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2022年仍是全球秩序大变乱的一年。新冠疫情未止，乌克兰战争正酣，美国拜登总统于5月下旬密集访问东亚国家，23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简称IPEF），首批纳入13个国家。美国同时宣布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台湾问题上高调宣布“武力介入”。
美国的“印太战略”从构想到实施，终于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尽管这一框架仍然缺乏实质性内容，且内部谈判涉及的权利义务争端可能激烈化，但美国毕竟提供了一个关于印太大区域的新地缘战略愿景，给其印太盟友留下想象和商谈的无限空间。日本、韩国均有跃跃欲试、蠢蠢欲动之势，似乎在美国霸主领导下“分食”印太领导权的美好时代到来了。拜登亚洲之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更深刻和更具风险性的地缘政治冲突漩涡与前景。
这无疑是美国以“体系性冷战”方式遏制中国和隔离中国的战略敌意和战略进攻行为。用中国古代的谋略学概念，这是美国的“合纵”之术。
与之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外长王毅在同日举行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78届年会开幕式上以视频形式发表致辞，提出“亚太”概念不应被稀释，亚太合作不应被干扰，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创亚太合作新辉煌。
这似乎是2021年12月中美“民主大辩论”的续篇：你的印太，我的亚太；你的自由霸权新联盟，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的21世纪新冷战，我的各国和平发展。
这些争端的激烈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中美关系“新冷战化”的根本演变趋势。中美贸易战2018年爆发以来，修补中美关系裂痕、建立中美战略护栏的声音和努力一直存在，但不占主流。从特朗普到拜登，我们没有看到中美关系缓和的持续性善意与相向行动。
中美互信变得更加脆弱，任何级别的外交会晤或谅解都经不住美方的“出尔反尔”和强烈反华共识的即刻破坏。美国反华并非建立在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美国霸权威胁与衰落的内在焦虑和恐慌，但意识形态可以作为“理想性”的价值动员符号，对美国国内分歧性政治力量加以整合，并对已然松散化的盟友体系实施“重新纪律化”。
以中俄为主要对手的美国新地缘政治战略谋划已久，中间出现过是否“联俄制华”的政策摇摆，但由于内部政治与利益分歧，以及美国对自身全球性霸权的迷恋和滥用的帝国习惯，美国统治精英最终决定同时出击，两线作战。
乌克兰战争是北约极限东扩的地缘政治悲剧，但俄罗斯试图重建地缘政治安全秩序与平衡体系的“特别军事行动”未能有效阻止北约东扩，甚至加速了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瑞典等）加入北约的进程，造成自身更加艰危的地缘政治处境。这是美国霸权的“西线”，以北约体制和大西洋自由主义为基础，主要地缘政治目标是俄罗斯。
美国霸权是全球性的，还存在“东线”，以中国为主要地缘政治目标。美国近年来致力于打造“印太战略”架构，以形成一种“亚洲版北约”同盟体系，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形成遏制和围堵的强势秩序，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崛起及建构区域性政治领导权。
与“西线”的地缘政治体系相比，“东线”的地缘政治状况更加复杂，也并非美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建构完成。正因如此，美国试图建构印太体系的过程就必然是冲突频多，险象环生的，甚至存在“烂尾楼”的失败风险：
其一，基本地缘概念上的过度包容和过度分歧性，即“印太”并非一个成熟的地缘政治概念，而是美国政客与战略家纸面谋划的概念，其具体包容性、分歧性和冲突张力未经充分有效的评估和细致分析，在具体执行上势必大打折扣；
其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规范差异性，即印太地区不同于美国北约体系，不具有同质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上的“西方”文明及种族优越感，仅仅是表面的民主文化共同性和地缘利益协调性，故印太盟友，除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五眼联盟”的白人种族盟友之外，真正的亚洲盟友缺乏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上的深刻同质性，其结盟行为的机会主义特征凸显；
其三，印太地区的殖民史过程、民族主义与泛亚主义传统对印太体系构成某种持续性的思想抵抗和政治抵抗，即印太国家多数遭受过西方殖民侵略和压迫，有着长期的反殖民运动历史及其遗产，也有着民族主义和泛亚主义的思想基因，这些政治思想因素和政治行动逻辑是强大和连续性的，不会因为美国霸权体系的某种许诺或诱导就被轻易遗忘和失去抵抗意识；
其四，美国历史上对印太国家的帝国式渗透与支配并不成功，无论是朝鲜战争的失败，还是扶植南越政权的失败，或者是阿富汗战争20年的大溃败，都表明美国并未证明其对亚洲国家之历史、文明和地缘秩序有着一套成熟的协调支配的政治技艺。美国很强大，很容易颠覆他国政权，很容易制造地区动乱，但却似乎并不擅长带来繁荣稳定的合作秩序，印太架构的操弄也仍然需要面对曾经的挫败阴影和病因要素；
2021年8月15日清晨，美军CH-47“支奴干”双旋翼直升机飞抵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上空，撤离美方工作人员。
其五，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地缘政治形象的改良建构，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所未有的对手，不是第二个苏联或俄罗斯，也不是曾经的德国或日本，而是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价值进行国家建构、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文明理性大国。
在联合国多边主义框架和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基础上，中国的地缘政治形象存在一个逐步改良和逐步获得认同的过程，并在地缘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联系上积累了强大的历史纽带和共同现实利益，这些也构成对抗美国印太新冷战体系的关键基础和强大能量。当然，美国也一定意识到了上述差异性和战略实施的严重困难，但抵不过其帝国建构的道德热情和帝国衰落的生存恐惧，意欲奋力一搏。
美国试图将中国建构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敌，将中国妖魔化和边缘化。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心理习惯和行为逻辑，即通过“敌人建构”和敌我区分，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利益整合。
美国要赋予“印太”一个整体性的、有本质和灵魂的身份，催生塑造一种“印太价值观”，将印太范围内所有的民族、国家和族群加以重新的规范性编组和支配，使该区域内的各种力量都具有美国定义的具体身份和义务，并严格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界定的霸权利益。
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建构，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性目标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印太帝国”，就像美国在西方建立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北约帝国”一样。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自信满满概括出来的以全球体系形式出现的美式“新型霸权”，一种终结所有其他霸权的霸权。
山巅上的美国不能容忍人世间出现第二个同级别霸权，因为多元霸权体系在规范本质上否定了美国霸权的唯一性和新颖性，羞辱和降低了美国霸权的原创性和永久支配性，并带来美国霸权利益体系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坍塌恐惧感。美国在历史身份上自诩为“新罗马帝国”，而北约和印太酷似西罗马和东罗马，但美国能够避免东西罗马分崩离析的历史悲剧吗？也许拜登、布林肯等应该认真读一读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而不只是停留于《联邦党人文集》的建国神话与规范自满之中。
但北约和印太还是存在本质差异的。北约范畴的多数国家都可以称为美国的“自己人”，都是白人种族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文化可以大致覆盖的民族与人群，但印太范畴内美国和多数国家却很难互称“自己人”，有着种族主义的生理、心理隔离和基本文化信仰上的规范差异。
如果说北约建立在较为牢固的泛欧洲价值观和泛欧洲共同体意识基础上，以大西洋主义和一战、二战的集体性历史牺牲为依据，其内部同质性高于差异性，那么印太似乎完全建立在过度多元主义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差异性利益诉求基础上，外交辞令和利益谋算逻辑下的“媒体形象一致性”掩盖了实质性的文化基础和发展利益之冲突甚至对立。
如果美国筹划的印太架构确实要对标北约模式的话，美国就需要真正持续性地投入战略资源和巨大的帝国建构成本，但这符合美国当下的战略利益吗？美国能够长期承受北约体系和印太体系两个“准帝国”的巨大能耗吗？美国对印太内部复杂无比的地缘政治冲突有足够的调解能力和补偿能力吗？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特朗普主义批判的就是美国霸权的大包大揽和不计成本，而实际利益仅仅归于某些既得利益集体（各种全球化精英团体特别是军工复合体）。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以及从全球各处撤军及退出国际组织，尽管做法荒诞急切，但内里的“帝国收缩自保”的政治理性是无法否定的。如今，美国为了同时对抗中俄，似乎再次自大和发疯起来，妄图重建一个紧密型的全球帝国霸权体系，但美国决策者精算过这一“逆行”思维和战略的实际成本、风险和可持续性吗？美国的实际资源体系及盟友参差不齐的忠诚度能够真正支撑这一体系走多远呢？这些都是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的。
这里出现了美国“印太帝国”建构的两难陷阱：如果美国全力建构“印太帝国”，它自身会被掏空和无力存续，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与阶层冲突会空前爆发，政治社会危机将无法掩盖和控制，有逐渐崩盘和制度失败的结构性风险；如果美国只是虚设帝国目标且无节制推卸责任和负担，其各色盟友必然两面作为，推诿应付，甚至与体系外的中国发展更加紧密的经贸和安全互动关系。
衡量“印太帝国”前途的，不是豪迈的外交辞令，也不是帝国战略家的纸面作业和长篇规划，更不是某些盟友小弟的犬吠冲动，而是美国到底有没有能力持续地给各色盟友提供实际利益并公平解决内部矛盾冲突。事实上，美国必然是言不由衷，力不从心，知行不能合一，其帝国公共品供给能力和创意性将遭受严重挑战和考验。
这里测试的是美国作为帝国的统治美德和能力，而恰恰在这方面，美国表现出了斤斤计较、德不配位和巧取豪夺的美德衰败症及能力减损。在此意义上，拜登仍生活在民主党的全球帝国主义旧梦之中，而特朗普则显示出了几分商人的理性和非职业政客的清醒。
“四方安全对话”现场 图自法新社
这里我们还要提出一个常常被广泛忽视的问题，即美帝国的系统性权力腐败问题。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阿富汗战争20年，美国的庞大经济援助和民主重建，换来的是各级本地“民主官员”的腐败以及各级防务承包商和非政府组织的腐败。美国的颜色革命与发展援助，演变成帝国完整的治理作业链上的系统性腐败，而落实到终点处的阿富汗人民的具体利益份额则微乎其微。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美国民主在阿富汗无法扎根，不受认同，美军一撤就土崩瓦解了。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乌克兰援助法案，高达400亿美元，但大部分开支项目似乎与乌克兰无关，而落入了美国涉外政府部门、军工复合体与其他战争合约机构之手，最终造成的必然是各个作业环节上的“盆满钵满”和乌克兰长达数十年的“债务陷阱”。
美国国内存在民主法治的规范监督体系，但其帝国化的涉外立法与财政行为历来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只要国会不同势力得到利益安抚和平衡，基本不会有人提出质询和监督的要求。帝国统治异化为“精英腐败”的远程利益链条，这是帝国政治的悲剧，美国并不例外。通过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及筹组“印太”架构，上述腐败治理过程似乎要重复进行。腐败可以获利，却没有真正的生产力，且最终必然偏离帝国决策出发时的价值宣示和表面初心。
当然，帝国战车已经驱动，“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TPP的简单替代物，而是拜登主义的新全球霸权战略的新颖项目。美国的扩张主义统治精英分为两类：一类是新自由主义鹰派，主张全球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倾向通过国际组织体系和盟友体系实现美国霸权目标和利益，民主党概属此类；另一类是新保守主义鹰派，他们主张单边主义和基于实力的国际秩序，更倾向于绕开联合国及国际组织体系实施满足美国利益的任何行为，对盟友体系则采取勒索和胁迫相结合的策略，将之作为工具加以利用，共和党归属此类。
拜登主义不是奥巴马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特朗普+”，是新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主义鹰派的大合流。这种大合流并不容易发生，需要想象或设定一个超级强大的外部敌人，俄罗斯达不到这种程度，中国成为唯一的主要对手。
事实上，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朝野迅速形成政策共识：其一，美国不直接介入乌克兰军事行动，但提供全力支持，打成消耗战，极度削弱俄罗斯；其二，美国不应为了俄罗斯过度消耗力量和注意力，其主要威胁仍是亚太地区的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刺激下，美国更加害怕中国乘机解决台湾问题及加大在亚太的战略进取，故急切地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挑战刺激中国，并加速推进“印太经济架构”，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东方”帝国防线。
以印太为名义的“东方北约”，经由美国总统的公开宣扬而启程，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华丽出航。但这种启航，更像是美帝国夕阳时光里为满足虚荣心和安抚焦虑感的一种霸权体系内的“御驾亲征”，也似晚期罗马在腐败丛生和炫耀成风条件下的错乱决策和风险放大。
5月19日，美国马里兰州，美国总统拜登登上“空军一号”，准备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图自澎湃影像
所谓“印太经济架构”及其包含的地缘政治前景，必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必然是主要针对中国的，必然是以帝国法理和帝国霸权为基础的，必然是割裂印太/亚太产业链并制造多点爆发之地缘政治甚至军事冲突的。亚洲各国与各民族会任凭这样的帝国怪物横行破坏吗？亚洲如何独立思考和团结起来呢？
与“印太”的帝国雏形和冲突风险相比，中国对亚洲文化、地缘、经济、政治、社会与命运的思考和责任更加具有和平发展属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优势。但亚洲之地缘政治“重新漩涡化”恐难避免：中国理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力有余而包藏祸心。亚洲联合自强与大区域自治的文化、政治和制度条件并不充分，遭受美国霸权宰制和帝国化支配的命运尚未逆转，美国在亚洲制造和放大冲突、风险与地缘对抗的意图和能力仍需严肃对待和高度警惕。
对中国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式的时代挑战和地缘处境：
一方面，美国的印太架构及对中国的冷战聚焦，证明了中国国家建构与改革开放的充分成功，证明了中国作为第一流甚至唯一对手的道德与实力资格，美国的敌对行为对中国的国家成就进行了最为可信和最为权威的验收证明；
另一方面，美国以体系性冷战方法构筑“东方北约”，对中国进行接近C型的地缘政治对抗体系建构和战略包围，并试图截断中国与亚洲区域甚至西方的产业链，深度推进与中国的体系性隔离和脱钩，这又是美国对华战略敌意和冲突风险空前高涨的危险信号。美国是从战略上进行了超强的国内动员和盟友体系的动员，将中国崛起视为改变世界权力秩序并修正美国霸权体系与规则体系的最主要威胁。
美国的精英层也被政治教育成这样的心智取向：为了美国霸权长期利益而忍受中国市场暂时损失，在中美斗争中站在美国帝国利益一边。这就导致了中美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无论是美国的“接触派”和在华投资的企业家集团，还是中国的一切形式的妥协派或求和派，均在各自国家的政治正确氛围下基本失去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
观察者网5月19日曾刊发美国籍记者和编辑黛博拉·韦内齐亚尔的长篇分析文章《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其基本结论是，美国的自由主义鹰派和保守派已就中国威胁和对华政策达成稳固的政治共识，共同认识到是否能够遏制和颠覆中国是美国霸权存续的生死条件，中美体系斗争无法回避。这篇文章值得深读反思，是近些年关于中美关系的最好的分析文章之一。郑永年教授近期接受《环球时报》访问，认为美国对华决策是在恐慌和错乱中作出的，美国的不理性带动了其盟友的集体不理性。这两位观察家的视角恰好构成内外互补的关系，使我们确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已是现实处境，无可逃避。
事实上，世界上存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和较为中立、偏向和平发展的发达国家，他们对美国霸权及其长期危害性是有深刻认识甚至亲身体验的，他们也有着制衡美国霸权、追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正当需求。这正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厚的国际社会基础和全球人心基础。
在与美国霸权的斗争中，中国所要争取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还是一切被压迫与被裹挟的国家、民族与人民的生存、平等、发展与团结的根本利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并不孤立，也不可能被孤立。始终着眼于“人类”友善及共存，始终关注和致力于“共同命运”，始终节制自身权力欲和利益独占的自私性，始终坚持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平等原则与和平共处伦理准则，中国国家行为与全球行动的道德正当性、确定性和可欲性就可以最终经受考验，开辟人类和平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秩序。
总之，对手越要封锁和遏制我们，我们越要有外线支撑和资源。我们必然需要一方面坚定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意志和能力，以和平发展团结最大多数外部力量，对印太包围圈形成穿插反制；另一方面则需要展开战略战术层面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建立健全我国反干预、反制裁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制，增强涉外法治斗争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基础。
中国还是中国，亚太还是亚太，和平主义和发展主义，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优势，必然最终战胜冷战主义、遏制主义和单边性质的帝国同盟体系，为人类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给出来自亚洲东方的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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