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丞相公孙贺摊上大事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一个叫朱安世的朝廷钦犯在狱中给汉武帝写了封举报信，揭发公孙贺与其子公孙敬声的罪行。
朱安世说，公孙父子的罪“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尤其是公孙敬声这个公子哥有三大罪状：一是与和汉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私通；二是在祭祀时指使人诅咒汉武帝；三是在驰道上埋木偶，行“巫蛊”。
上述罪状，第一条是当时常事，只能算皇室丑闻，由于公孙贺夫人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公孙敬声这是和自己表妹乱搞。
后面这两条罪可就大了。巫蛊，是当时一种巫术形式，常见方法是用木头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
汉武帝一向迷信鬼神，到了晚年更是多疑，这时听到有人诅咒他，不禁龙颜大怒。
于是，在汉武帝的授意下，公孙贺父子皆被逮捕，死于狱中，其家族也未能幸免，甚至连汉武帝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皇后的侄子长平侯卫伉都受牵连而死。
公孙贺之狱，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这一年，是汉武帝在位的第50年，距离他归天也只剩下4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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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是当时相互仇视的贵族妇女用来发泄私愤的常见方式。
《史记索隐》记载，汉武帝年轻时，他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失宠，曾指使人用巫蛊诅咒正得宠的卫子夫，此案“相连诛者三百人”。
到了汉武帝晚年，巫蛊之风再度吹向宫廷，形成空前的大狱，又有嫔妃、宫女、大臣等数百人冤死。
丞相公孙贺死后，与他关系密切的卫氏家族大受打击，首当其冲的是汉武帝与卫皇后的儿子——太子刘据。
刘据已经当了三十年的太子，但他的储君地位并不稳固。
巫蛊之祸发生几年前，汉武帝巡狩河间，一个“望气者”告诉他，此地有奇女子。望气者类似现在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观天象、占卜吉凶。
汉武帝果然在这次出行中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当地传言此女天生双拳紧握，自幼未能伸开。汉武帝召见她，命人一试，果然无人能掰开她的手，等到皇帝亲自将她的一双玉手轻轻一碰，却见她双手缓缓张开，仔细一看，“姿貌殊绝”。汉武帝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便将这名美女带回宫中，封为“拳夫人”，因居于钩弋宫，亦称“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与汉武帝的奇遇充满神话色彩，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人不禁怀疑，其背后是否存在别有用心的导演者。
入宫后，钩弋夫人十分得宠，“怀孕十四月”，于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为汉武帝生下一子，取名刘弗陵（即汉昭帝）。
汉武帝大喜。因为传说中尧帝也是母亲怀孕十四月而生，汉武帝下诏将钩弋夫人的宫门改为“尧母门”。
从现代观点来看，钩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明显违背常识，这极有可能是有心人编排的谣言，当时也缺乏科学手段来证明她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怀孕。
有人根据刘弗陵出生的种种异象推测，晚年的汉武帝欲“易嗣”，想要换太子。
除了刘弗陵之外，汉武帝昔日宠妃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刘髆[bó]也形成了一支政治力量。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与继公孙贺之后拜相的刘屈氂，都是昌邑王刘髆的支持者。
当时，卫皇后已年老色衰，卫氏家族的地位不复当年。而在汉武帝看来，培养多年的太子刘据“不类己”，也就是不像自己。
“不类己”，对于储君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秦始皇以为长子扶苏“不类己”，将他贬到边关，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死后，扶苏错过皇位之争，被一道来路不明的诏书勒令自杀。
汉高祖刘邦以为太子刘盈天性懦弱，“不类己”，差点儿要废掉太子，吓得吕后求助于张良，请出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站台，才让刘邦打消了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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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66岁的汉武帝能否回想起37年前，他第一次喜得皇子时的心情。
那一年，深得汉武帝宠爱的卫子夫诞下了皇长子刘据。汉武帝欣喜异常，命东方朔等大臣写赋，又修建婚育神高禖之祠，一时举国欢庆。
母以子贵，子亦以母贵，刘据出生不久后，汉武帝册立卫子夫为皇后，大赦天下。
但是，相比固执己见、雷厉风行的汉武帝，太子刘据性情宽厚、温和谨慎，随着年龄增长，更是在治国理念上与父亲存在分歧。
史载，刘据曾“私问《谷梁》而善之”。他在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时，比较喜欢《谷梁春秋》的学问，形成了与汉武帝截然不同的“守文”思想，崇尚礼治仁德，主张韬光养晦。
汉武帝雄才大略，自即位以来，结束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兴兵征战四方，“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
历史学者田余庆认为，到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汉武帝“已经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这一时期，汉武帝举行了封禅大典，宣布“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
但是，多年来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搜赋，导致大汉帝国海内虚耗，天下骚动，许多农民无法继续安于生产，关东一带竟出现了二百万流民。
大将军卫青在世时，汉武帝曾对他诉说自己的反思：“大汉草创之时，四夷侵凌华夏，朕如果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不得不劳民伤财，后世如果像朕这么做，就是‘亡秦之迹’啊！”
汉武帝还对卫青说过：“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让朕有所忧虑。天下若欲求守文之主，谁能比太子更贤能呢？”
卫青是太子刘据的舅舅，他去世于元封五年。至少在那时，汉武帝对太子并未感到不满。每次太子谏言汉武帝不要劳师动众，汉武帝都笑着说：“我来操劳这些事情，把轻松安逸的活留给你，难道不好吗？”
然而，到了晚年，汉武帝的步伐依然雄壮豪迈，他下令追击匈奴，征伐大宛，帝国犹如疾行的车马，谁也拦不住。
晚年的汉武帝似乎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他担忧“亡秦之迹”再现，又不满太子“仁恕温谨”；他知道天下需要一位“守文”之君，又特别喜爱性情与自己相似的幼子刘弗陵（“上常言类我……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到了汉武帝生命的倒数第四年，这一矛盾随着巫蛊之祸而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父子相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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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父子一案疑点重重，且不说巫蛊犯了汉武帝的忌讳，在路上埋木偶本身也是容易做手脚、栽赃陷害他人的手段。
眼见巫蛊之祸蔓延开来，太子惶惶不可终日，不曾想，脏水真的向他泼过来了。
汉武帝身边的酷吏，赵国人江充，奉行严刑峻法，素来受到汉武帝的赏识。
在赵国的时候，江充曾向汉武帝告发赵国太子刘丹与其同胞姐姐及父王嫔妃有奸情，汉武帝听闻后大怒，下令包围赵王宫，并收捕刘丹。在父亲赵王刘彭祖的求情下，刘丹捡回一条命，但王国太子地位被废。
可见，江充入朝前就已经扳倒过一个太子，他到长安后，与汉武帝的太子刘据也多有龃龉。
有一次江充随汉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到太子刘据的家人正在驰道上超速行驶。在等级森严的汉朝，这种行为有违礼制，于是江充扣押了太子家的车马。太子得知此事后，私下请江充宽恕此事，不要让他父亲汉武帝知道，但江充不肯答应，还是将此事报告了汉武帝。
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假如太子刘据即位，江充恐怕凶多吉少。
眼下皇帝身体欠佳，担心巫蛊对他的诅咒，且深居甘泉宫中，与太子日渐疏远。江充乘机告诉汉武帝，说宫中有蛊气，并率领一个联合小组展开调查，先是搜查后妃居住的宫殿，随后闯进了太子刘据居住的东宫，声称要搜“蛊”。
于是，大汉天下刮起一股“寻找木偶”之风。百姓之间相互诬陷对方巫蛊害人，官吏之间则趁机以巫蛊之事相互弹劾。
满城风雨之际，江充果然在太子的寝宫，挖出了许多木偶（“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些木头人究竟是谁埋的。
难道说，太子真的有谋害汉武帝的野心吗？
太子刘据百口莫辩，眼见巫蛊案发，问他的老师石德，“为之奈何”。
石德对太子讲了很多道理，最后提醒他说：“皇帝如今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前去请安都得不到回复。皇帝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步步紧逼，太子难道忘记秦朝扶苏的事了吗？”
太子心急如焚，只好同意石德的观点。
巫蛊之风席卷长安半年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初九，太子刘据假传圣旨，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将那些喜欢鼓捣木头人的胡人巫师烧死在上林苑中，并亲自监斩江充。
监斩时，太子大骂江充：“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乱赵王父子还不够，现在又要害我们父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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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长安大乱，流言纷纷，都说“太子反了”。
有人跑到汉武帝所在的甘泉宫，报告长安发生的事。
老人家起初是清醒的，说太子一定是因为心里害怕，又与江充不合，才发生这样的事。便派人再去长安了解情况。然而，汉武帝派去之人向来不讨太子喜欢，没敢进城便回来向汉武帝谎报：“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汉武帝听闻勃然大怒，急令坐镇京师的丞相刘屈氂[máo]领兵征讨太子，而太子在长安将自己的近卫军、宾客以及长安的囚徒武装起来，组织一支军队与朝廷军对抗。
前文说到，丞相刘屈氂是昌邑王刘髆的支持者，但这个人很菜。太子部下打到丞相府邸时，刘屈氂惊慌失措，“挺身逃，亡其印绶”。
不过，刘屈氂镇压太子兵变不利，可能是因为他未能弄清汉武帝的真实意图，不敢轻易发兵。汉武帝听说刘屈氂的行为后，愤怒地说，丞相完全没有周公的作风，周公当年不也讨伐了作乱的宗室管叔与蔡叔吗？
关键时刻，还得看汉武帝。他下令：积极捕斩造反者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临时构建工事，不与太子军短兵相接，同时紧闭城门，切断太子与外界的联系。
太子的军队与朝廷的军队交战，打了五天，死者数万，长安城中血流成河。由于许多人听闻是“太子谋反”，也不敢依附太子。太子最终兵败，一个人逃出了长安，寄居在一户农家，这户人家虽然贫穷，但忠于太子，靠卖鞋子供养太子。
八月初八，太子行迹暴露，遭到围捕，绝望中自缢身亡，他的两个儿子也旋即被杀。而当年备受宠爱的皇后卫子夫，早已在宫中自杀。
《汉书·外戚传》说，经此一劫，“卫氏悉灭”。
事后，刘据的门客尽被斩杀；凡是跟随太子造反的，一律灭族；被胁迫参与谋反的军民，一律发配敦煌。
一场木头人引发的祸乱，随着太子刘据之死落下帷幕，但其余波仍将在汉武帝生命的最后三年中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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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长子刘据的怨恨并没有持续太久，反而是很快地陷入深深的忏悔。
巫蛊之祸平息后，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替太子鸣冤。看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的字句，汉武帝心里有所触动。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巫蛊之祸时众多相互告发的案件，大多不实。汉武帝不禁怅然。
守护汉高祖陵寝的高寝郎田千秋又给汉武帝上书：“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其罪当受鞭刑；如今，天子的孩子误杀了人，该当死罪吗？我梦到一白头翁教我这么说的。”
汉武帝一听，守高祖庙的人梦到白头翁，这说的不会是高祖托梦吧。汉武帝对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之后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数月后代刘屈氂为丞相。
至此，汉武帝终于相信自己的太子是被逼而反的，哀痛不已，而他的补救措施，就是再行杀戮，将当初那些构陷太子、逼迫太子的人送去给太子陪葬。
田余庆认为：“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
无论是江充，还是刘屈氂，他们都打着各自的算盘，其主要目的是换太子。
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三路北伐匈奴，出军五原（今内蒙古包头）的李广利损兵七万，兵败投降。
朝中，丞相刘屈氂曾与李广利暗中谋立其妹妹李夫人生的儿子昌邑王刘髆为储君，此时却被以巫蛊罪名腰斩。有学者认为，李广利就是在闻讯后才向匈奴投降。
江充已死，他的家族却逃不过惩罚，被下令族灭。当初与江充一同调查太子的宦官苏文，被逮捕后焚烧于横桥上。
其他与江充关系密切的大臣不禁胆战心惊。
其中有个侍中仆射叫马何罗，当初曾攀附赵国老乡江充，担心因此获罪，决定铤而走险，干一件大事。他凭借作为近臣的便利，趁着一天早晨，汉武帝还未起床时，偷偷抽出刀刃逼近，想要一刀将汉武帝刺死。
说时迟，那时快，大臣金日[mì]磾[dī]及时察觉到马何罗的反常举动，大声喊人救驾，自己冲过去死死地抱住马何罗，把他拦下来。金日磾不愧是匈奴人，经常骑马锻炼，身体倍儿棒。
马何罗随后伏诛，被改名为“莽何罗”，他的哥哥马通多次出征匈奴，立有战功，却受到牵连，被朝廷下令斩杀。
汉武帝用一场雷霆行动，使众臣再不敢轻言储君之事。
此后，卷入储君之争的昌邑王刘髆，十分巧合地死在汉武帝驾崩前夕，史籍没有记载其死因，倒是他的儿子刘贺，在多年后因汉昭帝去世被短暂地拥立为帝，当了27天皇帝后被废。
太子刘据一家惨遭横祸，满门尸体“莫有收葬者”，却有一个孙子幸运地躲过屠刀。
这个尚在襁褓的皇曾孙才出生几个月，成为最年幼的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廷尉监邴吉可怜孩子无辜，找来两个女囚犯为他哺乳，在狱中悉心照料。由于监狱中条件恶劣，皇曾孙多次染病，险些夭折，邴吉为祈求其病速愈，为他起名“病已”。
后来有一天，汉武帝生病了，听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派人连夜搜查长安城各个监狱，囚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邴吉再一次救了刘病已，他禁闭监狱大门，一直到天亮都拒绝士兵进入，说：“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
当听到邴吉誓死守护皇曾孙后，汉武帝释然地说：“天使之也。”于是下诏大赦天下，赐刘病已自由。
刘病已，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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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已然风烛残年。
在泰山禅石闾后，汉武帝对群臣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
随后，汉武帝罢斥方士言神仙者，遣散了诸多方士。他对群臣说：“以前我愚惑，被方士所骗。天下岂有长生不死的仙人，都是妖言惑众，节制饮食有病服药，大致可以减少疾病而已。”
长久以来，汉武帝一向热衷于得道成仙，迷信方士学说，做了很多荒谬的事情。
当年，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去世后，汉武帝万般思念。方士少翁为了取得汉武帝的信任，自称会“招魂”之术，便请汉武帝坐在用帷布围成的房间里，再在帷布外摆上强烈的灯光，在光影中构造李夫人娉娉婷婷的倩影。
汉武帝看后，痴痴地吟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少翁因为这场“影戏”被任命为文成将军，之后又虚构了许多“神迹”，骗取了大量钱财，后来，少翁黔驴技穷，将一块写满字的丝绸塞进牛肚子里，对汉武帝说牛腹中有天书。汉武帝马上叫人剖开牛腹，却看到所谓的“天书”都是少翁的笔迹，才知道自己上当，便下令处死了行骗的少翁。
就在征和四年罢斥方士之前，汉武帝才刚到泰山禅祀石闾，表明对神鬼之说的信仰，转眼间就反省自己“所为狂悖”，喜怒无常，判若两人。
罪己悔过，是汉武帝最后人生中的关键词。
这也是为了安抚因其连年劳扰天下苍生而骚乱不安的民心。
同一年，为了加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并进一步西进，桑弘羊等人上奏，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将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
汉武帝时期，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大体上分三步走，首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再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以求久驻固守。
桑弘羊等人的奏疏，是汉武帝开边政策的延续。
或许是有感于近三十年来大兴兵事，劳民伤财，又或是有感于太子之死，这一次，汉武帝表现得甚为自责。在桑弘羊等人上书建议屯戍轮台、继续开疆拓土后，汉武帝下了一道《轮台罪己诏》。
在这道诏书里，汉武帝说道：“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这次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朕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还有“朕之不明”、“悲痛常在朕心”等自我批评的话语。
为此，汉武帝“不复出军”，颁布“力农诏”，把恢复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任务。他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
读历代史书，司马迁《史记》中的汉武帝与秦始皇相差无几，正如宋朝士大夫所说：“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
但是，司马迁的卒年存在争议，他可能没有看到汉武帝统治的全过程。他所著的《今上本纪》因极言其短，被汉武帝怒而删去，这就导致《史记》中关于汉武帝晚年转变的问题，并没有保存太多的资料。
后世的史书记载，在人生的最后两年，汉武帝“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最终使他避免了走暴秦的老路，这就是宋代司马光所说的，“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7
痛失长子刘据后，汉武帝不得不重新考虑继承人问题。
李广利与刘屈氂曾经暗中支持的昌邑王刘髆，死在汉武帝之前。
另外两名储君竞争者，次子燕王刘旦跃跃欲试，上书要求进京宿卫，反被汉武帝怒斥，削去了三个县的封地；第四子广陵王刘胥是个喜好游乐的浪荡子，行为没有法度，也不是储君的好人选。
唯有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体壮多知，深得汉武帝喜爱，可立为太子。
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画工描绘了一幅画，画的内容是西周初年，周公旦抱着年幼的周成王接受朝拜的故事。汉武帝这是在告诉左右群臣，他要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希望忠臣们尽心辅佐。
可是，汉武帝怕自己死后，年轻的钩弋夫人挟持儿子，擅政弄权。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汉武帝去世的前一年，皇帝突然斥责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当即摘下发簪、耳环，叩头请罪。可汉武帝没有留情，他命人将钩弋夫人拉走。钩弋夫人回头看了一眼汉武帝，只见皇帝冷酷地说：“走吧，你活不成了。”之后借故将钩弋夫人赐死。
有人不解，大胆地问，汉武帝为何要立子杀母。汉武帝说，自古以来，国家内乱的原因，经常是因为君主年少而母亲年壮，女主独断骄横，淫荡放肆，没有人能阻止她，你们忘记吕后了吗？所以我不得不先除掉皇子的母亲啊！
钩弋夫人香消玉殒那天，暴风刮起漫天尘土，老百姓都为之感伤，宫中的使者连夜抬着棺材出宫将她埋葬，并在坟墓上作标记，以便日后迁葬。
第二年春天，刘弗陵被立为太子。弥留之际的汉武帝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及桑弘羊一同入宫受遗诏辅佐少主。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在汉武帝托孤的四天后，一代雄主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史载，那一天，汉武帝“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
历史学者阎步克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进行考察，指出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而改行与民休息政策，这一转变到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时大致完成。
汉昭帝时，辅政的霍光不断推行惠农措施，实行轻徭薄赋，妥善处理与匈奴的纷争，“稍复文、景之业焉”。
大汉帝国，得以保持上升的势头。
当初，巫蛊之祸后，汉武帝为了寄托他对太子刘据的思念，在长安修建思子宫，在太子被害处修归来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
汉时的人们路过宫殿与高台之下，依稀可以看见，一个老皇帝的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