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画像
文 / 谌旭彬
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御制大诰三编·颁行三诰第四十三》
一、“前代污染”太严重
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底起，至洪武二十年年底止，短短两年时间里， 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亲自写定、颁布了四部以被诛杀者事迹为主要内容、“充满血腥气味”的刑典，分别是：《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
国家自有典章制度，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在典章制度之外颁布《大诰》，实施“以诰治国”？
对于这个问题，《御制大诰》的序言里有一番解释。
朱元璋说：“朕听闻古代的君臣，担当天下重任，关心民生疾苦，制定纲纪造福百姓。真可谓君臣同心，志气相投。皇天后土被感动，四海五岳也愿意显灵，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给人足。这些君臣故事载入史册，君子们今天读到，仍会感动仰慕，恨自己没机会耳闻目睹。反观我大明朝，情况却全然相反。官员办理政务总是私心胜过公心，贪赃枉法层出不绝，最后搞到罪愆深似大海、重如山岳。前一批被杀者的尸体还没清理干净，后一批死刑犯又送到了刑场。如此这般前赴后继，倒在尸山血海之中的贪腐官员不计其数。”
据此，他发出一项设问：
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
意思是：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朕治国的才能不足，还是前朝恶政的污染太严重？
答案当然只能是后者，否则朱元璋就该去下罪己诏，而不是颁布血淋淋的《大诰》来恐吓明帝国的官民。《御制大诰》序言里说得很明白：败坏世道、败坏读书人节操的，是元代的“九十三年之治”。这些节操败坏的读书人，进入明帝国后出来做官，个个“私胜公微”，即私心膨胀公心衰微。万般无奈， 我朱元璋只好拿起屠刀，一批接着一批将他们诛杀。
类似的解释，在《大诰》正式颁布之时，朱元璋也曾对群臣现场演说过：
上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
大意是：朕自登基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该恢复的传统都恢复了，该施展的教化也都施展了。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了这本《大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的法门，全包罗在该书当中。朕现在正式颁行《大诰》。天下臣民须永远服从该书的指示。遵从指示者有福，不遵从指示者要倒大霉。
二、洪武时代的官吏不行
朱元璋颁布的四部《大诰》，虽俱以天下臣民为教育对象，但每一部的侧重点仍有不同。
先说《御制大诰》。
《御制大诰》的正式颁布时间，是洪武十八年（1385）十一月。它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明帝国的官吏集团，核心主旨是“洪武时代的官吏不行”——《御制大诰》序言里说得很明白，该书旨在“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目的是曝光大明朝官吏集团贪赃枉法、祸害百姓的种种罪行。
“洪武时代的官吏不行”这一结论，明确见于《御制大诰·后序》。该序由刘三吾奉朱元璋之命撰写。刘三吾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御用文人，除了帮助朱元璋编辑《大诰》，还曾秉承朱元璋的旨意，删节过《孟子》。刘三吾在《后序》里说：皇上自夺取天下以来，“思得贤才与图治道”，天天盼望着能与一干道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才一起将这天下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是“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朝廷内外竟然全是贪污腐败分子。皇上无奈，“不得已施之五刑”。本想着严刑峻法可以让他们有所收敛，结果却“犯者自若”，官吏们仍然贪腐不休。皇上心存好生之德，不忍彻底抛弃这些人，于是又耗费“圣虑”，将吃饭的时间挤出来，写成这本《大诰》，来挽救他们。如此种种，足见皇上“爱民之意深矣”。
马屁拍完，刘三吾就《御制大诰》的核心政治目的，如此总结道：
是《诰》也……玉音所临，莫不曰：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自今官钦遵之为官箴，不敢非法以挠害乎民。民钦守之为彝训，不敢违法以交通乎官。将见比屋可封，尧舜之治复见于今日矣。
大意是：《大诰》让皇上的玉音降临在明帝国，天下百姓莫不交口赞叹。自此以后，官吏们要将《大诰》当成做官的最高戒条，不可再做侵害百姓的违法之事；百姓们也要将《大诰》当作行事的最高准则，不可再做结交官府的违法之事。如此，伟大的尧舜之治，必会在当代重现。
三、洪武时代的百姓不行
再说《御制大诰续编》。
《御制大诰续编》的颁布时间，是洪武十九年（1386）的年中。除了继续痛斥官吏集团，《御制大诰续编》也将洪武时代的百姓纳入核心批判对象当中，意即“洪武时代的百姓不行”。朱元璋在序言里写得明白：
上古，好闲无功造祸害民者少。为何？盖谓九州之田，皆系于官，法井以给民，民既验丁以授田，农无旷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闲食者少。其井闾之间，士夫工技，受田之日，验能准业，各有成效，法不许诳。由是士农工技，各知稼穑之艰难，所以农尽力于畎亩，士为政以仁，技艺专业，无敢妄谬。维时商出于农，贾于农隙之时。四业题名，专务以三：士、农、工，独商不专，易于农隙。此先王之教精，则野无旷夫矣。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愚夫愚妇，效习夷风，所以泯彝伦之攸叙。是致寿非寿，富非富，康宁不自如，攸好德鲜矣。考终命寡闻，奸恶日增。
大意是：上古时代的百姓才是好百姓，明帝国的百姓差得太远。上古百姓之所以好，是因为“九州之田”全归官家所有，全控制在朝廷手中。朝廷按人头将土地分配给百姓耕种，再按人头向百姓征税，所以农夫中不会有游手好闲之人。“士”（读书人）与“工”（工匠、手艺人）也是一样，在朝廷的管控下，他们不会走上“诳”和“妄谬”的歧路。至于“商”，只能在农耕间隙偶尔为之，不允许成为一种独立职业。故此，上古时代的国家里，是找不到游民（旷夫）的。反观我大明朝，情况却全然相反，到处是“效习夷风”的“愚夫愚妇”，自元人处沾染了一身毛病，最后“寿非寿，富非富”，既保不住性命，也保不住财富。总之是寿终正寝者太少，奸恶之徒却一天比一天多。
大明朝的百姓堕落至此，该如何挽救？当然是再度祭出《大诰》这一法宝。朱元璋说：
朕皇皇宵昼，思治穷源。无乃旷夫多，刁诈广，致有五福不臻，凶灾迭至，殃吾民者，为此也。今朕复出是《诰》，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 以罪罪之，具条于后。
意思是：祸害我大明朝百姓者，主要是那些刁滑狡诈的游民（旷夫）。这部《御制大诰续编》，便是专为惩治这些游民而作。《御制大诰续编》颁布到全国各个角落后，所有臣民须一体遵从。违者将严惩不贷。
不遵守《大诰》有罪，印制的《大诰》里出现错别字，同样有罪。洪武十九年（1386）冬，监察御史丘野向朱元璋报告说，《御制大诰续编》颁布下去后，各地翻刻印刷，“字多讹舛，文不可读”，许多刻本有错别字。丘野建议“穷治而罪之”，深入调查那些有错别字的刻本，对参与刻版印刷者来一场大整顿乃至大诛杀。
朱元璋很重视这件事，下旨说：之前颁布的《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字微画细”，翻刻的时候难免有错，现在再颁布一个大字体版本。此后“敢有仍前故意差讹，定拿所司提调及刊写者， 人各治以重罪”，若再被发现有错别字，相关人员就等着被治以重罪吧！朱元璋还说，自己之所以要亲手编写两部《大诰》，全是因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这大明朝里不合格的官吏与不合格的百姓实在太多。为了改进大明朝臣民的质量，这两部《大诰》必须做到“家传人诵”。
四、朕的“控驭之道”已用尽
再说《御制大诰三编》。
《御制大诰三编》的颁布时间有些模糊，最早约为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从朱元璋写的序言来看，他之所以要颁布《御制大诰三编》，是因为《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没有达成他期望中的效果。
朱元璋说，自己在洪武十八年（1385）颁布《御制大诰》时，已处于一种“控驭之道竭矣”的状态。这话有些矫情，却并非夸张。朱元璋的控驭对象有二，一是官吏集团，一是普通民众。官吏方面，仅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便“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空印案”与“郭桓案”加起来，一共杀了八万余人，朝廷内外为之一空。可是，如此这般地疯狂杀戮，且辅以“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也没能得到他梦想中那种既有道德又有能力的官吏集团。
民众方面，仅根据《明太祖实录》与《国榷》等书做粗略统计，“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各地农民起义达百次以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御制大诰》的颁布没有改善这种境况，用朱元璋的话说便是“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者叠叠，不旋踵而发觉”，于是又有了《御制大诰续编》。但《御制大诰续编》也不解决问题， “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黔驴技穷的朱元璋，只好再出《御制大诰三编》。
较之朱元璋的自述，刘三吾奉命为《御制大诰三编》撰写的《后序》，基调就“正面”多了。
《后序》开篇，便是对朱元璋的肉麻吹捧。刘三吾说，三代以后的“汉晋唐宋之君”，都是些“因循为治”之人。他们把天下搞坏了，让世道距离伟大的“三代之治”越来越远。“胡元”入主中国之后，更是将“先王之教、华夏之风”扫荡得干干净净。只有我大明朝的开国皇帝“神圣文武”，是天命所归之人，是真正可以重造“三代之治”伟业的人。
遗憾的是，皇上“乏贤为辅”，大明朝的臣子们全都不行，“所以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皇上已然很努力，乱臣贼子却还是层出不穷。
然而，皇上坚信这天底下“无有不可化之民”，所以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且效果显著，百姓纷纷响应号召，将地方上的奸恶之徒擒拿到京城。皇上也由此知晓大明朝百姓“有从命之诚，有可化之机”，是可以改造好的。鉴于本朝百姓“狃于污习， 虽暂革面，犹未格心”，被前朝风气污染，革了面却还未洗心，皇上再次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撰写并颁布了伟大的《御制大诰三编》。
《御制大诰·序》痛骂官吏，《御制大诰续编·序》斥责百姓，《御制大诰三编·序》不分官民，指向明帝国的所有“奸顽”。《御制大诰三编》的最末一条，是朱元璋传达给明帝国全体臣民的一道严旨：“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这三本《大诰》，家家都要收藏，人人都得诵读；若有人做不到这一点，便会被发配至边疆的不毛之地。朱元璋还说，这些话“的不虚示”，不是说着玩、放空炮，必须严格执行。
五、洪武时代的军官不行
最后说《大诰武臣》。
《大诰武臣》颁布于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顾名思义，它的批判对象是明帝国的武将，内容主旨简言之便是“大明朝的武将中鲜有好人”。朱元璋在序言里说得明白：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略不有些哀念，将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 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这军官每，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那里是个人心， 也赶不上禽兽的心，若比草木也不如。
大意是：这些武将无视朝廷法度，一味迫害底层士兵，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搞得我大明朝的底层士兵简直猪狗都不如。这些武将全家老小的吃穿，都得从底层士兵身上来（明代实行军屯制度）。这些底层士兵，实际上相当于武将们做饭的锅、仓里的米、种庄稼的田，需要好好保护和珍惜。可他们迫害起底层士兵来，却连禽兽草木都不如。
朱元璋还说，对南京城里那些武将们，“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结果却是“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没几个人愿意听我的话。等他们犯了法被抓起来，又“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总之，“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没办法，只好“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将那些被诛杀的武将们的悲惨故事写成一本《大诰武臣》，每个武将家里都发一本，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兄弟看看这些血淋淋的往事，然后一并参与劝诫。
《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的文字风格已相当通俗直白，《大诰武臣》的文字，则更为口语化。朱元璋说，自己之所以用口语风格写作《大诰武臣》，是为了照顾武将们的文化水平。他每天都在忧心大明朝的军队将领“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实在没办法，只好给每名武将和他的家庭颁发一本超级口语化、没有丝毫阅读门槛、没有丝毫理解难度的《大诰武臣》。
朱元璋告诫这些武将，《大诰武臣》颁布后，以后犯了事，不许说什么“不曾见文书，不知道”，也不许说什么“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不许再拿没读过与读不懂来推卸责任。末了，他还以株连全家为威胁， 警告武将们：
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 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为此，特将不才无藉、杀身亡家亡名之徒，条陈于后，仁者智者观之。管军人员，毋违我训，毋蹈前非。
大意是：这本《大诰武臣》，编入的全是那些不成才、品行恶劣，最后招致家破人亡的武将们的劣迹。军队将领们要好好阅读，认真体会，不要违背本书的教导。否则，将来若是犯了事，便要将武将们家中的男丁全抓起来，命他们背诵《大诰武臣》。背不出来，便无论老幼一并治罪。
概括起来，四部《大诰》的核心内容，无非四点：一，大明朝的官吏不行； 二，大明朝的百姓不行；三，大明朝的军队将领不行；四，大明朝最行的是朱元璋，只有完全遵从朱元璋的教导，明帝国才能重现伟大的“三代之治”。
这位自命雄才的皇帝，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他创建的大明朝里，人人都不行，只有他行？
六、《大诰》的极盛与速朽
四部《大诰》，既是朱元璋用来塑造自我政治形象的宣传品，也是他用来改造明帝国官吏、百姓与军队将领的基本教材。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将之推广到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明帝国的臣民都受到《大诰》伟大光辉的润泽，可谓必然之事。
为了推广《大诰》，朱元璋在《御制大诰》里，便已威逼与利诱齐出： “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明帝国的臣民，必须做到家家户户有一本《大诰》。犯法者家里若有《大诰》，便可减罪一等；若没有，便要加罪一等。
《御制大诰续编》里，朱元璋重申了这项政策，重点落在了威逼上：“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大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天下臣民必须户户皆有两部《大诰》。若有人胆敢不敬《大诰》、不收《大诰》，便不能再做大明朝的百姓，将被流放到不毛之地，永远不许归来。朕这些话，不是说着玩的。
之后的《御制大诰三编》与《大诰武臣》里，也都有相似的威胁。
上述威胁只能迫使民众将《大诰》带回家。朱元璋真正希望的，是民众将《大诰》翻开认真阅读，使《大诰》真正成为“家传人诵”的宝典。于是，威逼之外又有了利诱。
洪武十九年（1386）正月，朱元璋下令将刚刚出炉的《御制大诰》“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使之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洪武二十年，他又下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以便底层百姓的子弟可以在农耕的间隙，就近在本地听塾师讲读《大诰》。
洪武二十年九月，朱元璋又下诏给礼部，命令“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判语参试之”，将《大诰》变成了明帝国科举的重点考试内容。同年，他还下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后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也就是让塾师带着底层农家子弟进京参加诵读《大诰》的比赛，由礼部负责举办，按诵读量的多少依次颁给赏赐。
据说，在这场“全民读《大诰》竞赛”中，“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还”，有多达十九万余人涌入南京城参加诵读大赛，所有人都拿到了朱元璋的赏钱。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又下旨说，“秀才教训子弟，引赴京考试，有记一编、两编或者全记者，俱受赏”，秀才带着自家孩子进京考试，能背诵一部两部或三部《大诰》者，都将得到皇帝的赏赐。此外，朱元璋还“诏选识字良家女及能读《大诰》者……署为女官”。
如此这般，一面严刑相迫，一面重赏相诱，洪武时代的最后十余年里，《大诰》终于与明帝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有人因为家中没有《大诰》遭到告发而家破人亡；有人因为能将《大诰》背诵得滚瓜烂熟而飞黄腾达；死刑犯可以因为持有《大诰》而免上断头台；普通人也会因为出门没带《大诰》而遭受牢狱之灾。更无人胆敢对《大诰》心存不敬妄生异议。
时人在诗里说“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短檠灯火读《大诰》，喜色夜夜灯花亲”“田家岁挽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编”——洪武时代的百姓们，白天在田间耕种，要抽出间隙来恭读《大诰》；晚上收工回家，也要点上油灯恭读《大诰》。在《大诰》伟大光芒的映照下，明帝国百姓个个喜悦欢欣，连那油灯爆出的灯花，也是格外的亲切。
但没有人真正喜欢《大诰》。因为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极其缺乏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只有身为统治者的朱元璋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秦制“外儒内法”，本就一贯崇奉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大诰》的命运急转直下，“喜色夜夜灯花亲”很快便成了过眼烟云。唯有永乐时代，朱棣为了彰显自己是朱元璋的正统继承人，曾一度强制民间重新学习《大诰》，并准许科举时于《大诰》内出题，还曾短暂允许底层民众手持《大诰》进京控诉地方豪强。
永乐时代之外的其他时期，对《大诰》“虽间有申明，但是力度明显减弱，更多的则是发挥科举入仕命题、‘减等治罪’以及变相规谏帝王的作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和社会管理中，其作用已不明显”。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堂之上偶尔还会拿出《大诰》来说事，但民间已鲜少能够见到《大诰》的踪影。现存《大诰》版本基本上刻于洪武时代，极少能见到明代中后期刊印的《大诰》版本， 即是一个明证。
没有人愿意按照朱元璋定下的教条，毫无自由地过完一生。
（本文选自谌旭彬所著《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
谌旭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7月
本书将《大诰》中的十二个案件抽丝剥茧，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物的荒诞命运。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毫无人身自由的卫所军奴，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离乡的农民，说错话连累邻里被没收家产的老妇人，不想做官只能切指的士人，遵行合理的立案程序却没能揣测出“圣意”的官员……通过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运，我们看到一个脑回路清奇的开国皇帝，是如何欺骗控制官员，如何监视窥探民众的。
华文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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