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烈士是孙中山翠亨村同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任，1929年被捕牺牲。孙中山8岁时目击了杨家被查抄的过程，触发对官吏滥用权力的思考。杨殷祖父杨启文以洋行买办起家，革命家出身买办家庭，是近代中国变局的隐秘一面。清廷查抄杨家，出自潮州总兵方耀打压广府商人的考虑。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叶嘉良摄
孙中山回忆抄家事件
美国人林百克1912-1925年担任孙中山顾问，其著作《孙逸仙传记》主要根据与孙中山的谈话写成，价值无可替代，从中可了解到孙中山早年在翠亨村的经历见闻，其中第九章《官吏和三个有钱的弟兄》描述了村中首富杨氏昆仲的故事。证诸两广总督瑞麟奏片、当日沪港中英文报纸，孙中山叙述的核心内容可信，细节则有所出入。
从翠亨村相关文献可知，三兄弟分别为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杨启文就是杨殷烈士的祖父。据林百克的书写，杨氏三兄弟本属寒门，后来变富，“是从勤俭坚韧得来的”，“这几个兄弟是很诚实的”，与孙中山父亲“很亲热”，儿时的孙文常到杨家花园玩耍。有一天，他见到官吏带同数十名清兵、衙役，带着刀枪闯入杨家，“把三兄弟拖出来，戴上脚镣手铐，押去受刑，而几个官吏竟留在那里占据了他们的财产和家宅。后来知道三兄弟中的一个竟被照水盗一样在广州的法场上斩决了，还有两个呢，呻吟憔悴于狱中。虽然讯问了好几次，翠亨的人没有一个能知道他们究竟犯的什么罪。全翠亨的人都非常忿恨，都知这暴行的目的就是掠夺三人的财产。”（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
抄家事件可从权威史料得到证实，事情发生在1874年，这一年孙中山8岁。事隔多年之后，孙中山在追忆往事时，记住了大的方面，细节颇多错置，这也证明，人的记忆常常不太可靠，高明如孙公者同样如此。杨家为翠亨村首富，但对家境一般的孙中山一家亲切有加，友情、邻里之情影响了孙中山的判断。
此事对少年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他对林百克说：“自从三兄弟的悲剧上演之后，我就很注意权力的意义。谁把打人锁人的权利给残暴的官吏的？是不是因为官吏是强有力而带武器，还是另外有别人有比较他所给的暴力更大的力量？谁是发令斩决三兄弟中的一个和囚禁其余两个在牢狱的人？”目击抄家现场的孙中山，感受到官吏的粗暴执法，对抄家的理由有所怀疑，由此思考官吏、朝廷的性质，这对他最终走向革命不无启发。当时孙中山还不清楚，下令将杨启怀斩决的，是署潮州总兵方耀。方耀的权力来自两广总督瑞麟；瑞麟能占据两广总督职位，出自他与慈禧的亲戚关系。
杨启文画像
事件真相
孙中山的回忆属于“口述史料”，有现场感，有一定不可替代性，但也存在很大局限，需要结合事件发生时的档案、报纸报道加以补充完善。笔者查阅《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清季华工档案》、瑞麟奏片、《循环日报》、香港最高法院庭审记录等，参以翠亨村《杨氏家谱》等资料，觉得已初步弄清此案的来龙去脉。
杨氏三兄弟致富，并非完全从勤俭坚韧得来，而是当洋行买办、从事“卖猪仔”生意而发家。杨家被抄家的直接起因，是杨启怀拒绝出售房屋土地给潮籍商人的万年丰会馆，得罪了方耀。在朝廷授权方耀在潮汕“清理积案”的背景下，方耀获得先斩后奏的权力，可将疑犯“就地正法”。杨启怀顶撞万年丰会馆潮籍绅商的做法颇为不智，无端断送了生命。
据翠亨村《杨氏家谱》、两广总督瑞麟及刘坤一奏折记载，杨启文（1825-1909）名承光，又名杨亚茂（Yeong Amau），号丕谷，为杨达勋第四子，致富后通过捐纳获三品衔福建试用同知，第六女嫁太古洋行莫仲逵，第十女嫁太古洋行胡禧堂。据家谱记载，杨启操（1828-1885）名显光，号耀堂，杨达勋第五子，由捐纳得花翎选用同知。杨启怀（1830-1874）名俊光，俗称“杨六”，因被定死罪，在官文书中写作“俊洸”，家谱故意不予收录，杨启怀被斩首在族人看来很不光彩，干脆把这个人物全盘抹掉，不留痕迹。在瑞麟奏片中，还有一个“杨八”，认为即是杨启操，但在家谱中排行第五，两种不同史料有冲突。杨家为全村首富，1856年翠亨村重修北极殿，杨氏三兄弟的捐款即达到全村的三分之一。（林家有、张磊《孙中山评传》第28页）
翠亨村《杨氏家谱》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潮汕地区反清运动风起云涌，盗匪团伙也相机而起，乡村械斗不断，由此展开了长期的动乱。1869年，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朝廷，调南韶连镇总兵方耀署潮州镇总兵，专办“潮州积案”，利用方耀的兵力进行武力清乡，剿灭各盗匪集团，制止械斗，恢复社会治安。杨氏兄弟案是在清乡结束后，方耀开始在汕头口岸经营自己的政经势力背景下发生的。
1845年，翠亨村杨启文前往香港谋生，为怡和洋行的摩根船长所雇佣，担任助理司库，在鸦片趸船上工作。汕头附近的南澳岛，长期是鸦片北上的中转地。杨启文跟随另一艘怡和鸦片趸船来到南澳岛，继而深入汕头海口的妈屿，在这一带做生意约15年，然后将生意交给弟弟杨启操、杨启怀，本人移居香港。（1874年8月14日《孖剌西报》）
两个弟弟接手之后，开设新兴行，实际从事的是运送华工出洋的生意。潮汕、兴梅地区地狭人稠，劳动力过剩，杨启怀瞄准机会，经营“卖猪仔”，迅速致富，开始投资房地产，填筑海坪，拥有不少土地。
据记载，1869年汕头埠的潮州六县商人，在西部海滨筹建万年丰会馆。杨启怀在会馆兴建以前，已在海坪营建了多层洋楼。1874年，会馆计划扩大规模，认为洋楼有碍“风水”，洽购杨启怀的房屋土地，遭到拒绝，双方关系闹僵。潮商群体使出一招，通过官府“招告”，一时之间有100多人响应，控诉杨氏兄弟“朋比为奸，同恶相济”“罪大恶极，世所不容”，这些“罪名”大多毫无实据。潮籍绅商曾暗示杨启怀捐纳一些款项，即可免罪，杨启怀不听劝告，被方耀派人抓捕，7月12日在汕头斩首。8月上旬，杨启文从香港赴澳门，刚登船，有粤省巡丁数人前来，打算逮捕他。船主前来问讯，巡丁头目（即李林桂）说有官府朱牒，但不方便出示，船主表示反对，杨启文没有被抓走。按当时中英条约，中方官员要抓捕在港逃犯，必须先向港督申请，由港警出票拘捕、法官过堂，认定确有实据，才能移交给中方官员。（1874年8月8日香港《循环日报》）
在此前后，发生了孙中山目击的那一幕。官吏、衙役、兵勇查抄了杨家财产，毁坏花园。翠亨村是小村庄，这次发生的是多年未有的大事，村民长时间内都对此议论纷纷，传播各种消息。抄家时，孙中山曾进入杨家花园，质问兵勇为何对杨家如此凶暴，兵勇拿刀恐吓，只好逃走，故而对此事印象极深。据两广总督瑞麟奏片，方耀指控“杨俊洸起意纠伙在妈屿外洋行劫事主林国珍船只得赃、杀毙林阿合等二命并迭次诱拐贩卖人口出洋”，具体说来是：
杨俊光即阿光，籍隶香山县，本系市井莠人，曾为洋行买办，平日强横不法，潜在潮州汕头埠开设“新兴行”，辄将该处海坪擅自填筑，侵占官地建造洋楼，冲碍商民会馆，并包抽钱文，接济匪乡军火，劣迹多端。先据新关委员暨该埠万年丰会馆各行商禀控，……旋据惠潮嘉道顾元勋、署潮州镇总兵方耀等禀称，当提该犯杨俊光讯明，被控各案，分别办结。查得该犯前于咸丰年间,在澄海、潮阳两县属妈屿岛地方开设行店，名为贸易，实为私贩人口出洋。同治二年移入汕头，开设“福源行”，旋改“新兴”字号。该犯倚恃曾当洋行买办，藉势横霸，动辄从中拨弄，遇事武断挟制。汕头一带历年私贩人口出洋之事，该犯无不包庇。……又据揭阳县属东桥园乡林国珍以该犯抢劫洋船、杀毙二命等情先后控经。……据署镇道等将该犯按例拟以斩枭，于讯明后禀经批饬，就地正法，洵足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瑞麟等片，载《华工出洋档案》第6册第2819-2824页）
方耀
方耀手段凶狠，只因杨俊光不愿将海坪房屋土地出让，就大打出手，先把他收押然后“招告”，鼓励商界、民间检举揭发，凭借单方面的“揭发”定罪。杨俊光“卖猪仔”确有其事，但说他“抢劫洋船、杀毙二命”则是单方面的控告，十分可疑。杨六凭“卖猪仔”暴富，似不必再去做海盗，何况并非在本乡本土，风险太大。方耀的考虑大约是，仅仅控告贩卖人口出洋，无法“就地正法”，需要层层提审，即使定为死罪，也要移送京师通过“秋审”才能行刑，其间罪犯亲属有大把机会申诉。只有捏造莫须有的抢劫、杀人重罪，列为“江洋大盗”，才能就地正法。杨俊光被处死，他所建的洋楼也马上被夷为平地。
杨俊光被斩首，杨启文、杨启操闻风潜逃香港，无法归案。方耀不愿就此罢休，指使杨家仇人李林桂以谋杀罪指控杨氏兄弟，企图把他们引渡回国。李林桂精通潮州话、英文，1867年起任警察裁判法庭潮州话翻译，因隐匿一份文件被开除，后转任某律师事务所“大写”，与广州、汕头的官员有密切联系。不料李林桂向杨启文兄弟勒索5000银元。杨启文报告警方将李林桂抓获，此案以杨启文取胜告终。
1874年10月5日，香港最高法院审理了李林桂勒索案。此前的7月3日，李林桂对杨启文说，除非给他5000银元，否则他们将以谋杀罪遭逮捕，引渡回国。10月5日，法官认定李林桂犯有勒索等5宗罪，罪行极其恶劣，判终身劳役拘禁。（1874年10月6日《孖剌西报》）方耀希图将杨家赶尽杀绝的目标没有实现。
1876年，继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在致总理衙门公函中说：“查现在港羁押之李林桂，向充洋人买办，行为亦非善类。此次往拿杨亚茂，亦为图利起见。英官谓其讹诈银若干，似非全属子虚。”（《刘坤一集》第5册第599页）此时瑞麟已死，刘坤一也不愿太偏袒方耀。1885年，经方耀内外打点，与清廷关系良好的港督宝云特赦李林桂出狱，驱逐出境。香港英文报纸大加抨击，认为此举破坏法治，危害居港华商的安全。
方耀排挤汕头客帮
方耀（1834-1891），广东潮州府普宁县人，少年时跟随其父办团练，组织“潮普勇”参与镇压两广地区的反清起义、围剿入粤的太平军残部，历任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为潮州府地头蛇，手中掌握庞大兵力。清乡事竣，方耀开始在这个口岸经营自己的势力。嗣后，通过打压汕埠的福建、广府商人，让潮州籍商人占尽优势。
汕头开埠初期的商人群体中，福建人、广府人等客帮曾占有重要地位。此地最早的商人团体叫做漳潮会馆，成立于1866年，“漳”字排在“潮”的前面，“中祀开漳圣王，更可知当时之漳州商人在汕头实占的优越地位。如林乾泰一人，即占有汕头以北的大部地皮。”学者钟佳华认为：“在会馆成立之初，由于潮商实力在闽商之下，未有足够基础自成一家，故仍须与闽系商人联合成立商业会馆。”“方氏的地方主义也是潮汕商人所拥护的。据说，闽人势力在方耀治潮期间遭到削弱，方氏以漳人‘林乾泰是福建人’，加上与林氏‘有纠葛’，遂以治理河道为名，将林氏之海坦填地充公。自是潮人独占汕市贸易。”（钟佳华：《清末潮汕地区商业组织初探》）需要指出的是，林乾泰为福建安溪人，属泉州府。当时在汕头的福建商人，主要来自漳州、泉州两地。汕头老市区最早的道路之一“铜山路”，是以福建漳州府属的铜山岛（今东山岛）命名。
汕头闽系商人最有名的是林乾泰家族。该家族第四房林应坤（林资笋）开设乾泰行，在汕头独占鳌头，营建的住宅及祖祠叫做“乾泰厝内”，后因同音而被写成“乾太厝内”，此地至今仍有旧建筑存留。1876年两广总督瑞麟命方耀疏浚韩江下游水道。方耀认为林乾泰是“外地人”，竭力加以排斥，借口林乾泰占据海坦妨碍水利加以没收，后来又以林氏“倒欠官款”，查封其祠堂、铺屋。此后第四房与其他三房子孙又不断发生内讧，逐渐式微。（1905年1月27日《岭东日报》）方耀打击福建帮的目的业已达到。
乾太厝内地名 许壁锋摄
开埠初期汕头另一重要势力是广府买办。1870年，广东宝安人、元兴洋行买办郭丽洲兴建郭氏宗祠，被称为“郭厝祠”，这是汕头老市区有宗祠之始。1877年，汕头广州会馆建成，后将大门外的海滩填筑成陆，道路命名为广州街。汕头埠福建帮、广府帮急剧衰落，与潮州总兵方耀有直接关系。方耀乡土观念极重，把汕头商埠认作自己的地盘，或者说认为汕头的生意必须由潮州府人主导。
杨启怀可谓不识时务。此前潮州地区十分动荡，社会治安恶化，两广总督瑞麟放手让方耀办理潮州“清乡”。瑞麟为慈禧亲戚，在满人中小有才能，先后担任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多年；方耀善于逢迎，极得瑞麟欢心。按清朝官员回避本籍制度，文官不得在本省为官，武将不得在本府为官，方耀是潮州府普宁县人，本来不应担任潮州镇总兵，瑞麟大胆突破朝廷典制，看重的是方耀治兵、清乡的能力，也让他掌握了在潮州府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方耀就是万年丰会馆潮籍绅商的总后台。杨启怀两次顶撞万年丰会馆绅商，也是自找麻烦。
方耀此举并非为了匡扶正义，而是要用雷霆行动打压广府商人，迫使他们离汕。自1757年起朝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掌握一定英语能力、能与洋商直接交流的人物大体都是广州府人。外商到汕头做生意，都仰赖广府买办。杨氏三兄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汕头，迅速致富。有些著述认为杨氏兄弟在南洋做生意发家，此说缺乏依据。
杨启文长孙杨殷烈士
尽管以买办起家，翠亨杨氏家族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却紧密相连。杨启文之子杨鹤龄，是与青年孙中山高谈革命的“四大寇”之一；杨启文堂弟杨心如参加了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台湾，入德商美最时洋行工作。杨启文第十子杨锡宗，在广州市长孙科领导下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多年，曾重新规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在中山陵设计竞赛中获三等奖（第三名）。
杨殷烈士
杨殷是杨启文的长子嫡孙。杨殷（1892-1929），原名观恩，字典乐，杨启文长子杨汉川之子。据回忆，孙中山在翠亨村曾是从杨汉川学习国学，杨殷自小饱受孙中山革命事迹熏陶。1911年春，杨殷加入同盟会，在省港两地积极参加推翻清廷的革命工作，后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杨殷继续追随孙中山，在广东、澳门等地从事反袁斗争，1914年在上海炸伤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至1918年5月任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兼孙中山侍卫队副官。
孙中山与杨殷等合影
五四运动时期，杨殷深受进步思潮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后被选为广州苏维埃代主席，192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部长。1929年，因叛徒告密，彭湃、杨殷同时在上海被捕牺牲。为纪念这两位烈士，苏区将很多革命军事学校命名为“彭杨军事学校”，中央苏区特设立“杨殷县”予以纪念。
按照以往一些极“左”的历史观，杨启文是“反动”买办，他的孙子杨殷却成长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工运、军事、秘密战线领导人之一，似乎不可理解。若将视野放宽，不管哪个阶层都会有人投身近代革命，实在不必感到惊讶。1913年被袁世凯鹰犬龙济光杀害的烈士陈景华、广州起义三领袖之一黄平，同样是香山买办家庭出身。
杨殷烈士纪念展
汕头开埠早期的广府印记
汕头开埠初期留下不少广府人印记，随着方耀及潮商势力的扩张，广府商人应有不少人选择离开，汕头的广府印记不断淡化，遭世人遗忘。
汕头海口有座岛屿叫做“妈屿”，至迟从明朝开始即叫做“放鸡山”，曾是鸦片交易的中心之一，也是最早的潮海新关、英国驻汕头领事馆所在地，英文为Double Island。潮州话“孖屿”与英文Double Island之间毫无联系。若从广府话角度看，孖（mā）就是“双”的意思，跟英文double精确对应，而潮语并无“孖”字。可以认为，“妈屿”这个地名，是从粤语“孖屿”演化而来，而且取代了原名“放鸡山”。正因为潮语没有“孖”字，才不得不用“妈”字代替。至于为何称为“双岛”（Double Island），一种说法是放鸡山与附近的鹿屿合称，另一种说法是妈屿岛长条形，岛上有两座小山峰。
汕头广州会馆所在的片区，晚清民国时期为外国人聚居地，叫做“崎碌”，方耀在此营建的石炮台名为“崎碌炮台”。民国时期，“崎碌”为汕头市政府所在地，德、法、日、美领事馆均设于此。笔者读过不少前辈、时贤解释“崎碌”得名由来的文章，总觉得未臻完善。鄞镇凯先生曾到了得出结论的边缘。
据鄞先生采访所得，崎碌一带原是一片浅海，涨潮时被水淹没，退潮时露出沙滩。渔民利用这个水文特点，树立木桁（木桩）捕鱼，两桁之间悬挂渔网。退潮之时，水里的鱼虾自动落入网中，可谓得之甚易。这些竖立的木桁，粤语就叫做“企碌”。“站立”这个词，粤语、潮语相同，都叫做“企”；但是“碌”（lok）字在粤语里面应用广泛，形容圆柱形之物，如大碌竹（竹烟筒）、一碌木（一根木头）、一碌蔗（一根甘蔗）等等。潮语lok这个音用法极少，也与木桁的形状无关。
“崎碌”这个音，曾经有不同写法。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给朝廷的奏折写作“碕碌”，1907年出版的《初编陵海吴氏族谱》借用《诗经》“瞻彼淇奥，菉竹猗猗”写作“淇菉”，其实作为浅滩，此地并无茂林修竹。吴氏家族定居华坞村，“崎碌”即属于华坞村地界，也间接证明，这一片浅滩地名原先并无固定写法。三种写法字面不同，读音则一，都保留原来的粤语读音Kee Lok。粤语“企碌”在潮语中被转读为Kia Lak，又转写为英文Kialat，掩盖了原读音与原意。笔者认为，“崎碌”地名是广府人在汕头开埠初期重要地位的见证。当然，若有潮汕学者不认可此说，笔者觉得也很可以理解。
“崎碌”示意地图
1902年3月22日，汕头第一份中文日报《鮀江辑译局日报》创刊，以许照垣为总理，萧竹朋襄理笔政，邓琴斋担任中英文翻译。许照垣，广西苍梧（今梧州）人，1894年举人，梧州被称为“小广州”，广府人众多，通行粤语；萧竹朋，即萧汉杰，番禺人，1886年入邝其照创办的《广报》工作，为广东省最早报纸编辑之一；邓琴斋即邓廷铿，广东三水人，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邓廷铿担任清廷驻英公使馆翻译，正是他利用同乡身份诱骗孙中山进入公使馆加以拘禁。当年4月7日，上海《字林西报》报道称，《鮀江辑译局日报》（Swatow Daily News）的主编是广府人（Cantonese）。
苏轼名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启发史学工作者不断转换视角，或者说注意视角多元化。近代汕头口岸的历史，不仅是潮人的历史，闽南人、广府人、客家人、西方人都参与了这个城市的早期建设进程。闽南商人在外贸方面早着先鞭，广府人、潮州人跟闽南人“学艺”，这一点不必讳言。清朝初年，广州十三行实际是闽南商人主导对外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伍家、潘家后来入籍广东。十三行时期也有“福潮行”的说法，把在广州（含澳门）做生意的福建、潮州商人归为一帮。方耀借助其掌握的军事力量，排挤福建、广府商人，短期内或有收获，长远来说则对汕头经济发展不一定有利。
广州旅汕学校
小结
孙中山目击了官吏、兵勇查抄杨家的过程，对其凶暴行径留下深刻印象。长大以后，他以此为起点，思考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方式中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少年孙中山关心政治的开始。
杨家在汕头充当买办，属于近代香山人“搭船出海”、对外发展浪潮中的一部分。在晚清东亚世界中，几乎是有口岸处即有香山买办。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买办的支持。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曾入沙逊洋行工作，兴中会元老杨心如也当过买办。在方耀排挤客帮商人的持续行动之下，汕头开埠初期的广府印记久被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