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尔夫人
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百日王朝”土崩瓦解，这位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并老死于斯。据牛津大学古登（Angelica Goodden）教授在《斯塔尔夫人：危险的流放》（Madame de Sta l: The Dangerous Exile，2008）一书中考证，皇帝晚年最耿耿于怀的，既不是打败他的威灵顿公爵，也不是背叛他的贝尔纳多特元帅（1763-1844），而是与这两人关系密切的斯塔尔夫人——“她的家几乎成了反对我的军火库”，拿破仑在回忆录中写道，“到那里去的人，都受封成了她的十字军武士”。事实上，与第七次反法同盟大军决战之前，拿破仑曾派人向女作家致意，表示有心和解，但遭到后者拒绝。她答复使者说，她要活着看到皇帝“最终垮台”，因为她始终牢记父亲内克尔先生的遗言：“在逆境中把头抬起，不要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把你踩在脚下，无论他多么强大。”
内克尔是欧洲著名银行家。作为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他曾建议取消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特权，与第三等级一体纳税，以此摆脱波旁王朝的财政危机。由于触动权贵阶层利益，内克尔被罢免，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出走巴黎，定居瑞士。1810年，在拿破仑势力鼎盛之际，内克尔发表政治檄文《最后的见解》，痛斥拿破仑穷兵黩武，祸乱欧洲，并预言其军事独裁必将很快垮台。在这位老派人士眼中，拿破仑不像一个半世纪前恢复英国君主立宪制、功成身退的英雄蒙克将军（1608-1670），而“更像克伦威尔”。
这也是斯塔尔夫人对拿破仑的评价。日后她在《法国大革命断想》《十年流亡记》等著作中对拿破仑的治国理政及人格心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在她看来，拿破仑打着革命旗号，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但在攫取政权后，立刻改弦更张，迈向专制独裁——以“保卫法兰西”的名义发动对外战争不过是更有利于集权。在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大独裁者”眼里，人并非万物之灵，而只是他的棋子和工具。他冷酷自私，缺乏同情和悲悯之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根据斯塔尔夫人的切身体会，拿破仑对于“人性之恶”颇具洞察力，故而能够从人性缺陷下手，“以权力相逼，以财富为诱，再施以乏味生活（流放）为要挟”。她本人因为在作品中直陈时弊而被逐出巴黎——“但凡有助于人民养成思考习惯，则为拿破仑所愠，所不能容忍”。而这样一个头戴皇冠的小丑，居然自命为“所有言论、思想和自由最后的避难所（沙龙）的保护人”。因此，斯塔尔夫人的结论是，“拿破仑不是革命之子，如果是，他只是弑父的逆子”。
自“共和元年”（1793年）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拿破仑一向以“革命之子”面目示人，这也是包括歌德、拜伦以及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在内的欧洲文人一开始为之欢呼呐喊的主要原因。正如这位以巴黎平叛和对外征战之功被推举为共和国执政的青年将领（时年三十）演讲时所说，“我是人民哺育成长的军人，是革命的产儿。我不能让人家把我侮辱为一个国王”。在历经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和保皇派的暴动骚乱后，法国人心思定，无不寄望于受大革命感召和洗礼的执政官能够稳定政局，维护和平，恢复经济发展。
此时的拿破仑不负众望，堪称是勤勉于公的楷模。在国内处理政务时，他通常凌晨即起，开始一天工作。每日政府各部门呈核的文件，他必定当天阅毕，绝不拖延。即便戎马倥偬之际，他也会利用闲暇及时处理国是。他曾以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自况——“我一直把世界扛在自己肩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容我疲倦的职责”。传记作家宣称他的工作效率能够将一周的工作量缩减为一天，因此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功绩，即所谓“拿破仑神话”。
的确，这位土木工程师出身的革命领袖代表了当时压抑已久的进步力量。在他的亲自部署和强力推动下，法国的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政治制度层面也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他终结了封建农奴制，引领法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他完善了行政与司法制度，改组政府机构，体现出社会公平正义；他改进文化教育部门，设立统筹各级教育的大学，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法国教育体制；他在军队和国家管理中一反传统的贵族文化，强调任人唯贤，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总体来看，正如英国传记作家约翰·H. 罗斯（John H. Rose）所说，拿破仑在“内政方面的建设才能，丝毫不亚于他在军事方面的雄才大略”。
“法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时代国力如此强盛，如此繁华，政治稳定，人民安乐。”这是历史学家对拿破仑执政前期的一致看法，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特权阶级、世袭财产、宗教势力已受管束……财富的分配已较为公允，法律明晰而简洁”。更重要的是，作为“革命之子”，他颁布了最能体现大革命自由平等精神的《拿破仑法典》。这套成文法典措辞通俗易懂，从而使得法律事务不再为权贵和律师所垄断；此外，这部法典还确认了《权利法案》所规定的人身保护（Habeas Corpus）和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法制基石。随着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拿破仑法典》及其法律思想传布到欧洲各地，沉重打击了当地封建残余势力，拿破仑由此也成为法国和欧洲人心目中的“解放者”和“大救星”。
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正如斯塔尔夫人后来在《十年流亡记》中描述的那样，随着军事冒险的成功，拿破仑的个人野心也日益膨胀。他已不再满足“第一执政”的头衔，遂于1802年修改共和宪法，摇身一变成为“终身执政”。两年之后，通过所谓全民公决，他又将法兰西共和国变为帝国，并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行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第一帝国权力机构名义上由四院（元老院、保民院、立法院、参政院）组成，但实际上一切事务则只听命于拿破仑一人——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见解，“立法权与行政权操持于一人之手即为专制独裁”。而她终身奉持的信念，就是与之不懈抗争，即便身处流放之地也不会屈服，更不会像一些文人那样“为帝国大唱赞歌”。
1802年，斯塔尔夫人发表小说《黛尔菲娜》（Delphine），在欧洲引起轰动。小说的创作背景是此前一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达成的宗教“和解”（Concordat），其中条款变相剥夺了妇女的离婚权。女作家以此为切入点，不仅揭露出革命旗号下妇女惨遭压迫的社会现实，更对离婚的合法性及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由于本书触及敏感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事实上也触犯了拿破仑为文人划定的“红线”和禁忌。尤其是本书宣扬的自由观——“必须寻找内心自由，它是幸福的保证；而外部自由是由别人赐予的”——在人民的“大救星”拿破仑看来，这一“思想倾向极其危险”，因为她试图“教育人民去思考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或许他们已经忘记如何去思考”。拿破仑下令将斯塔尔夫人流放，待她悔过自新后方能重返巴黎。
但拿破仑显然低估了这名弱女子的决心和毅力。1807年，斯塔尔夫人发表小说《科琳娜》（Corinne）。该小说表面讲述一位天才女性的罗曼史，但其中相当篇幅都在暗讽当下的时政，其历史背景是当年法俄主导签订的《泰尔西特和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迫接受欧洲疆域的变更，并同意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在斯塔尔夫人看来，这是拿破仑被权力欲望蒙蔽、走向自杀性灭亡的第一步。作为启蒙运动之女，她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信仰进步、自由和文明，推崇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因此，她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政体，更不能忍受统治者对思想的奴役。在她眼中，当法国民众渴望自由平等之时，拿破仑却效仿欧洲专制君主，将自家兄弟姐妹晋爵封王，可见他早已丧失了代表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转而与欧洲反动势力同流合污。
斯塔尔夫人不肯屈服于权力意志，肆意攻击现行政制和国家领导人，无疑进一步惹恼了拿破仑。皇帝给巴黎警察总监写信，要求延长其放逐令。斯塔尔夫人不为所动，利用流亡期间与歌德、席勒等文化名人会面的素材，潜心创作《论德意志》，作为对皇帝的回应。正如勃兰兑斯后来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说：“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人失掉他的任何文艺影响。”或者像拿破仑晚年坦承的那样，这只能证明，“思想比刀剑更有力量”。
《论德意志》貌似通篇都在赞赏德国的风土人情及其文学艺术（“无一语称赞拿破仑皇帝”后来成为它的一大罪状），但骨子里它却是影射拿破仑主宰下的“沉默的法兰西”。皇帝通读全文后下令查封此书，并销毁其模板。1810年10月，接替富歇（1759-1820）担任警察总监的萨瓦里（1774-1833）奉拿破仑之命致信斯塔尔夫人：“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适合……你最近的作品不忠于法国。”——结果，她的流放期限被无限延长。
拿破仑此举同样激怒了斯塔尔夫人。她一向认为，“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抵制专制、传播启蒙的最有力的方式”，因为，如同她的好友贡斯当在“论思想自由”一文中所言——“若没有了思想自由，所有政治的、司法的保障都会变成虚幻。公共舆论乃是程序唯一的保障者”。根据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乃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即便在施行“有监督的新闻自由”的督政府时期，宪法仍强调“不得妨碍任何人表达、撰写、刊印和发表他的思想。著作在发表前，不接受任何审查”——然而拿破仑却坚持认为，“在一个混乱因素已经潜在的社会里，如果毫不限制出版自由，必定立刻又将陷入无政府的状态”。
拿破仑相信“印刷出版是强有力的武器，绝对不能让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权利；出版权利不同于其他的自由权利，这样的权利有煽动民众的功能，国家应该加以阻止”。1802年，他在未署名的报刊社论中宣称：“……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法国只有一个政党。我绝不容许任何报纸的言行违背我的利益。他们如敢刊载任何有一丝毒素的文章，那个大好的早晨就有人叫他们闭嘴。”于是，一项法律很快出台：任何书籍不经审查一律不得出版；接着又补充一条规定：一本书即使已经审查通过，警察总监也有权在他认为适当时加以取缔——据说这一条规定专门针对斯塔尔夫人（日后《论德意志》“恰好”适用这一条款）。
为了巩固政权，拿破仑下令对任何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都要单独设立卷宗档案，并制定其个人表现和德行统计表。同时，他也密切关注法国的出版状况，每天清晨秘书都要向他递呈一份所有法国报刊的内容摘要。此外，他还命令警察总监留意各级学校、文学俱乐部及教堂的公开或私下言论，凡有可疑者，均应及时呈报备案。
在皇帝看来，文人记者惯于夸夸其谈，其实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闭嘴，以免误导民众。在他的高压之下，报纸只能刊登一些死气沉沉的官方公文，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文艺简讯，了无新意。对此，著名戏剧家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曾作过辛辣嘲讽：“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我可以自由地付印一切作品。所以我宣布，要出版一种定期刊物——我给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废报》。”
为了加强舆论管控，拿破仑授权邮政局长开启私人信函，检查不利于政府或诋毁领导人的言论，再将摘录的内容呈送他本人或转交巴黎邮政总长的“黑色邮箱”。1810年，皇帝颁布出版业和图书业管理条例，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若干“帝国检查官”。根据这一条例，检查官有权对刊登“违背社会公约、触犯人民权力和军队荣誉，或者抨击共和国盟国及其政府的文章”的报纸一律予以取缔。
不久，新闻检查制度扩展至戏剧领域。官方理由是：私下的言谈也许无伤大雅，然而同样的言论假借历史人物之口，再由知名演员在舞台生动表现出来，其影响则不可小视。《恺撒之死》一剧，由于演出之时观众为布鲁图斯抨击恺撒的演说大声喝彩，结果被剔除出剧目之外，剧本也只能束之高阁。这样一来，逼迫文人作家及出版商在官方审查之前首先要自查自纠，因为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他的头顶，无时无刻不让他胆战心惊。或许他并不知道，在政府眼中，“一个以文字公之于世的人正像一个对大众集会演说的人一样”可能会散播反动言论，因此“应视为潜在的纵火犯一般看待”。
比新闻审查更让斯塔尔夫人反感和憎恶的是秘密警察制度。秘密警察不仅有权检查报刊、沙龙及出版物，更有权力将犯禁之人随时逮捕。皇帝加冕的1804年，法国已经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到1810年，法国更在各地建立起许多小型的巴士底狱——思想政治犯无需经过法院正式程序，仅由行政命令即可予以拘留和看押。
1804年，一名诗人因发表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大变色龙”被关入疯人院。同年，另一名实习医生因当街高呼“不自由，毋宁死！”被捕入狱，一时间举国上下人人自危。在此之前，以《常识》一书享誉大洋两岸、为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作出巨大贡献的托马斯·潘恩因“诽谤政府”被驱逐出境。游历欧洲大陆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在《晨报》（Morning Post）上刊文猛烈抨击法国的封锁政策，引起拿破仑的注意。根据传记作家的考证，假如不是普鲁士大使威廉·冯·洪堡通过一名下级军官及时通风报信，诗人多半难逃法网。事实上，皇帝对一切反法言行一律施行“零容忍”——他曾下令处死一名德国书商约翰·菲利普·鲍姆，仅仅因为后者出售过一本名为《德国的耻辱》的小册子，号召德意志人反抗法军。事实上，在鲍姆被捕之时，“小册子仅售十册”。
审查制度和出版禁令让斯塔尔夫人亲身感受到专制暴政对于自由的威胁和窒息。她在自传《十年流亡记》集中讨论了拿破仑和“暴政的艺术”，具体分析了拿破仑如何掌权、如何滥用权力，以及如何走向灭亡的过程。在她看来，拿破仑“不仅是个天才人物，他还代表了邪恶的权力机制”。凭借这一权力机制，他在实现自我包装的同时更将民众玩弄于股掌。他们一开始被“革命之子”的名号所蒙蔽，后来则甘于沦为附庸，因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对皇帝简明的治国方略——中央集权、等级化和军事化——佩服得五体投地。根据这一套政治话术，民众根本不需要独立自由的思想，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即可安享幸福生活。从这一点看，自甘平庸和专制政体无疑是“永远的绝配”，由此一切批评皆属多余。
正如斯塔尔夫人在身后出版的《法国大革命断想》（1818）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她毕生全部的努力都旨在让她的同代人和后代明白，拿破仑绝非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孕育的那些崇高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恰恰相反，“我相信我已经表明，拿破仑是自由最致命的敌人”。拿破仑极权政治的特点，“是对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深深蔑视”。对文人作家来说，这种极权政治最为致命，因为它扼杀思想，阻碍革新，限制自由。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进步史观，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要求物质进步，也要求精神文化同步发展。而人类思想若想取得进展，首先“必须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斯塔尔夫人一直坚信，当权者可能采取各种方法奴役和控制思想，却不能扼杀它——拿破仑的高压统治将法国变为文化荒漠，因为他相信文学的功能是服务政治和歌功颂德，其他一切特立独行的创作都遭到摒斥，甚至遭受责罚——然而正如斯塔尔夫人质问的那样：“没有独立性，哪里会有创作？”
在这一点上，贡斯当比斯塔尔夫人走得更远。他将拿破仑极权制度贬称为“僭主政治”，它比绝对专制主义更为可怕，因为它盗用自由的名义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事实上是自由最大的敌人。僭主政治对人性的摧残胜过一切暴政：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践踏人的尊严——“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慰藉”。
从“革命之子”到“人民之父”，到后来“却将人民一口吞进肚里”，这是斯塔尔夫人对拿破仑的形象描述。她奋不顾身反抗拿破仑，不仅反对他的内政外交，更鄙视其道德人格——这位皇帝从《君主论》中学到的不是治国良策，而是“一种可以骗过大众的技巧”。1812年，斯塔尔夫人与沙皇亚历山大会面时，沙皇曾不无嘲讽地转述拿破仑的自我夸耀：“您看，我就小心翼翼地在我的臣子和武将之间挑起不和，让他们在我面前相互揭发。我有办法让手下的人相互嫉妒：今天这个人以为自己得宠了，明天又是另一个，每个人都不能确定他在我面前是受宠的。”对此，斯塔尔夫人深以为然。她相信，拿破仑在臣民身上寻求的，“是才华，而不是品格”，因为“他所凭藉的是强权，他更喜欢对这一制度奴颜婢膝的赞美”。
这也是斯塔尔夫人与拿破仑根本分歧所在。她认为真正的共和精神源自一种内心态度：一个热爱自身自由的人也会尊重邻人的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应当以对公众的责任为先决条件，而这种责任乃出自公民的良心。换言之，个人的道德良心是共和国最坚固的基础，而拿破仑的罪恶在于以强权蛮横摧毁这一基础。对于斯塔尔夫人所珍视的自由平等及道德准则，拿破仑一概不以为然。他极度轻视人性中一切思想财富：道德、尊严、同情心和灵魂的高贵。他认为所有美好的情感都是幼稚的东西，而他本人则信奉利用仇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仇恨远比爱来得可靠。为了维护统治，他编造出“反对人民代表就是反对人民”的政治谎言，将鲜活的生命个体摧折打压成卑微屈辱的奴隶。斯塔尔夫人预言，拿破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到——“道德也是有血性的，而且比肆意的罪恶更有血性”。而道德的灵魂一旦被唤醒，拿破仑的垮台也指日可待。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当拿破仑寻求和解时，斯塔尔夫人义无反顾地加以拒绝。与此同时，她又运用自己的家族声望和个人影响力，坚定威灵顿公爵与拿破仑决战并战而胜之的信念，同时更试图说服贝尔纳多特元帅“取彼（拿破仑）而代之”，成为名副其实“令拿破仑颤抖的女人”。斯塔尔夫人深信，拿破仑的极权统治使得“社会陷入被动盲从……把人类推向道德退化的时代，从而败坏了人类的品性和行为”——套用拿破仑导师罗伯斯庇尔的话说，拿破仑必须死，因为法兰西必须生。
《法国大革命史》作者、像斯塔尔夫人一样因持不同政见而遭遇流放的历史学家梯也尔（1797-1877）对此总结道：拿破仑“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对于军人、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是极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对于公民们的教训。它教导他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不管他是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