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看着许老板的球队在亚冠赛场上被血虐，一股子幻灭从头到脚灌下。
从12强赛出局到亚冠的血洗。
又是一个四年，从归化球员的争议到破产，又是大起大落。
又是一个十年，从反赌扫黑的废墟，到恒大入主的振奋，到金元足球的烈火烹油，最后烧毁一切，炸毁一切，又是一个废墟。
又是一个三十年，从甲A的彩色到中超的黑白，从王健林的怒吼到许家印的挥手，从亚洲一流的遗憾到亚洲二流的无奈，又是一番沧桑。
所有在时间上的维度，在这几场比赛之后都停止了。
同时停止的，还有一场用钢筋和水泥，领导和大佬，金钱与利益构筑的足球泡影。
于是我们决定做点什么，记录下来。站在中国足球的历史节点上，总要有人记录些东西，尽管这记录是沙滩上的字，海上的蜃景，堂吉诃德的风车。
但总归是要记下的。
我们想构筑一个愚蠢的史观，描述一个拙劣的时代，用地产的三十年，足球的三十年，大佬的三十年，组成一个《地产足球三十年》。
讲讲老故事，在老故事里找到现实，也找找未来。
第一期：路在何方
1981-1994
1992年6月22日下午，一群人正在为一件事吵得不可开交，争吵的地方是八一体工大队的招待所，旁边就是举世闻名的国防大学，这附近有个公交站，名字叫做“红山口”。
这群人争吵的事情，与时间的诞生和生命的起源并称宇宙三大难题——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一位南方足协的负责人说：
“中国足球走到今天，必须要改革了，职业化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听到此语，更多的人则是不停地摇头，有人说：
“中国目前的大环境根本不适合走职业化，现在门票才两三毛一张，观众都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五元、十元，甚至是二十元，那还会有人看球吗？”
有人说：“专业队变俱乐部，到时候足球谁来领导，让那些企业老板们？行吗？他们懂球吗？”
看到这争执不下的场面，一位工作人员十分担心地询问上任不久的中国足协负责人王俊生怎么办，王赶忙安慰：
“慢慢来。”
#替罪羊 #
半年前，43岁的王俊生走进了中国足协的办公室，这片位于体委训练局游泳馆二楼的场地，是王俊生的老师年维泗出面租借的，环境还算不错。
年维泗带着王俊生在一扇门前停下，掏出一个长柄钥匙打开门，然后意味深长的对王俊生说：
“这是我的办公室，现在轮到你了。”
一个“轮”字，道出年维泗40年的沧桑。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足球人，他是幸运的。
不到20岁就入选了国家队，随后代表中国队赴匈牙利留洋学习，与一代球王普斯卡什同场竞技。
匈牙利留洋期间的年维泗和队友
那年世界杯，普斯卡什带领匈牙利国家队2-3惜败吃了兴奋剂的西德。在布达佩斯的醉人的风光里，年维泗和数万匈牙利球迷一道，眼含热泪迎接这群失败的英雄。
那一刻，他看到了世界杯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足球给予一个国家的力量。
但年维泗也是不幸的，留洋归来不久新中国退出了国际足联，在友谊赛中腿受重伤烙下终身残疾，刚当上教练就赶上文革，他因为是“贺龙的人”而被打倒、下放，去工厂烧锅炉。
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步解封，年维泗等也相继复出工作，他们带着容志行、徐根宝等文革前后选拔出来的队员南征北战，拿下亚洲杯季军。
当时的年维泗们乐观的估计，用不了几年，中国足球将冲出亚洲！
结果……
从苏永舜到高丰文，从北京的工体到新加坡的雨夜，从“519”到“黑色三分钟”，中国国家足球队一次又一次的倒在了亚洲的边界内，打不赢的比赛一年比一年多，输的球队一次比一次离谱。
1990年，10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许多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脸，他们庆祝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国庆节，观看着这个特殊的赛事——亚运会。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赛事。
《亚洲雄风》旋律铿锵有力，向亚洲和世界表明一个古老民族走出历史的决心。在各个赛场，中国健儿捷报频传，夺金摘银如探囊取物。
今晚轮到足球了，只要打败面前的对手，中国队就将闯入本届亚运会的四强，距离拿一枚奖牌，甚至是拿一枚金牌的目标又进一步。
对手？不在话下的，泰国，中国队就是再怂，也没输过泰国。一群来自重庆的球迷，为了来北京看球倒休了20天，把返程的火车票定到了决赛后。
猛然，风云突变。右后卫朱波停球不稳，被泰国球员抢夺球权，突破、打门、得分。
0-1。
巨大的喧闹声开始笼罩工体，愤怒与哭泣让人看尽众生相，好在五一九殷鉴不远，球迷的情绪只停留在了嘴上。
比赛结束后，年维泗心情沉重，明明很努力地带队、执教、管理，捋顺各级关系，协调各方势力，最后得到的却是滚滚而来的骂名。
年维泗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一切：
“诡异。”
考虑再三，他终于拿起笔，写下了自己足球生涯的句号。
“我曾不信中国足球就冲不出亚洲，我也曾不服我们干足球的人就这么窝囊，但严酷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摧毁着我的信心和意志。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封信，就权当是我的辞职报告！”
一年后，年维泗接到了上级的调令，搞了一辈子足球的他到了跟足球告别的时刻，他打算做点什么。
于是在跟组织的恳谈中，他坚定地推荐了王俊生。
在有资格接替年维泗的人选中，论资历王俊生最浅，论名望王俊生最低，论呼声王俊生最小。
更关键的是，他一直在地方体委工作，上调之前担任北京市体委计财处主任兼北京足协副主席，并非国家体委“嫡系”。
央地之别，微妙。
当年曾雪麟作为地方队教练，跟年维泗毛遂自荐后登上了国足主帅的宝座，最后酿成大祸。
毫无疑问，此举在足球系统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说，王的上位是因为他是年维泗的学生。
没错，70年代，王俊生曾短暂入选过年维泗执教的国家队，但时间不长就被调整出队。离队前，王俊生把国家队发给他的每一件球衣都洗好、叠好，整整齐齐地交还给了年维泗。这让见惯了五大三粗的糙哥的年维泗印象极为深刻。
此后王一直在地方队工作，国家队每有需求，他都尽力安排协调，让年维泗非常受用。
但这次临别前的托举，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二人的师生之谊，而是年维泗看中了王的一个特质——年龄。
年维泗想过，中国足球非有个十几年的时间不能崛起，但环顾足协内外，有资格的年龄基本与他相同，干个两三年便要到站走人。
何况他们那一代足球人的智慧早已吃干榨尽却于事无补，中国足球已经到了非要砸碎一个旧时代，建立新秩序的时候了。
于是，年维泗顶住压力，把钥匙交给了身后的王俊生——轮到你了！
王俊生与阎世铎
王俊生并非不知道接过这把钥匙后的凶险。上任前，一位体坛老前辈语重心长地劝王俊生慎重考虑：
“别去当替罪羊了！”
但属鼠的王俊生自信自己不是羊。
况且不惑之年，正是大展宏图之时。纵然前辈的忠告诚恳，可他还是毅然从老师年维泗的手中接过了钥匙，他说：
“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
#元年 #
1992年，变革之年。
这年之前的岁月，让一个年轻人有些苦闷。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年轻人已经不算是年轻人了，38岁，青年人的尾巴，中年人的新兵。
4年前，他做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放弃了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公职，转任一家国有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但这家公司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烫手山芋，企业账面亏空几百万不说，前任总经理因为经济问题被查，内部人员也是一笔烂账，正常人唯恐避之不及。
可这年轻人天生就有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
当年在部队，他觉得一个战术动作有问题，愣是逼着教官同意了他的看法并修改了教科书。
更重要的是，这年轻人喜欢掌控，喜欢自由，喜欢掌控自己命运的自由。
置身体制内，终究是要为上下级所累，但在企业里，他就是老大，他就是一切。
短短一年，这家濒死的公司就在他的手中起死回生，不光偿还了全部债务，还实现了千万盈利。他大手笔向员工派发奖金，还组织员工一起出游庆功。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再干一场时，他接到了纪委的传唤，理由是两个字：
腐败。
尽管此事最终得以澄清，无非就是用了公款安排了员工福利而遭人举报，但这种不能掌控一切的无力感还是让他心痛。
更闹心的是，公司内一些老员工仗着资历无所事事；有两个司机不听使唤差点耽误大事，他想把他们开除，得到的却是两人的无情嘲笑：
“我们都有编制。”
年轻人愤怒了，他向主管领导控诉、发泄，是他让公司偿还了几百万的债务，是他让公司获得了千万盈利，是他提高了员工待遇，到头来他仍旧是一个大号的螺丝钉，没有也不配有权力掌控整个机器。
此时，一个老人悄悄地坐着火车来到南方。他边走，边看，边对身边的人说了几句话，时代从此不同。
年轻人不再苦闷，他迅速抓住机会，向上级部门申请了企业改制的名额，筹措资金置换了国有股份。
成为真正的老板后，他觉得公司现在的名字有点土气，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重金征集新公司的名称和LOGO。
在200多份作品中，他一眼看中了一位年轻设计师的作品：
一个由W组成的波浪和D构成的船帆，像是一艘在汪洋大海中乘风破浪的巨轮——万达。
从此，那个在体制内跑了二十多年的年轻人退出了舞台，一个名叫王健林的中年房地产商人走到了聚光灯下。
在老王忙着企业改制的时候，比老王小一岁的滑建明从香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南。
相比于老王的军旅出身，滑建明的经历倒是显得颇为书生气。1979年，滑建明从郑州大学英语专业毕业，随即进入河南省外经贸委工作。1982年，滑建明被派往香港工作，一干就是十年。
这十年间，滑建明的官方简历上说是在香港担任某贸易公司经理。但在坊间，有关他的传闻很神秘，有说他靠炒楼花赚了一千多万的，有说他认识了某些人。
但无论事情真相如何，都没妨碍滑建明带着人生的第一桶金回到家乡创业的想法。就在老人讲话的三个月后，滑建明与河南建行合资成立了一家企业，注册资本800万。
滑建明给这家企业取名为“建业”，而他的名字也变成了另外三个字：
“胡葆森。”
有的人回到河南，就有的人离开河南。
这一年，比滑建明，不，比老胡小四岁的小许，毅然辞去了车间主任的职务，离开了已经工作十年的舞阳钢铁厂。
小许有点委屈，为了给车间工人提高些福利，小许变卖了车间里的一些废料，结果遭到了领导的质问：
“为什么给你的工人发大米？”
小时候，算命的跟小许奶奶说，这孩子将来要端金饭碗，但当时的小许甭说饭碗了，连饭都吃不上。为了走出农村，他买过苹果，倒过石灰，掏过大粪，开过拖拉机，最终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舞阳钢铁。十几年兢兢业业，假没休几天，最后竟然因为给工人发了点福利而被调查。
走吧，外面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
目标深圳，出发。
在这个因为改革开放而兴起的城市，小许与数十万受到老人南方讲话感召的公职人员一道，从一个小业务员干起，每天东跑西转。
不同的是，小许全然没有国企干部的身段，每次见到要害部门的打字员，他都会诚恳地喊上一句：
“师傅，我叫许家印。”
小许放下了身段，上海人张玉良也感受到了改革风向的浪潮。
在老胡回家的那个月，张玉良接到了组织上的委任状，让他带着两千万的资金，奉命创办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绿地。
这就是一个伟人之于时代的力量，其掀起的风潮迅速席卷全国，并汇聚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行业。
这一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1991年同期增长了117%；
这一年，地方房地产投资增长50%以上；
这一年，北京市从事房地产业的企业数目达到了17000家；
这一年，海南的房价暴涨至了5000元一平米。
从此，房子——不再是一种福利——它开始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资本，一种象征。
这时的中国足球可没有这么多象征，主管机构中国足协甚至连自己的办公楼都没有。
但刚刚坐上足坛掌门人椅子的王俊生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因为他要处理一件他的前任处理过无数次的事件：
中国足球又输了……
#一步到位 #
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对阵韩国国奥，这场比赛只要打平，中国队就将打进巴塞罗那奥运会。
此前不久，徐根宝接棒高丰文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根宝也获得了一个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
第一位通过竞聘上岗的国家队主帅。
在竞聘会上，徐根宝西装笔挺，好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用一张张图表向各位评委讲述了国家队的年龄结构，教练组状况，亚洲其他球队的状况等，逻辑清晰，条理清楚。
最终他以13票的绝对优势当选。
海埂基地的会议室里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能讲两句吗？”
众人定睛一看，正是刚刚卸任的高丰文。
但没等他讲话，主持会议的官员赶忙打断，“会议结束了，下次再说……”
失败者没有资格说话。
走出会场，徐根宝成为了国足国奥的双重教练，一时间风光无限。
亚运会出局后，徐根宝的国奥便成为了中国球迷的安慰剂。
在泰王杯上，以范志毅为代表的国奥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3-1击败苏联球队夺冠。在奥预赛第一轮中，国奥一胜一平啃下朝鲜晋级下轮。
今夜，决战时刻到来。
哨声响起！
没想到，这声哨没有成为冲锋的号角，反而成为了场上的11个人催命符，他们如同丢了魂一般，浑浑噩噩，不知所以。
2分钟，5分钟，9分钟。
中国队在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被韩国队连进3球……
崩盘！
这一场毫无斗志的失败，让王俊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屁股下面这把椅子的威力。
比赛结束后，王俊生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打得比枪管子都热，骂声伴随着电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当晚22点40分，体委主任伍绍祖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是操着南方口音的时任领导。
“我晚上有个外事活动，上半场没看，只看了下半场……”
“要强调战斗精神和顽强作风！”
领导表达的，正是当时全国球迷对这支国奥队最不满的地方——输球可以，但别输得这么丢人。
第二天，王俊生走进了体委的大会议室，他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般不知所措。
但伍绍祖并没有批评这位刚刚上任的足球负责人，反而是给了王俊生强有力支持：
“中国足球必须要改了！大胆改革，要敢闯，敢干！”
走出会议室，一个预感从王俊生的脑海中钻出，一场中国足坛的大地震即将到来。
此后几个月，王俊生到处调研，与同僚、专家、各级足协负责人座谈，最终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
“职业化。”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争吵。
不过这纷扰的声音很快就平息了，因为反对职业化的人很多，但理由并不统一。
有的就是认为中国足球搞不了职业化，有的则是担心职业化后自己大权旁落。
更重要的是，主管体育的高层领导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我们的足球物质条件、技术水平不能一步到位，体制上能不能一步到位呢？”
正是这个问题，打开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门。
而这次会议，也被载入了中国足球的历史，史称“红山口会议”。
中国的事，有时很复杂，有时也很简单。
口号是喊出去了，实际操作呢，还是要落实到具体。
足球俱乐部怎么搞，主客场制怎么弄，球队之间能不能转会……
最关键的问题是，钱从何来？
红山口会议召开的那一年，足协每年能够从体育总局得到的拨款是：
“一百万。”
1992年底，为了给职业化的联赛铺路，也是为了给职业联赛筹措资金，中国足协在广东省举办了全国俱乐部锦标赛。8支球队捉对厮杀，但球迷寥寥无几。某场比赛看台上的球迷还没有主席台上的领导多。
40场比赛下来，折算下来每场比赛，对阵双方可获得每张门票的提成为：
“5毛钱。”
当王俊生为中国职业足球的资金而愁眉不展之时，隔壁邻居日本联赛的投入却达到了惊人的1200万，美元。
于是他赶忙飞到日本，找川渊三郎取经。
川渊桑告诉他，日本企业之所以愿意投资足球，有两重目的：
“第一重是扩大企业影响力，第二重是为日本足球出点力。”
听完这番话，王俊生如梦初醒，突然就对中国职业联赛充满了信心。回国汇报领导，领导也很振奋，鼓励王和他的同事：
“杀出一条血路来！”
现在想想这条血路，大概就是企业冠名。
企业冠名足球在中国不是没有人走过，早先的广东队和辽宁队，都曾接受过企业冠名。但彼时彼刻，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还不知职业化为何物，企业冠名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但在职业联赛中，要让企业深度参与到足球的运作中来，用足球搭台，让企业唱戏。这样一来，钱有了，人有了，名有了，联赛也有了。
中国的事，有时很复杂，有时也很简单。
王俊生并非不知道企业冠名对于足球改革来讲无异于抱薪救火，企业投资意愿强烈时固然顺风顺水，一旦企业撤资或破产，球队也必然一同吞下苦果。
况且当时就有人质疑这些所谓的俱乐部，不过是一些翻牌公司而已。
但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领导给了他政策，给了他支持。向前一步不一定是海阔天空，留在原地却一定是死路一条。
对于其带来的恶果，时任足协领导层也只能留下一句：
“国情不同，日后解决。”
无论怎样，职业化的大幕已经开启。
一时间，各家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广州找到了太阳神集团，吉林找到了三星电子，上海找到了申花电器成立了上海申花，北京找到了大腿中信集团成立了北京国安，赞助企业大部分来自于食品、医药、轻工业等时兴产业。名头一个比一个响，来头一个比一个大。
其中有两家显得有些异类，一家胡葆森投资的河南建业，一家是王健林投资的大连万达。
在登上足球舞台之前，没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行业。老胡植根河南，老王植根大连市下辖的西岗区……
中国地产和中国足球，就这样产生了奇妙的交集。
没人会想到，这些人，这个行业，将在日后的中国足坛掀起滔天巨浪，成为一把悬在中国联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集《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