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写信请求调停,苏联原样转给西柏坡,五大书记为何置之不理

蒋氏写信请求调停,苏联原样转给西柏坡,五大书记为何置之不理,第1张

蒋氏写信请求调停苏联原样转给西柏坡,五大书记为何置之不理

作者:周坚卫

1948年,解放区发起猛烈的攻城攻势,先后解放了洛阳、延安、宝鸡、开封等城市。同时对济南、烟台、长春、郑州、沈阳等城市作出战斗部署,迫使蒋四处调兵灭火。

双方的军事对峙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状态,蒋深感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此外,美国对此也有些不满,甚至有支持李宗仁撤换蒋的意图。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出兵东北,蒋的幕僚们给他出了一个看似高明的主意:请苏联出面调解对抗,暂缓当前的紧张局势。

蒋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安排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请求调解。

王世杰文笔很好,信写得很好,说“国家战后绝不可再战”,“现在最重要的是停止内战,同心协力共商国是”,“兄弟不可同室操戈,以致两败俱伤”,“明争暗斗天天被地球打败,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害群之马”,“立即消除私人仇恨,团结一致,

蒋对这封请求信非常满意,于是派人把它送到莫斯科。然而,蒋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任何回音。

原来莫斯科收到这封信后非常尴尬,经过苏联高层讨论,决定将这封信原封不动地转到西柏坡。据强调,这是江给苏联的信,现将原信转发给你们,供你们参考。

西柏坡接到莫斯科来的信后,主席立即分发给周、朱、刘、任四书记,大家看了没有意见。据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施哲说,当时只有周副主席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你看这封信就知道是王世杰写的,文笔如书。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周副主席对王世杰相当了解,对信的内容有一种不屑的鄙视。

[王世杰]

王世杰,湖北人,十四五岁时被清朝重臣张之洞接收,获准入新学堂读书。在湖北求学期间,他与李四光等人成为挚友。

在英国留学后,他学习了经济学,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蔡元培邀其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筹建武汉大学,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因为对教育的执着和投入,他加入了当局,先当教育部长,后当宣传部长和外交部长,还一度担任蒋介石在台湾的秘书长。

1953年,他因在会议上与江的长子发生争执而被撤职。之后,在陈诚等人的帮助下,于1958年重新就业。此后,他不再涉足政治,专心从事文化研究。他于1981年在台北去世。去世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所有的书籍和字画捐赠给武汉大学。这也说明了他对武汉大学的特殊感情。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西柏坡的决策层对苏联的这份调解请求信充耳不闻。

首先,苏联明确表示,函转只是供我们参考,不是征求意见,所以没有必要发表意见。

作为苏联红色阵营的领袖,在当时的东方乃至欧洲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它介入,西柏坡自然重视。但苏联的态度相当明确,没有调解的意思。如果有,我们一定会用另一种修辞让我们理解它的含义。

此外,苏联对交战双方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45年8月,苏联红军突袭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并收复了东北,并表示东北将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交给中国人。

【东北人民欢迎苏军进城】

这个时候苏联对谁来接管东北的态度是矛盾的。有一种态度是,打算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军先接管东北,造成对东北事实上的占领。这从苏联安排抗联人员或我方成员担任东北军警备司令部副职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苏联人也没有明确支持我们,所以我军进入东北也遇到了很多麻烦。

我军起初只从离东北最近的派了几千人到辽宁,从全国各地派了、张、三位原东北军将领到东北。

随后的9月,延安意识到东北的重要性,与苏联取得联系后,决心进军东北,但延安接管东北仍有困难。

李运昌

当时苏联和蒋签了同盟条约,苏联开始让老蒋的人接管东北,但是暗地里给了我们一些默许的支持。此时苏联对我军与蒋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态度,处于暧昧阶段。

当时有一点是肯定的,苏联不支持战争。1945年6月,苏联代表决策层作出评论:“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战时一切团体和组织加强的战线”,意思是支持中国建立多党合作联合组织。

此外,8月20日左右,延安接到莫斯科来电,表示中国不能打仗,否则有覆灭的危险,毛应赴重庆和谈。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态度是和谈,不是战争。

随着重庆和谈和随后的军事较量的结束,莫斯科不愿过多干涉,而更多的是旁观。

其次,我军已经做好了辽沈战役的准备,不会再给蒋更多的时间部署兵力。

西柏坡在8月份准备了一场东北大战役,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我军在东北的实力,加上群众的支持,可以拼死一搏。

向东北进军

在这种时候,当你收到蒋介石要求苏联调停的信时,你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拖延战术了。所以西柏坡五大书记对这封信置之不理,反而更加坚定了夺取东北的决心,越快越好,不给蒋军时间。

事实证明,西柏坡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军随后在黑土地上作战,直到东北完全解放,而且越来越强,整体军事实力超过蒋。

此外,这不是第一次蒋介石食言,欺骗的伎俩很难奏效。

自抗日战争以来,有过一段合作抗日的友好时期,但双方摩擦不断,影响最大的是皖南事变。蒋不仅扣押了叶挺军长,还屠杀了新四军。更可耻的是,蒋还打了新四军的标签,宣布取消番号。

惨痛的教训使我军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我们不能一味地谈合作,必须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对付敌人。

1949年1月底,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双方都没有提到几个月前蒋介石给我们的请求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联并没有重视蒋的要求,很可能连答复都没有。

蒋在特殊时期的心机,不但没有调解成功,反而使我们掌握了他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坚决彻底地消灭东北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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