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的本质是什么,绥靖政策的体现

绥靖政策的出处（绥靖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绥靖政策又称绥靖政策、妥协政策，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0年法国沦陷期间，英美法等国采取的不抵抗侵略，绥靖纵容、让步，不惜牺牲别国利益与侵略者勾结妥协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高潮是英法借慕尼黑会议将捷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并随着法国的沦陷而破产。

“绥靖”一词出自《三国志·吴荀传》:“君子以显其德，修其成，遵君命，安抚四方。”

英法的维权政策

英法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为维持霸权地位而采取的策略。

英国在一战中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复苏非常缓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以解决经济问题为重点，将重整军备视为经济复苏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支撑的外交政策维持霸权。

由于靠近德国，法国在一战后一度维持军备，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但是法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发展局限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很长，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同时，法国政局不稳，内阁变动频繁，难以保持外交政策的坚定性和连续性。

总之，英法的衰落是其绥靖政策的物质背景。

[S2/]社会背景

绥靖政策的实施与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背景密切相关。

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为了阻止苏联的影响，英法等西方国家将德国视为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然后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的时候，英法就想尽办法把这个祸害引向东方。

社会思潮

绥靖政策的实施也与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一幕给欧美国家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所以战后和平主义和厌战、怕战盛行，尤其是在法国。英法等国的统治者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也是这一思潮的推动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种思潮的产物。

向外扩张

在英法美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德、意、日加紧了行动。

英法采取绥靖政策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导致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迅速增长。

(1)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

(2)1935年3月，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公开扩军备战。

③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向埃塞俄比亚宣战。

(4)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1938年9月，英法德意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然后将这一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史称“慕尼黑危机”。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绥靖政策和法国充当了法西斯的帮凶，把世界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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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失败了。

1940年5月至6月，德国入侵法国。6月22日，法国沦陷，绥靖政策破产。

历史动机

纵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政治氛围，尤其是英国的社会背景，绥靖政策的实施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的总和。

经济衰退

经济是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经济下滑无疑是英国推的。

绥靖政策的结果是绥靖政策的历史成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蹶不振，就连战胜国英国也遭受了120亿英镑的直接损失，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失。

自1921年以来，英国失业人数一直以每年约120万人的速度上升；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

1932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和钢材的产量下降了一半，造船业下降了88%，机器的产量下降了1/3，对外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失业人员占工人总数的22%。显然，英国经济正在衰退，太阳正在落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英国政府不得不从紧迫的内政入手，致力于经济复苏。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军备的巩固。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应在‘大英帝国在未来十年内不会有任何重大战争，没有必要派遣远征军’的假设下编制预算”。“十年不战”的规定一直到1932年还有效，按天计算。因为执政当局坚持“金融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处理的最严重和最紧迫的危险，其他的必须让路和等待”；他们甚至认为英国现有的军备，尤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对任何规模的战争。所以军方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缩减到“英国国防义务无法履行的严重情况”。

可以想象，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军事力量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英国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部署，不仅未能从“经济”上改变经济困境，甚至造成国内政治动荡，国内抵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潮汹涌。同时也造成了频繁的内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不到15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政权更迭现象，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持续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共产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绝不同意使用武力作为实施政策的手段。”无疑，这种对希特勒德国未来军事力量的威胁只能是“绥靖”和“妥协退让”，从而为绥靖埋下祸根。

反战思潮如果探究一战带给人类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是渴望“反战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有600万人直接参战，伤亡244万人，战争双方费用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成为废墟，所有国家的财政陷入萧条。“可怕的战争屠杀几乎影响了全国所有家庭”，这给英国人民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传统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人们对战争非常厌恶和厌倦，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感到恐惧，形成了反战和平的强大社会思潮。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和平主义组织，如“不再有战争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承诺协会，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所有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的和谐与理性”，并呼吁“拒绝支持或服务于任何诉诸武力的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甚至宣称“放弃侵略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御”。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90%的人拒绝参加战争。反战和平的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在倡导和平、呼吁和平的同时，却消极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这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也混淆了人们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惕。反战的社会情绪制造了舆论压力，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的决策。面对社会反战和平的趋势，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外交战略。他们认为“战争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惨案，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认为“允许德国恢复领土可以维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议，安抚不满的国家，从而实现长期和平”，并宣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这既反映了英国民众“避战求和”的狭隘单纯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对战争的恐惧，迎合了绥靖的需要。可以说，“反战和平”的社会思潮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政策的温床，也是英国绥靖政策的幌子。具体政治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别有用心。首先:支持道德约束法律，保持欧洲的力量平衡。“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德、法、俄在欧洲大陆的相互牵制来实现“均势”。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条约》确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建立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小同盟国体系。因此，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劳埃德·乔治曾强调“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带来麻烦的国家”。因此，英国此时的均势政策是为了加强德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从而建立德法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控制关系，维护和加强英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大国地位；另一方面迫使法国接受了对德国有利的道斯计划和扬计划，以防止出现一个“主宰欧洲，同时主宰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庞大军事力量。作为世界大国，“均势”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阴影使英国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欧洲的抗衡者和仲裁者，扶德抑法成为当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犹豫地说:“英国的政策不考虑哪个国家试图主导欧洲。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者是拥有支配权力的暴君。所以，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法。如果情况有变，我们也会亲法反法。”可见，扶德抑法只是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手段。通过均势，更大程度上实现和维护欧洲霸权。其次要以德反苏，实现“东引西进”。面对战后新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深恐惧:一旦无产阶级运动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局面。所以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高涨的反苏思潮，德国成为东方对抗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咄咄逼人的东进攻势让英国暗自庆幸:“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他们认为“给东方带来灾难”是消灭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主义的祸害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造成苏德冲突，双方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会安然无恙，欧洲的均势也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张伯伦吹嘘慕尼黑协定是“辉煌的胜利”，并认为“灾难向东转移”已经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卷入”。对于三国轴心国的建立，英国更加警惕，因为在他们看来，三国之间的纽带就是反共国际协定，反苏反共正是英国希望看到的。出于指责他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国百般纵容，绥靖成了“放任”的代名词。再次:不战而和，维护霸权权益。如果说“反对战争，寻求和平”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不战而和”则是一种上层建筑的幸运政治追求。在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也导致了社会动荡，尤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不敢奢望从战争中获得太多好处，而是担心战争会动摇其霸权，不敢与侵略政策针锋相对。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说:“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会摧毁富裕的休闲阶层，所以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这样，对于统治阶级本身来说，“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维护了其霸权地位的稳定。这是一个美丽的借口。当然，“不战而和”作为一种和平外交政策，可以通过避免战争来防止战争受害者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但却以牺牲弱国利益为代价，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侵略扩张，甚至达到了为了避免战争而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欲望的境地。这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的巅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说，“当然，我们应该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偏离正轨。我们应该记住，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仍然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绥靖成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此无法对英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严重挑战。”显然，“和而不战”作为一种政治安排，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当地的和平，扑灭战争；另一方面又牺牲了本土利益和他国利益，与德国进行政治交易，以此作为维护英国在欧洲的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的条件。综上所述，正是由于英国经济实力不佳，社会思潮汹涌，当局统治者的诸多考量，英国的“绥靖政策”才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国际环境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也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态势，让英国不知所措，不得不妥协退让。然而，正是这些因素的巧合，让历史成为了“绥靖”的起点。

历史发展

一战后

各国人民革命的兴起，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削弱和打败竞争对手，还要反对社会主义，镇压人民革命。绥靖政策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内容、形式和技巧是不同的。但核心是对他国对外扩张的绥靖。

二战前

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是英、法、美等国。30年代以前，绥靖政策主要表现在支持战败的德国，支持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屏障，镇压人民革命的暴徒。这从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就可以看出来。在道斯计划、扬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中更为具体。

20世纪30年代

特别是在两个战争来源形成之后(参见《远东

慕尼黑会议战争的发源地，集体安全政策)，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严重挑战，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美等国的绥靖政策，试图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求暂时的和平，不惜牺牲别国利益，寻求与侵略者妥协，试图把灾难引诱到苏联，牟取暴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1935年3月，他容忍希特勒重整军备。

1935年8月，美国通过了中国立法。

1935年10月，他容忍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

1936年3月，希特勒的武装力量被允许占领莱茵河地区。

1936年8月，针对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采取了“不干涉”政策。

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背叛中国，向日本妥协。

1938年3月，希特勒默许了对奥地利的吞并。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例子。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他们在幕后支持的英法美企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全面绥靖”和“一代人的和平”，实质上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

二战期间

1939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对德宣战后，没有对西线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导致9月底华沙沦陷。这实际上是英法绥靖政策的延续。

入侵波兰后，希特勒立即将重心转移到西线，以打击德国的宿敌法国。德国的西线攻势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的破产。

二战后

绥靖政策表现为美国对前苏联的妥协(远东又称慕尼黑危机)。为了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了苏联的要求，表示要维持中国外蒙古(今蒙古共和国)的现状；因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而被侵犯的天皇与俄国(日俄战争)的旧权利应恢复如下:库页岛以南及其邻近地区的岛屿必须全部归还苏联，应维持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利，并使港口国际化。同时，应恢复旅顺港俄罗斯海军基地的租赁权。中苏成立公司，共同经营中龙铁路和南满铁路，保护苏俄的优先利益。千岛群岛被割让给苏联。这样，美国通过一系列牺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利益的手段，达到了暂时拉拢苏联，避免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目的。但由于北约和华约矛盾激化，绥靖政策正式破产。

历史证明，绥靖是纵容、挑起和扩大战争的政策。它不能满足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反而鼓励侵略者铤而走险，加速了二战的爆发。1940年德国入侵英法，绥靖政策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