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二三四五线城市是怎样划分的

我国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水平、综合经济实力、辐射带动能力、对人才吸引力、信息交流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交通通达能力等各层面。

按城市人口规模划分；

超大城市：城市人口1000万以上；

特大城市：城市人口500至1000万；

大城市：城市人口100至500万，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城市人口50至100万；

小城市：城市人口50万以下，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2. 绝对量化指标

市辖区常驻人口、市辖区常驻人口净流入；

市辖区GDP、人均GDP；

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辖区面积；

星巴克、肯德基店面数量；

火车站、机场客货运量；

人类发展指数；

地方财政收入；

500强企业、民营500强企业数量；

3. 相对量化指标

市辖区万人公交车拥有量；

各级医院数量；

城市绿化覆盖率；

公办大学数量、在校大学生人数；

辖区内国家3A~5A级旅游景区数量。

4. 非量化指标

行政级别（区域辐射力和政治地位）；

最高建筑物高度（城市建设水平）；

辖区内铁路、高速公路、航线数量（交通地位）；

大型企业或矿产资源（产业链）。

扩展资料：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是由《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提出的城市划分标准，即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小城市、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

参考资料: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百度百科

撰文/ 《 财经 天下》周刊作者 程辰

编辑/ 冒诗阳

“冲着迪士尼去的，结果却看上了电动车。”

那是2020年夏天，陈思原计划在上海迪士尼过一个周末。但当旅行结束，最让她印象深刻的，居然是上海高架桥上行驶的一辆辆绿牌电动车。这些电动车造型前卫、加速流畅，行驶时几乎不发出声响，车内去掉了复杂的按键、旋钮，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甚至多块中控大屏，让陈思很心动。

从虹桥火车站乘车前往上海市区，一路上，坐在副驾的陈思感到惊讶。上海主干道上的绿牌车经常多过蓝牌。这在她生活的城市，是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巧的是，那位司机正好是新能源车主，他向陈思“安利”了一路，“使用成本、维修保养成本都低”，最重要的是，“电动车是未来趋势，以后肯定只有电车了”。

这是陈思大学毕业之旅的尾声，当夏天结束，她将进入老家的一家事业单位任职。单位所在地离她居住的市区近20公里，作为毕业礼物，父母决定送她一辆通勤车。

陈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虽然父母能支持车款，但日常用车开销却得自己承担。“按我的出行频次，每个月油钱都得七八百。”这对于月薪3000多元的陈思而言，不是笔小数目。经济实用，是陈思最主要的选车诉求，那位司机口中“省钱”的电动车，让陈思动了心思。

可在低线城市，真要入手一辆电动车，决策过程并不轻松。第一关就是说服父母，陈思所在的鹰潭市，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在这个下辖两个区、一个县级市的四线城市，新能源 汽车 并不流行。“在两年前，你很难在街头看到电动车的影子。”陈思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

2020年底，陈思终于拿下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哪吒V。她算了笔账，车辆的综合工况续航里程400公里，一周一充基本可满足日常用车需求。“电费还是家里出，相当于我用车几乎不用掏钱。”

陈思并非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她的高中同学张可，同样在毕业后入手了一辆电动车——江铃新能源江铃E200L。

这款形似升级版“老年代步车”的A0级小车，性价比是最突出优势。在官网，“高性价比国民纯电动 汽车 ”、“百公里花费仅6元”等凸显性价比的标签被放在最显眼处。结合经销商给出的优惠，张可所购入的中配版本，裸车价不到5万元。

张可自嘲是“抠门型”消费者，虽然五菱MINI EV更具人气，但至高170公里的续航表现，相比江铃E200L 300公里的NEDC续航，充电频次需要从“一周两充”提升到“两天一充”，性价比明显打折扣。而在四川绵阳，赵雨同样因为性价比选择了一款微型电动车作为家庭的第二辆车。每日往返于家与工作单位，“两百多公里的续航里程足够用”。

以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地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被认为将是新能源 汽车 赛道的下一个增量市场，是“蔚小理”亟待开拓的区域。但在这里，消费者对电动车产品的认知，似乎与一线城市不同。

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发起的“2021年新能源 汽车 下乡活动”中，推广车型正是以售价在10万元以下、续航里程在300公里以下的微型电动车为主。宏光MINI EV、上汽荣威科莱威、欧拉白猫、奇瑞小蚂蚁EQ1、北汽新能源EC3、零跑T03、江铃新能源EV3、哪吒N01等竞品类产品都进入了名单。

如同一线城市的新能源 汽车 消费经历了从入门级车型到中高端车型的演变，在中小城市，不少消费者正通过本土品牌的微电车型，培养新能源车使用习惯。

“现阶段身边买电动车的人肯定还是少数。但这些少数群体中，大部分都是江铃（新能源）的车主。”张可观察称，江铃 汽车 是江西省制造业的代表，在省会南昌，江铃的身影随处可见。本土企业江铃新能源推出的一系列微型电动车，是当地多数消费者“触电”新能源的首款车型。

哪吒V是周全的第二辆电动车。换购的理由很简单，他之前购买江铃E100车型的经销商，在2021年承接了哪吒 汽车 的销售代理权，周权是第一批发展的置换客户。“销售说，换购能有一万元优惠。”周全介绍说。

有意思的是，即使已使用半年之久，周全至今没记住自己所购入车型的名称。“反正就是续航400公里那款。”销售告诉周全，这是店里性价比最高、且不用等车的一款。

《 财经 天下》周刊走访发现，在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地区，主流的新能源 汽车 消费痛点、使用习惯，甚至对产品定位的认知，都与一线城市不同。

周全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自己所在的小区，电车几乎都采用“接飞线”方式充电，即从家中电源上迁出延长线，从窗户拉到地面，插到电动车上充电。

这当然出于经济性的考虑，“接飞线走的是家用用电，一度电不到6毛钱，安装家用充电桩则属于工业用电，一度电在一块五左右。”周全称。

另一位电动车用户陈思，家中虽然已安装有充电桩，但她还是习惯从飞线充电。“工作日就在单位拉线充，私桩其实根本用不上。”

这样的使用方式，成为了电动车在低线城市最主要的竞争力。

“电动车不用花钱做保养，充电都是在单位充，基本上没有使用成本了。”湖北十堰比亚迪唐EV的车主王鹏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在他工作的医院中，正好有一个停车位紧挨办公室窗口，“接跟线出来就充了，要是车位被同事占了就找来挪一下车，大家都认识，车位又不紧张，打个招呼就行。”

王鹏上下班都要开车，电动车省了很多油费，“身边很多同事都买了电动车，有的甚至是增购，都是因为可以在单位充电。”

但与此同时，也并不是每家都具备“飞线”的条件。由于没有产权车位，毛敏没法申请家用充电桩。但对于她这类高层用户，“接飞线”显然不现实，“其他人是图便宜不装，我是想装却装不了”。

她认为，新能源车更适用于乡镇地区居住的用户。“在城镇自建房，无论是安装家用充电桩还是拉飞线，都更方便，也不用受车位的限制。”这也印证了多数行业分析师的共同观点，在乡镇地区普遍具有安装家用充电桩的条件，且乡镇地区用车以日常用车为主，即使公用充电桩布局有限，并不会过多影响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另一边，在一二线城市早已成为新能源车主力卖点的超充、快充、换电等需要额外付费的服务，在下沉市场却是相对空白。

于去年初购入特斯拉Model 3的程一，常常调侃自己把特斯拉用成了“老头乐”。“小城市出行半径有限，说实话家用充电桩完全够用”，相对简单的出行场景，让程一对市内公共充电桩的分布并不熟悉。尽管特斯拉已经在鹰潭地区布局有超充站，但程一至今没有前往体验。

赵浩在一家造车新势力体验店工作，在他看来，过去一年，江西省内的充电配套设施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大家对于充电桩的消费习惯还在建立之中，不过公共充电桩布局偏少、坏桩率高，的确影响了整体使用体验。”

吴君发现，过去一年以来，鹰潭街头的新能源车明显变多了，“经常能在商场地库看到排队的绿牌车”。而在试驾完朋友的那辆欧拉好猫后，她立刻决定下订同款。

但在低线城市，买一辆电动车并不容易。

“都准备好钱了，没想到麻烦的却是买车环节。”吴君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自己去长城销售门店看车时，店内没有任何欧拉品牌的宣传资料，实体展车更是无从谈起，“想要看实体车，只能去南昌。”

陈思的哪吒V，同样是在南昌销售门店购入。“2020年我买车那会儿，市里还没有哪吒的经销店，能买到的车型多是那些微型电动车。”陈思观察，随着2021年哪吒销售门店开进鹰潭，街头跑着的哪吒 汽车 也变多了。

“很多油车品牌都是南昌才有经销店，更别提电动车了，大家能就近购车的选择太少”，陈思认为，如果鹰潭能开设更多新能源体验店，相信会有更多人成为新能源车主。

行业普遍认为，网点布局不足，是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地区消费者普遍面临的消费痛点。由于车型有限、库存不足，在中小城市尤其是乡镇地区，甚至出现新能源车一车难求的局面。

《 财经 天下》周刊走访鹰潭地区最大 汽车 城发现，专门售卖新能源车型的经销店仅两家，一家为北汽新能源，厅内摆放的清一色为北汽EC220等微型电动车，这些车型在一线城市早无踪迹。另一家则是哪吒 汽车 与江铃新能源的集成店。

更多品牌选择了同一个门店共同销售燃油车及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型也相对有限，多为 汽车 企业针对下沉市场专门推出的A0级及A00级产品。

在上汽荣威的销售店内，上汽荣威科莱威EV被摆放在中心位置，这也是店内唯一的科莱威现车。这款微型电动车补贴后约5万元，仅支持交流充电，这是不少低续航微型电动车的通用配置。

“代步买这款车绝对够用，300公里续航一口价，隔壁欧拉今年还得涨价呢”，这位销售人员给消费者支招，买电动车不用讲究快充、慢充、配置，看续航和价格就足够了。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哪吒 汽车 经销店。哪吒 汽车 一位销售介绍，店内最走量的车型为哪吒V，新推出的哪吒V PRO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智能配置功能。“高配车型才有L2级驾驶辅助，实际上没什么用。”事实上，在这家店中，“L2级驾驶辅助”具体为哪些内容，该销售人员自己也说不上来。

新能源 汽车 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智能化的进程，部分产品甚至可以靠堆砌智能配置来提升产品力，将车价提升至30万元以上。但在下沉市场，智能化配置似乎成为了最为鸡肋的卖点。

眼下，国内新能源 汽车 市场呈现出高低两端快速发展的格局态势，一头是中高端车型，另一头则是以A0级、A00级为代表的微型电动车。后者的主力消费人群，指向了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地区用户群体。

过去一年，微型电动车中的流量选手五菱宏光MINI EV，迅速成为电动车市场的销冠，长期稳居新能源乘用车细分市场销量榜首。据乘联会数据，2021年宏光MINI EV累计销量达到39.5万辆，是排名第二特斯拉Model Y（17万辆）的两倍之多。

宏光的销量，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低线城市电动车市场的潜力。

而在易车研究院发布的《新能源与中国下沉市场报告》中，三四五线城市用户在新能源车市场的占比近几年明显提升，2021年上半年占比达到了近30%，已经成为驱动市场的新动能。

事实上，广阔的中小城市消费市场，是任何一家新能源车企都不愿意放弃的。从2020年起，主推中高端车型的造车新势力，已经开始在三四线城市跑马圈地。

2020年初，蔚来用户运营副总裁魏健曾公开表示，预计到同年底，蔚来将在国内建成约200家由NIO House和NIO Space组成的门店，在原有77家线下门店的基础上增长一倍。其中，投资成本相对更低、布局更灵活的NIO Space，成为了蔚来进驻三四线城市的主要形式。

到2021年底，这一目标变成366家。蔚来 汽车 创始人李斌如此强调，“今年（2021年）内我们要实现在有BBA（奔驰、宝马、奥迪）的城市，都要有蔚来的线下门店。”

理想 汽车 创始人及CEO李想则认为，渠道扩张的原因之一，在于理想 汽车 发现一个城市是否布局门店，市场占有率会相差8倍。过去一年，小鹏汽与大型经销商集团展开合作，在全国范围内拓展渠道布局。在江西，小鹏已在赣州、宜春等地开设体验中心。

相比前述竞争对手，哪吒 汽车 依靠下沉市场实现逆袭，2021年累计交付新车6.97万辆，同比增长362%，月度交付量一度挤进造车新势力前三强。哪吒 汽车 创始人、CEO张勇曾在采访中表示，“10万元以下的市场是现阶段哪吒 汽车 的焦点市场。”另一位则是零跑，借助微型电动车零跑T03，实现销量上探。

程一也感觉到了新能源 汽车 品牌的靠近，她向《 财经 天下》周刊调侃，“就像网上说的，现在造车新势力体验店就和十年前的星巴克一样，是否进驻，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标尺。”程一朋友所在的赣州市，已经拥有了蔚来、特斯拉、小鹏、威马等多家新能源车体验空间及门店，这些体验店吸引着周边城市的用户前往体验。

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地区是块巨大的蛋糕，但相比一二线市场，下沉市场却有着另一套生存法则。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主流车企的主力产品定位，与中小城市的消费需求有偏差。

全国工商联 汽车 商会新能源 汽车 分会会长李金勇曾在采访中表示，2021年新能源 汽车 销量中，非限购城市约贡献了70%的份额，而非限购城市中，58%的用户购买了A00级轿车。

另据电动 汽车 百人会发布的《中小城市与农村电动 汽车 发展研究》显示，在中小城市居民实际购买中，价格依然是决定性因素，购车预算普遍在8万元左右，与家庭收入有正相关性。

眼下，中小城市的电动化进程尚处于开端，市场发展充满诸多可能性。

在成为电动车主一年后，陈思有些后悔当初太过谨慎，“应该一步到位，购买性能更好、配置更高的车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思、张可、周全、王鹏、毛敏、吴君、程一为化名）

作者：沉默的那棵树

中国人的嗓门大是出了名的，可是，一旦涉及某些敏感话题，即便是蛮横惯了的地痞流氓也噤若寒蝉，压低了声音交谈或以只可意会的眼神交流。记得小时候看电影，里面常有这样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某茶馆里众人正在谈论某话题，茶馆的老板就会紧张兮兮地指着墙上“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几个字，大家会意闭嘴不言或立马做鸟兽散。当时年龄小，不明白其中奥妙。最近从媒体上看见几个草头百姓因为发表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就被有司所逮，官司缠身。方知中国人虽然平时旁若无人，大嗓门。但是，他们的话语空间也仅限于柴米油盐、酒色财气，大多集中于肚脐以下部分。

而翻阅历史，看见欧洲的咖啡馆文化源远流长，影响了西方人的行事风格和生活方式，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温床和公民训练的教室。传至今天，不经意间咖啡馆文化已经席卷全球，即便茶馆文化浸润最深的中国，摩登的白领也学着洋人坐进星巴克这样的地方，安静地体验一把小资情调。

可是，上溯西方的咖啡馆历史，当时却是个鱼龙混杂，比赛嗓门大小的所在。

18世纪的欧洲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阶层鸿沟，比如作为公共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场所，沙龙是由贵妇们主持的，她们追求的是优雅的贵族情调。非经邀请，外人难入其门。毕竟，那是一个打情骂俏、偶尔也偷情私通的私人聚会而已。

而当时的咖啡馆要随和得多。所有来自贵族女性繁文缛节的礼仪束缚消失了，它向所有人开放，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

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找个空位子，加入周围人的自由辩论。话题当然是男人们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政治和女人。

而咖啡馆的老板深知自己经营的场所所担负的民主化功能。他对此的反应不是中国茶馆老板谨小慎微，而是大胆地在墙上贴上纸，声明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言论，勿须担心。

作家沙德韦尔（shadwell）在他的戏剧《女首领》中描写到：“每家咖啡馆里都有许多聪明人，他们谈话机智，在吞云吐雾中议论着政治。”

那些长于言辞的知识分子也通常来到这里，倾听民众的声音，同时也顺带着宣传一下自己的著作。在这里，文化人和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氛围，以至于改变了当时学究味甚浓的文学风格。

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合，人们学会了评价自己的观点，检验、放弃、改变、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过滤后通常会产生某种有凝聚力的群体观点。

各种阶层、出身、地位的人在这里交往，也敦促他们必须跨越出身、地位和等级，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正是在不起眼的小小咖啡馆里，公众培育出尊重和宽容他人思想的新态度，合群和容忍的精神，使得分歧失去了棱角。

而在以往，那些与传统相悖的人和观点，会受到他人的轻视和攻讦。如今人们则尊重并专注地倾听着异见，互相讨论，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不经意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人们从独立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以共同的观点为基础的公共舆论从这里诞生了。

随着咖啡馆人群的分化和舆论场所的专业化，咖啡馆里的声音变小了：不需要以卤莽的声音去表达己见，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辩论后得到公众的评判和检验，被接受或者被摒弃。

而中国，茶文化衍生出茶馆文化。但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却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走向公共言论自由的跳板，也没有培育出宽容异见和平等辩论的绅士风度。

专制的王权厌恶任何不同的声音。

而不经过公开辩论，由民间各色人等自行验证和评判的观点在人们内心潜藏下来，日益孤立和各持偏见，人民没有自由博弈最终达成基础共识的空间。人们也没有宽容异见与平和辩论的习惯和规则。相反，强力压制和恶毒攻讦在40年前的一场政治闹剧中走向了顶峰！

在中国历史中，由蔡桓公讳疾忌医开始就预示着“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圣人风范。及至后来焚书坑儒、党锢之祸，大兴文字狱等等，迫使聪明人或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或避世求生。到后来茶馆里“莫谈国事”俨然已成共识，中国人的言论空间一般局限在裤裆里了。而人们行为表现在：虽然嗓门大，但是却透露着害怕和惊愫在内。

回顾两种饮料文化对东西方言论空间走向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感叹：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必然是观点多元，不给他们自由碰撞的空间，最后达成基础共识，就会彼此走向孤立和偏见，割裂和对立。而不能和谐地沟通交流去解决分歧，而没有共识的社会很难走得更远！

参考资料：http://jiaoshangou.blog.hexun.com/6763998_d.html

【内容提要】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20世纪初，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中，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是，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与其同党建立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来维持生计了。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王笛 1956年生，助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

出处：历史研究200105

以上作品因为百度字数限制，所以有很大的有删节，详细情况见下面网址和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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