乐业，治安良好的城市。
重庆又叫山城，依山傍水，船运发达。
重庆有很多码头，也有很多码头工人。
陈锡联在接管重进之后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充分维护码头工人的利益。为此，陈锡联召开码头工人代表集会，让码头工人们勇敢地站起来。
在码头工人代表集会上，过去受尽压迫与剥削的码头，工人们纷纷控诉过去工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
在会议上，陈锡联充分肯定了码头工人对重庆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
他说：“整理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有通过码头进来，城里的工业生产品又必须经过码头送出去。码头是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必经的桥梁，码头工人的劳动和发展生产经济繁荣有着密切关系。”
和很多城市一样，刚解放的重庆也面临着环境问题。
常年战乱，让重庆市内又脏又乱，污水横流，垃圾成山。
针对这一问题，陈锡联和军管会，市政府一起分析问题，找准对策。
治理城市环境问题陈锡联也是三步走：
先是让重庆市政府建设工程图纸，针对重庆特殊的地形地貌，研究治理方案，然后又组织工人疏通重庆下水管道搬运垃圾，最后发动市民的力量一起清扫街道，还重庆原来的美丽面貌。
三步走下来，重庆市脏乱差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整个城市面貌和之前大不相同。
1950年10月中旬，陈锡联接到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任务，因此离开重庆，赶赴北京。
陈锡联虽然只在重庆待了一年多，但是他为重庆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1950年6月，陈锡联去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时候，受到了在场民主人士由衷的赞叹，他们说：“你这个领兵打仗的人，管城市也蛮不错嘛。”
1959年起，陈锡联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总理等重要职位。
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去世，时年85岁。
今天的幸福都是一代又一代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回顾历史我们才会更加明白，如今的繁荣安康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