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西去
兰州解放后，为了总结战役的作战经验，贯彻中央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和恢复社会治安秩序问题，彭总在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兰州城“三爱堂”，召开了第一野战军师以上干部会议。
会后，彭总突然叫住我说:“罗元发同志，你来一下。”
于是，我跟着彭总来到他的办公室。
彭总对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国民党反动派。”
接着他以征求意见的口吻给我说:“野战军党委准备调你们六军配合一兵团王震司令员向西进军。”前不久，我曾代表六军指战员，向野司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执行最艰巨的战斗任务。我还没有回话，一兵团王震司令员便走了进来。他一见我，就高兴地说:“老罗啊，你们部队准备得怎样?这回，我们又搞在一起了咯，哈哈哈哈……”
“六军愿随一兵团西进。彭总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
我们这支队伍，自从延安抗击战以来，一直和王震司令员领导的二军并肩作战。对这次调整全军上下都很拥护。彭总还给我谈了关于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问题。彭总说:“少数民族间题，是西北地区一个突出的问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是战时的需要，而且也是战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建设大西北，使大西北繁荣昌盛的需要。”
他接着说:“我们有的指挥员打了胜仗，把功劳看成是自己的，觉得是依靠自己的天才打胜仗的，把人民都忘了。这种忘掉人民的思想危险呀1"
彭总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生怕我在执行中有点含糊。
听着他恳切的教海，我心里感到格外亲切。
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俘虏从沈家岭、皋兰山、营盘岭、狗娃山、马家山涌过来，兰州城所有的空场上和田地里都塞满了被俘的马家残兵败将.他们一个个面目污黑，衣衫槛褛，低垂着头。敌人逃跑时遗弃的武器、背包、文件……到处都是。
一天，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副政委徐立清陪同彭总来到我们驻地，这大概是为六军离开二兵团送行吧.彭总亲切地说:“你们部队在执行围迫堵打、冲锋陷阵的任务中辛苦了.但是，不能在兰州停留太久，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和准备后，要迅速西进。”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的意见呢？“
我和张贤约政委不禁异口同声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接着，许光达司令员针对这一行动的意义说道:“你们一定要配合兄弟部队迅速进驻河西走廊，这不单是因为那里有几十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还因为那里有自1938年以来开办的我国唯一的玉门油矿。河西走廊自古以来都是西通新疆的必经孔道，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必争的战略重地，所以，河西走廊在国防和经济上就更加重要了。”
我们满怀信心，接受了这个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还在打兰州以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英明地指出:兰州一经解放，你们必须乘胜追击河西走廊的残敌。
根据野司的部署，王震司令员率一兵团附六十二军为左路军直取青海西宁，越过祁连山向西进击;二兵团六军为右路军，绕乌鞘岭;踏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四军、三军附野司野炮团、战车营为中路军，沿甘新公路直取酒泉。
我一出兰州，只见路上塞满了支前的民工和后勤部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些同志，大都是从陕北就跟随我们南征北战。至今，他们还担着、背着，或是用小车推着各种军用物资K酶呼咙呼”地你迫我赶地向西疾进，车水马龙，欢声载道。军师宣传队在马路两旁或山崖绝壁之上，写上的一条条醒目标语:“彻底解放大西北广“解放全中国广“向酒泉进军，决不让敌人逃到新疆去!”不断映入眼帘，使人振奋。文艺战士们更加活跃，他们时而队前，时而队后，站在路旁高坎上，用快板、莲花落、秧歌调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那些唱词，都是他们深入连队，搜集了大量的英雄事迹编写的，真实，风趣，又有鼓动性，很受战士们欢迎。有些掉队的战士听了宣传鼓动后，顿时精神振奋，提起枪来跑步跟上了大部队，一面跑还一面跟着应和，情绪非常热烈。
路上，到处可见敌人丢弃的物资和抢夺老百姓的车辆、牲畜。三五成群的伤兵和散兵游勇，见到我先头部队以后，马上举枪投降，并请求我军收容.从兰州逃出的敌人，既没有完整的建制.也没有行军的战斗序列，完全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大军西进，一路上，凡有居民的地方，一些戴白帽、穿长袍的回民同胞，站在路旁拱手相迎，笑逐颜开。过去，国民党，特别是马家匪帮曾污蔑共产党“杀回灭教，共产共妻”，企图以此煽动回民群众反对我党我军。由于我军节节胜利，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仅使长时期以来的民族隔阂得以冰消雪融，而且所到之处，万民拥护，革食壶浆，争相迎送。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战士到了宿营地，宁可露宿房檐屋外，沟坡野地，也不随便占用民房，特别是喝水用炊，更是严格遵守民族风俗习惯。一位回族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见到了解放军，我老汉没有白活”，他从铿亮的铜壶里盛了一碗水递给我。为了表示心头的感激，我一饮而尽。
部队每天行军百余里，吃不好，睡不好，战士们的体质显著下降。我心里非常不安。一天宿营后，我找到后勤部长郑云彪同志，想请他和各师后勤部说一下，看能否想想办法，尽量给部队解决一些生活困难问题。他回答说:
“现在确实困难，大军通过人烟稀少的地方，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听到他说以后，我的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几天不见，他的脸也瘦多了。刚30出头的人，却变成了几十岁老翁。他背着炊具，军服有几处被扯烂了，处在这样贫穷的黄土高原，每天起早贪黑急行军，他能想出什么办法呢?平时，郑云彪同志喜欢在军部下象棋。
兰州战役前，各部都在紧张地备战，一天，我见郑云彪又蹲在军部下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了他一通。他搔了搔头，笑着下部队了。后来，有人给我讲，你要是看到郑部长在下棋，说明后勤保障工作就没多大问题，要是找不到他，那粮秼供应就紧张了。怪不得今天我找不到他.郑云彪同志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军长，这不毛之地不要说油肉之类的食品，甚至连青菜也很难见到。仅有的一点土豆、白菜、黄萝卜也被前面的部队买光了.眼下只好让部队吃苦了。”
越往前走，景象越凄凉，卵石遍地，十分贫瘠的田野里，稀稀落落的玉米秸在秋风掀起的阵阵尘埃中摇曳。据这里的老乡说，他们全年产的粮食还不够半年吃，还要给地主交租，给官府缴苛捐杂税，马家军一来，更是横征暴敛。一到春天，清水和着野莱充饥，生活苦不堪言。
部队进至黑冲滩，几个青年农民带着一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挡住了十七师四十九团的先遣班，要求收下他们的俘虏。原来是我们攻打兰州时，马鸿逵部的一个上尉连长，趁混乱之机，拉拢了30多个散兵，掠走了一些财物，企图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当他们见我尖兵班远离大部队，便尾随一天一夜.准备在黑冲滩下手.就在他们密议的时候，被当地群众发觉了。几个青年人一串连，集合了百十号人，一阵混战之后，匪连长自己当了俘虏，唆罗们各自弃主逃命，他们有力地保护了我先遣班。
从兰州出发后，我军所到之处，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要求参军的很多。我记得部队路经一个小村子时，有个叫李桂英的青年妇女，她和丈夫结婚不到三天，即遭马匪散兵游勇一场浩劫，一家人半辈子含辛茹苦置办的一点衣物，全被抢光。当她看到我军严明的纪律后，拉着丈夫送到了部队，坚决要求部队收留他。
不但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参军，甚至连商人都要求参军。有一个汽车商人，拥有三辆美国道吉牌卡车，从抗日战争起，他就在兰新、宝成、滇缅公路上跑生意，因此，视车如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曾多次以五百两黄金为诱饵促其带车入股，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我军西进以后，国民党军队潮水般地向西溃逃，这个商人的汽车被敌人抓了“官差”，任凭敌人威逼利诱，商人和驾驶员宁死不愿开车。敌人慑于我军进展神速，遂弃车逃命。我先头部队一到，他立即要求参军，并声明无代价将三辆车献给解放军。后来，经师批准，委任其为汽车大队长。
9月8日.，我军进至膳马坪、平城堡、满家庙地区。部队宿营后，我看到附近群众在围观指战员，他们穿戴与其说是衣服，不如说是布条更真实些。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大部分人都赤着脚，即便有鞋子的人，也是出趾露跟。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裤子简直无法遮羞。他们望着战士们洗漱、做饭，眼里饱含着贪馋的目光……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马氏军阀，真是把甘肃人民推到了绝境。
这个村里的农舍大部分是茅草房，如果不是屋面上抹了一层泥巴，一阵大风就能把房盖掀走。我和军里几个领导同志边走边看，到村子西头，见搞民运工作的干事们访贫问苦，刚一进老乡门便匆匆退了出来，而且面带难色。经过询问，我大吃一惊，十几岁的大姑娘连裤子都没穿。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合家两条裤子，谁出门谁穿，难怪围观的群众中多是男的。
司令部刚刚到宿营地，我们立即召开了会议;号召部队开展救济活动.政治部用电话向部队传达后，各级指战员把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鞋袜捐献出来。搞后勤的同志把本来不宽绰的粮食也匀出来救济饥民。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同志告诉我，五十团有个山东籍的战士，在他参军前说了一门亲事，姑娘很钟情，临别时给他绣了一双鸳鸯戏水的袜底，非常精细。西府战役中，为了轻装，他扔掉了衣服，这双袜子始终带着。这次，他慷慨地拿了出来.群众对我军感激地说:“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救了我们的命啊!"
9月10日，我军从左右两路先后到达乌鞘岭。
关于乌鞘岭的险峻，历史上曾有不少文人墨客赋诗立说，也有不少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乌鞘岭雄踞天祝县境，余脉绵延起伏，海拔数千公尺，群峰拔地而起，直刺苍弯。峰尖云遮雾罩，山间烟气缭绕，远远望去，一道冰峰雪墙正好堵住我们的去路。
时令还是夏季，但这里早晚已寒风飕飕，有时还雪花飞舞。战士们身着单衣，个个搓手跺脚，以疾步运动产生的热量来抵御这塞上风寒。
这里是蒙古族和藏族聚居的地方。由于交通闭塞，他们基本上与外界隔绝。乌鞘岭下有座喇嘛庙，坐落在茂密的松林里。由于年代久远，门窗上的油漆早已剥落。喇嘛们大部分是藏族，也有蒙族。他们身着裂装，足蹬青缎子僧鞋，手捻佛珠，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的战士。战士们曾在兰州学习过民族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略懂庙堂规矩，便双手合十，进庙观光.深受喇嘛们的欢迎。第二天部队出发时，喇嘛们全体出送，各族群众站在路口，祝福部队一路顺风，吉祥平安。
9月9日一大早，军侦察科长王正臣兴奋地向我报告说:“罗军长，国民党驻乌鞘岭和大靖的骑兵部队决心放下武器，起义投诚，现在已派人来联系了。”当即，我和军里的几位同志仔细研究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拟定出几条措施，决定派十七师特务营营长吴特、十六师联络科长胡天舜、四十九团副参谋长唐光同志带20余名政工干部，火速前往大靖，接应并准备做好收编的政治工作。饶正锡副政委对吴特一行人指示说:“你们去后，一定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团结改造起义部队，做好溶编工作。”
国民党驻大靖一二O军一九一师的这个骑兵团，原是
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具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团长曲绎兴、副团长王守贤都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部队离开家乡，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他的部队也被改编调往西北边区。这个团原是由一个骑兵军缩编的。胡宗南把他们安排驻在河西地区，但终归属于杂牌军而倍受蒋介石的控制和歧视。我侦察人员和他们接触后，曲团长和王副团长向我捎话:“国民党腐败透顶，必将彻底失败，我们迷途知返，决不作蒋介石的殉葬品。”后来，又从野司转来他们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起义的通电，使我很高兴。
然而，甘心为蒋家王朝殉葬的人还是有的.国民党九十一军二四六师驻在骑兵团的西北边—武威地区，为了以防万一，我特意要吴特、胡天舜、唐光等同志一定要注意掌握起义部队的情况。事后，吴特报告我说，他们安排了由比较接近革命的四连长王友仁带队断后，曲团长亲率一连为前卫，于9月n日撤至松山城郊，接受我军整编。
秋高气爽，红旗迎风招展，800余人的骑兵团，带着枪械和火炮，伴着咳咳嘶鸣的战马，整齐地站在郊区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当宣布他们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骑兵团时，全场沸腾了。起义官兵感到格外高兴，获得新生，走向光明的官兵们，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跟共产党走1毛主席万岁1"他们起义的行动，把整个河西走廊都震动了。
曲团长和王副团长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军佐，我们戎马生活几十年，今天才算是走上了人生之道，拨开乌云，始见曙光!’’
后来，有许多起义战士到我们部队里要求换军装，他们说:“我们都参加解放军了，反动军队的衣服再也不想穿了1”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目前行军打仗，来不及补给，再说，只要掉转枪口打敌人，照样立功授奖。一席话，大家才高兴了。但还是有人用自己的新军装换了解放军老战士的旧军装穿在身上。
13日，我六军沿甘新公路东侧，取道松山城、大靖、土门子线前进。我们并肩战斗过的兄弟部队三、四两军沿甘新公路推进。下午，传来了捷报，三军先头部队进占古浪时，敌一二O军残部一触即溃，向西逃去，又一座西北高原的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4日.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声大作。一阵大风过后，便浙渐沥沥地下起雨来。部队冒雨前行。我们都浑身淋透，连装在干粮袋里的面粉也和成了糊糊，乌鞘岭余脉没有参天的山峰，可那怪石嶙峋的山间小道，走起来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我先头部队进占大靖时，民勤伪保警队也宣布投诚。
入夜，风停了。战士灯一边忙着做饭，一边在烤衣服。突然，有人在拽我的衣服，我回头一看，哟，几个藏族同胞提着茶壶，挎着几筐牛粪干站在那里。由于我们彼此语言不通，只好相互用手势表达着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地方贫穷如洗，群众都是靠拾牛粪干来烧火取暖做饭。看到他们和善的脸上流露出的诚挚感情，我一时竟不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谢意。记得1935年长征的路上，我们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许多藏族同胞把他们仅有的一点青棵面都送给了部队，好些藏族同胞还自告奋勇为红军带路，使我们终于通过了雪山草地。此时此地，虽没当年那么险恶的环境，但从他们这一举动来看，说明沿途各族人民是多么拥护我们。人民，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
16日，我们得到部队的报告说，四军侦察部队于武威南李家庄击溃敌一七三师骑兵团一个连后，攻占了武威城。
第二天，三军先头二十五团相继到达武威，敌九十一军骑兵团及二四六师骑兵团共人马1700余，也于武威附近向我投诚。至此，二兵团的三、四、六军汇合在一起，部队按照各自的任务继续向西进击。
武威、张掖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其中有一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戈壁沙滩横亘其间。这里是“天上无飞鸟，地下人烟少.”部队后勤供给本来就无法保障，现在又处于这样的地区，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接踵而来。自从开始西进，我们天天行军，每天天一亮就出发，直到太阳下山才宿营，忍饥受渴，风餐露宿。战士们一个个嘴唇干裂，两眼布满血丝。加上高寒地区气候忽冷忽热，很多人患了高山病、重感冒。特别是那些刚入伍的新兵，平时没有经过锻炼，陡然进行这样激烈的急行军，很多人在沿途行军中，脚上打了泡。伤病号和掉队的逐渐增多。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持部队战斗力，军党委号召大家再鼓一把劲，团结互助，同甘共苦，战胜困难，把红旗插到酒泉去!身体强壮的同志争着替身体弱的背武器;对脚上打了泡的、身体有病的同志，争相搀扶，尽量减少他们的负担和痛苦。干部更是跑前跑后做政治思想工作。开始有的是“双枪将”，最后成了“三枪将”。每到驻地，连长指导员总是先给伤病员打洗脚水，安排食宿。越是这样，体弱的同志越是鼓起精神前进，不愿给其他同志增加麻烦。
我们部队虽然行军很苦，但路上大家的情绪异常兴奋。王震司令员率领的一兵团二军9月10日由青海西宁附近西进，自14日进入祁连山区，遇狂风雨雪，兼以沿途一片荒凉，毫无人烟，虽然冻死冻伤一些人，但部队仍奋勇前进，一举翻过海拔500。多米的祁连山，直取张掖。这时，新疆原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将军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赶到酒泉和平谈判，我两路大军于上述地区集结休整补充待命。
20日，接野司电报:为促其酒泉之敌军投诚、起义，尤其防止其中反动分子的破坏，命二兵团集中各军所有骑兵，组成骑兵支队;另以汽车载步兵一个营，配合战车营组成快速部队，由三军黄新廷军长率领火速进驻老君庙油矿。
21日，三军的快速部队由武威出发，经张掖，与二军胜利会师后，25日进老君庙油矿。在该矿工人和职员的配合下，完整地接收了油矿，并使其照常生产，支援解放军用油。
张掖解放后，军党委在永昌县接到第一野战军前委指示:
命六军由二兵团转隶一兵团建制。
军党委立即召开了扩大会议，我传达野司前委赋予六军的任务:迅速进疆，接管城镇和边境防务，改造起义部队。
我军西进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快。龟缩在酒泉的敌军西逃不能，南向无路，北窜又没有依托，东有我各路大军进退维谷。当古城酒泉遥遥在望的时候，9月25日，传来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生通电起义的消息。
我二军五师一部，以起义之第八补给区辎汽团100辆汽车由张掖、临泽线运至酒泉，并继续运至玉门、安西。河西走廊敌军除周嘉彬、黄祖勋等少数匪首南逃外，其余如西北长官公署、第j、补给区及九十一军、一二0军残部，以及整编四十二师二三一旅和直属工兵、炮兵等机关部队均起义，听候我军整编。至此，河西走廊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酒泉，古称肃州，是我国古代名城.远在15世纪，这里就曾是关中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市面异常繁荣。进入酒泉后，展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由于驻在河西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黄祖勋唆使特务破坏，致使仓库起火，整个酒泉城浓烟滚滚，街上寥无行人。我们一面带领部队救火，一面组织安民。当时连仅有的几家面食馆子，也都关门闭户。当居民看到我们的战士后，立即涌向街头，欢迎我军。在一个商号门前，我听到一位老先生拉住战士的手说:“贵军实乃仃义之师，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上下平等，爱民如子，将来定能安邦治国！"后来，老乡们告诉我，这是一位前清举人，80多岁了，在地方上颇有声望。酒泉的和平起义，他虽没参与其事，却也掀起了一阵舆论。
9月28日，我军胜利到达酒泉。这一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电慰新疆起义部队全体官兵。29日凌晨，国民党驻酒泉独立师师长余奇来电话联络，我向其发出了必要的训令后，遂派十七师副师长袁学凯同志前去领导改编事宜。后来，该师400。余众与我十七师合并，程悦长同志任师长、余奇任副师长。在对该师整编时，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有关政策:留者欢迎，走者自便。有个叫丁扎华的副团长告知，他家有老母，子女幼小，愿意解甲归田。我们不仅发给路费，而且召开欢送会。该师100多名老弱残疾，也都作了妥善安置，使其生活有着落，无忧无虑。对余奇以下各级官佐，职务不变，薪金与我军平等.改编后，4000多官兵称颂我党政策的英明，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消息传出，对动荡不安的新疆起义部队震动很大。
我和军的几位领导同志对进疆的任务都已明确:接管迪化和北疆全部防务，维持地方治安，镇压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要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取决于我军迸疆的速度—特别是交通工具和入疆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
从酒泉到迪化(即乌鲁木齐)要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漠瀚海，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这么多的部队，除少数空运外，其余的不管是车运还是步行，都急需大量的盛水用具、帐篷、御寒设备，大批的骡马还需要数量庞大的草料。
在进疆前的这段时间里，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从军到各师指挥所里都忙于各项准备工作:各师的领导干部、军司令部的参谋、后勤部卫生部的助理员进进出出，开会、打电话忙个不停，只有到凌晨时分，我们才能静思其他各种间题，检查各师整训和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这时候，部队的工作和思想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到进疆任务的顺利进行。从各团的汇报中可以看出，思想间题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受到一些人(其中也有敌人的造谣惑众)对新疆气候的过分夸大与渲染;其二，由于新中国成立在即，认为战争已经结束，革命已经到头，应该回老家享受天伦之乐了。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的同志，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现在胜利了，老婆间题也就成了个人的大事。
当然，这些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关键间题是新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天寒地冻，因此，有一些同志就产生了顾虑过多和畏怯心理。实际上，这种心理在张掖就已经滋生，不过没有这时明显罢了。
从部队到达酒泉起，战士们出于关切，逢人便打听新疆情况。一些暗藏的敌人，装出一副无所晓的样子，不只有问必答，甚至不间也说，而且绘声绘色，添枝加叶，宛如亲历一般。他们把新疆描绘得十分可怕，说什么冬天小便时会冻成“冰棍”，要拿棍敲;出门走路只能露出两只眼睛，否则耳朵、鼻子冻得一摸就掉。夏天呢，戈壁滩上的石头上可以烙饼，出门不戴帽子能晒成“鬼剃头”，吐鲁番的县太爷坐在凉水缸里断官司还得要八个拿扇子的。说到风沙，那就更离奇了，能刮得大石头遍地滚，刮得骆驼在空中打旋。
这些无稽之谈，战士们虽说不可能全信，但思想上也在嘀咕。有些干部也受影响，产生了畏难情绪。于是，军党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深入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请那些真正了解新疆情况的人到连队去介绍情况。酒泉中学教员李东林同志，30多岁年纪，自告奋勇来军里给我们介绍情况。他从新疆的天文地理到政治经济，从丝绸之路到新疆的前途，讲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很多战士听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李东林同志是个刻意求功的人，但刀兵霜剑的现实，通得他走投无路，只好愤然辞职。他想找一立足之地求得解脱，便只身漂泊到新疆，结果还是碰壁而回。正当他沉吟思愁，阴郁寡欢的时候，酒泉解放了、他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地方工作队。
部队经过教育，解除了恐惧心理，一扫蒙在战士心头的阴云。各部精神振奋，军容整洁，普遍做到了不愿入疆而改为较愉快的愿意入疆，由组织服从逐渐做到思想服从。
9月30日下午，各团都召开了进疆动员大会。会上，各连、营、班排和个人之间的挑应战书，雪片似的飞向主席台，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