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可以促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社会经济学除了表达和预测分析之外的第三个功能。
(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杨等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
文/朱海久
社会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是许多社会经济学学者和学生的必读之作。本书汇集了经济学领域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的20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毕业论文，意味着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反映了英国流行社会经济学的基本走向，充分发挥了西方经济学演进全过程中的“金属催化剂效应”。同样，从中也可以发现流行社会经济学的一些不足。
18世纪开启的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收益。现在，我们可以说“科技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相比之下，人们的“规训改革”还远未进行。虽然很少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公民意识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学，如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抨击，对科技革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那么，在21世纪，社会经济学能否为推动“学科改革”，进而再次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新的秩序和旧的纪律
旧的纪律主要表现在国家对销售市场的广泛干预，自然还有造成经济周期规律的货币管理制度。旧的学科可以与更高水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共存。另一方面，“新秩序”是多管理中心合作学科，其特点是市场交易具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政冶权不干预资源配置的主题活动，不损害不同个体的权益分配。
旧的规则和新的秩序互相匹配的社会经济学。与旧学科相匹配的社会经济学，以“国家”(政府部门)为分析企业，探讨如何运用金融政策的各种特殊工具来完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凯恩斯微观经济学的各种版本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学的含义。与新秩序相匹配的社会经济学是建立在真实的个人之上的。它着眼于如何根据分工与合作来提高个人权益。它不服务于特殊行为主体的总体目标，而只是探索销售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当前流行的社会经济学是依附于旧学科并为之辩护的，当然也不能推动学科转型。那么，流行的社会经济学是如何失去这种工作能力的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为什么社会经济学逐渐失去推动学科转型的能力
史密斯指责重商主义非常强大。他的见解，如责任划分、“看不见的手”等，都很精辟，但他的论述确实不足。究其原因，是缺乏一个充分而健全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使用价值的基本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他把使用价值看作是产品本身的特性，把科学研究看作是商品价值的一种“类型”，如烤面包片和水的使用价值，这使他的社会经济学
19世纪后期的边界改革原本是纠正古典经济学普遍现实主义倾向的关键契机。孟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这三位改革的前沿剑士明确提出了边际效用使用价值的基本理论，但遗憾的是，除了孟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之外，使用价值的基本理论服务于均衡概念，对现实个体的选择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后来，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强调平衡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并不是说孟了更关注个人行动的方式。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Hilredo Pareto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他把自己的口味‘拍’出来，分给大家，那么他就可以消失”。现实的人或个体的人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消失了，社会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利润最大化”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它又一次陷入了古典经济学的整体现实主义错误。
在这种社会经济学中，平衡概念的核心，不存在实业家，不存在真实价格，也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专业知识问题。销售市场被认为是完全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这种基础理论甚至欺骗了一些关键经济学家对销售市场的理解。例如，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熊彼特犯了一个不正确的错误。他认为“规模经济的定价隐含在顾客对日常必需品的定价中”。再比如斯蒂格利茨。他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一书中的“市场竞争”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因为市场竞争并不是平衡和信息含量条件下的“最优问题”，它只是实业家行动的全过程。如果给了信息含量，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竞争。为了消除真实的个体，用平衡来模拟销售市场是不太可能成功的。用哈耶克的话说，“平衡的分析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无关”。
因为我们无法从个人和主观的角度理解销售市场，所以流行经济学家在科学研究货币问题时，会继续犯一些其他的基本错误。比如柯布-道格拉斯的制造业基础理论用成本来估计资产的使用价值，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资产的使用价值在于实业家对未来利润的判别，而不在于成本，而且资产也是由结构来定义的，所以不是为了解决总产出问题而成立的。21世纪《资本论》的创造者皮凯蒂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在现行政策中，平衡法的应用也立即让流行的经济学家感到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部门不得不进行干预。这也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把如何利用政府部门的干预来消除市场失灵，进而实现最佳的宏观经济绩效作为科学研究的重点日常任务，其中凯恩斯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但他的社会经济学也有“当前政策”的思想，比如他的标志性毕业论文《货币政策的作用》。自然，这并不是说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科学研究没有意义，而是说他们的科学研究紧紧围绕着“当前政策”，这也与大家明确提出的“学科转型”的总体目标不同。
显然，总体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不合理和不公平条件的减少。一些比这类政策研究更不堪入目的当代流行社会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毕业论文。对于创作者来说，发表这样的毕业论文可以获得个人权益，但对于学科转型的实际意义不大。可以说，流行的经济学界深陷误区，许多无用的专业知识商品被不断生产制造出来。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一种现实的社会经济方式，我们不仅会有所收获，也会失去很多”。
“好的”社会经济学有利于学科转型
纪律必须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上。在这些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比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社会经济学更有优势。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课堂黑板社会经济学”，他引入了交易费用的定义，开辟了公司的基础理论。基本上，新规章制度的经济学家科斯创造了契约的基本理论和产权理论。这个基础理论对现实有很强的表现力。比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一文，要求大家对公司有一个新的、升级的认识。
奥地利学派社会经济学继承了孟了的思想，这与流行的社会经济学有很大不同。其方式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卖市全过程。这个学派认为，人的相互思维结构使得经济学原理具有先验的、广泛的有效性，对情境的科学研究一定会回归到基本概念。在这个学校里，基本原理和假设大相径庭，不能混为一谈。可靠的经济理论应该根据基本原理计算，而不是假设。在这些方面，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也会犯错误。比如，蒙代尔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中，把“下岗和通货膨胀无法额外防止”作为其论证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并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基本原理。因为防止下岗、
比如弗里德曼说“没有奥地利学派的社会经济学，只有好的社会经济学和坏的社会经济学”。的确，我们可以跨学校，只看基本理论和观点本身是“好”还是“坏”。毫无疑问，只有好的社会经济学才能促进学科转型和新秩序的发展。那么，什么是好的社会经济学呢？不言而喻，一个好的社会经济学应该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可定义的共识之上，比如科学方法论个人主义，行动是意识的物质，假设“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的可信度，分工与合作提高财富，经济发展的计算必须依靠贷款价格，价格是分散的专业知识的体系，实业家是销售市场的驱动力。无论何种社会经济科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学基本要素和概念的正确理解和掌握之上。
说白了，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者们清晰地展示自己的发现和见解，比如科斯和哈耶克。哈耶克1945年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强调了平衡经济理论中“忽视专业知识问题”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发现，类似于科斯对“公司类型”的发现。把哈耶克的文章和这些建立在完善客观性和平衡概念基础上的文章放在同一本书《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里，真的很有意思。其他的毕业论文创作人，有些可能没有用心读哈耶克的文章，如果用心读了，可能就不会写出这样的毕业论文或者完全不同的毕业论文了。自然，这只是边肖的一种猜测。
大家不是说平衡法没用，而是分析情况很有效。我们可以假设每个给定的个体的行为或情况在边界上都是最好的。比如不久前曝光的酒店餐厅环境卫生问题。在政府部门评估的规章制度标准下，通过减少监管成本和其他期间费用来提高酒店餐厅的效率是一种“客观选择”，因为这比增加监管成本和管理方法投入更容易提高其效率。自然，结果就是服务水平的降低。人们抵制的不是平衡法本身，而是使用平衡法的目的。比如平衡的表达一个情况，自然没问题。
社会经济学可以促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社会经济学除了表达和预测分析之外的第三个功能。在边肖看来，学科的转型是认识和进步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学的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经济学不能促进学科转型，只是给一部分人展示工作岗位，那么社会经济学对人的实际意义就不大。新秩序的特征必然是更随意、更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学是捍卫市场交易的更有力武器。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基本原则，社会经济学显示出人们打破旧的意识结构和学科的更大可能性，这也是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21世纪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