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洲走书”、“蛟洲走书”

翁洲走书”、“蛟洲走书 统称宁波走书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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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走书原称“莲花文书”，又名犁铧文书，1956年定名宁波走书。约起源于同(治)光(绪)年间。流行于宁波及舟山群岛一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相当盛行。20世纪50、60年代演唱区域甚广，除宁波、舟山地区外，还演唱于台州地区的临海、天台、黄岩和杭州等地，至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衰落。

宁波走书的唱词用宁波方言，有说有唱，说唱并重，辅以形体动作，表演富有生活气息。在乡村深受欢迎，有“文书唱华堂，走书唱农庄”的说法。宁波走书常用的基本曲调有四平调、马头调、赋调等。四弦胡琴是主奏乐器，也有琵琶、打琴等乐器。伴奏者有时为主唱者帮腔、随唱和对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曲艺走唱形式。今曲种存少量民间职业艺人从艺（大多数为半职业艺人），个别有成就的老艺人已年至古稀，近30部传统曲目濒临失传。

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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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艺人所传，其最早从上虞流入（注：有另一说法，称其形成于清光绪年间的余姚农村，清末明初流传入宁波城区，继又向镇海、舟山地区拓展。）当时，曾有几个佃工，在农作中你唱我和，自娱自乐，藉以消除疲劳，后由唱小曲发展到唱有故事情节的片段，并在夏夜乘凉或冬日闲暇之时，凑拢几个人到晒场、堂前演唱。也有一些人，逢年过节出外演唱，赚一些“外快”。当时并没有什么乐器，只有一副竹板和一只毛竹根头，敲打节拍曲调也十分简单。光绪年间，这种演唱形式已流行余姚农村。后来，余姚有一些农闲时从事曲艺演唱的农民、小贩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杭余社”组织，经常交流演唱经验，研究曲艺书目。其中有位叫许生传的老先生，吸收了绍兴莲花落的曲调，率先采用月琴伴奏，自弹自唱，很受群众欢迎。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艺人也都采用各种乐器伴奏，还从四明南词、宁波滩簧、地方小调中引进不少曲调，加以改造应用。同时，在书目方面也有了发展，出现了《四香缘》、《玉连环》、《双珠凤》、《合同纸》以及《红袍》、《绿袍》等一些长篇，演唱活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宁波、舟山、台州三个地区。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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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走书的表演形式可分三个发展阶段：开始时是一人自拉自唱的“坐唱”；后有简单的伴奏，演员坐在桌子中间后面，乐队坐在桌子横旁，演员在桌后表演，动作幅度较小，称为 “里走书”；再后，演员与乐队相对各坐一旁，演员在台上有较大空间作表演圈，称为“外走书”。当时，鄞西谢宝初的表演，城里段德生的唱腔，慈北毛全福的武功，各有千秋，名噪一时，在群众中很有影响。由于莲花文书从坐唱发展到站起来表演、分口饰角色，这样演员在台上动作的幅度比较大了，走书之名也由此得来。建国后，宁波走书进行了多次改革和创新，在表演方面已发展到男女双档，伴奏的力量也加强了。

宁波走书曲调常用的有四平调、马头调、赋调三种，俗称“老三门”。有时，也用还魂调、词调、二簧、三顿、三五七等。“四平调”一般作为一部书的开头，末句常由乐队和唱。“赋调”随内容情节、人物性格，有紧、中、慢之分。如慢赋调节奏缓慢，曲调下行为主，多用于哀诉之类的叙述或回忆。“马头调”据艺人所传，系从蒙古民间曲调中转化而成。“三顿”节奏较快，旋律高昂，大都用于人物心情激动，或情节急迫之处。走书演唱伴奏的乐器中，四弦胡琴是必不可少的主要乐器，也是宁波走书音乐具有独特风格之处，其他乐器有二胡、月琴、扬琴、琵琶和三弦等。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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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走书的主要传统书目有：《白鹤图》、《黄金印》、《四香缘》、《十美图》《玉连环》、《何文秀》、《胡必松》、《双珠球》、《三门街》、《大红袍》、《绿袍》、《珍珠塔》、《麒麟豹》、《玉狮子》、《天宝图》、《文武香球》、《包公案》、《狄青平西》《紫金鞭》、《小五虎平南》、《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乾坤印》、《薛刚反唐》、《金鱼缸》、《穿金线》、《盘龙镯》、《绿牡丹》等。

解放前夕，专业从事走书演唱艺人仅二、三十人。1950年宁波成立戏曲改进协会，对曲调、书目、表演各方面进行了研究，并组织艺人参加政治文化学习，提高素质和水平。1958年，市戏曲训练班中又专门培训了一批新生力量，宁波走书出现了一片崭新面貌，当时著名艺人有应兰芳、许斌章、朱桂英师承三代，另有邱伯扬、范秀英等，乐师刘仁福独擅二胡，有“活胡琴”誉称。1958年，由应毅执笔、许斌章和朱桂英双档演唱的《四明红霞一一李敏》，参加了省会书，并得了奖；后又出现了一批创作和改编的新长篇书目，如陈白枫执笔、朱桂英演唱的《三斗六老虎》，唐小毛整理、许斌章演唱的《白鹤图》等。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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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城里人，可四十出头的沈健丽老爱往乡下跑，她和丈夫一起唱了20多年的宁波走书，他们在宁波甚至舟山的乡镇已蛮有名气。

“我们就以唱走书为生，跟民间艺人差不多吧！”沈健丽说，她12岁就会唱越剧，18岁跟了进村唱走书的师傅2个多月，又学会了走书。在其后几年间，这对夫妇亲身感受到了宁波走书耀眼的一页。

“那时，城里听走书的地方多。彩虹北路边那时有个书场，200多人的座位场场客满，不少人硬挤在门外看。旁边还有个菜场，菜农们早上来卖菜时都带着盒饭，菜卖完了也要捱到下午，把走书听完了再回去。在乡下，几乎村村都有搭台唱走书的，我们也赶场，下午在这村唱，晚上又到那村，人们听得有味，我们唱得也有劲。”

在市群艺馆研究员陈炳尧脑海里，那时走书可用“多”字形容：书场多，不算乡间的，光城区就有20多个；唱走书的人多，光鄞县就有50多组演员，爱听的人则更多。这时期，走书走出了宁波，北跨钱塘、南达雁荡、东到舟山海岛。在鄞县，20多组走书艺人走镇串乡演出，有人形容是“乡乡走书声，村村听书人”。

收入对比或许也能反映当时走书热的程度。在春节期间，沈健丽夫妇可唱到400多元的收入，而当时一般人月工资仅40多元。几年前，这对夫妇就买了房子，孩子也正在读大学。

宁波走书已有两次发展小高潮。解放初期，成立有曲艺改进会，创作了大量作品。1964年，由传统书改唱现代书，把走书唱上了电台。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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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变化悄然无声地来了，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宁波走书逐渐走向衰退。

“人都忙了，空闲时也被精彩的电视节目吸引去了。书场都被改作了商店、餐馆等，很多走书演员也下海经商，宁波走书好像一下掉进了冰窟窿里。”鄞州曲协主席王建刚说起这些时很无奈。目前，全宁波只有鄞州五乡文化中心一家固定书场，其余只有农村一些老年活动室兼作演出场所。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在民间演出的走书艺人也只剩20余名。

“这20多人大多数是老艺人，最年轻的也有40多岁，而且后继乏人，有天赋又肯学的年轻人几乎没有。这个宁波最有特色的地方曲艺就承载在这20多人身上，真的让人觉得沉重无比！”市群艺馆研究员陈炳尧忧虑地说。

“以往是人家争着请我们去唱，以后我们只能到处找地方唱啦。”这是沈健丽对走书衰退最直观的感受。因为喜欢唱走书，在其他艺人纷纷转业时，她和丈夫却坚持了下来。他们背着行囊出去就是几个月，去过台州偏远的山村，上过舟山的海岛，只要有人听，再少的钱他们也愿意唱。

对宁波走书的寂寥，爱好这门曲艺的人们有着一种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的感伤。鄞州区曲协老编剧陈少康老师曾作词感叹：

说古今，道古今，书唱英雄灭鼠精，满堂喝彩声。翁笃情，翁笃情，握别愁后无继人，依依老泪盈。

近些年，宁波走书在乡间有所“转暖”。沈健丽觉得，这与农村生活好了，老年人念旧等有关。

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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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宁波走书一蹶不振的原因，业内人士其实看得很清楚。“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变化，二是它本身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显现出来的诸多不足。”市群艺馆研究员陈炳尧这样归纳说。

在电视等多种娱乐文化的冲击下，宁波走书跟不上时代步伐；在快节奏生活下，人们无暇坐下品茶听书，有限的业余时间只会花在更为精彩的娱乐上；商铺更值钱了，谁也不会再把房子便宜租给书场。

在这种条件下，走书更显出自身的不足。艺人表演仍以传统剧居多，一场唱下来要几小时，全剧唱完要几十天，现在的人即使想听也没时间听。内容脱离时代，与现实格格不入。王建刚记得有年春节演出，有几个青年进去听了一会就出来了，问他们怎么了，一个回答说“听不懂”，另一个则说“唱书先生乱讲，哪有这种事情！”

用宁波方言唱是走书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可现在这个特色也成了其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陈炳尧研究员说，走书的唱词中，非常多使用俚语和土话，还要求平仄声律，不要说在甬的外地人，就是年纪稍轻的本地人也听不懂。

听不懂，就更别说有兴趣唱了。沈健丽告诉记者，学唱走书要能吃苦，还要有兴趣和天赋，这些年也曾有几个青年跟他们学走书，可因种种原因，学不到多久就打起了退堂鼓。

目前，在走书创作和演出上的经费投入十分有限。把走书搬上舞台，除了创作费，场地、灯光、道具、服装等也要投入，对曲艺人来说，这些仅靠热情是解决不了的。

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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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有莲花落，苏州有评弹，我们不能眼看着宁波的特色曲艺走向败落。”陈炳尧说：“重振走书，华山一条路，只有创新。”

鄞州区曲协的陈少康早有“创新”的想法。他提出，走书音乐也要汲取民歌和戏曲的旋律，使其既有小桥流水，亦有大江东去，让听者会唱、肯学；避免用纯土话铺叙情节，不用俚语，让外地人也听得懂；表演要融入净、末、旦、生、丑等戏剧动作，增强观赏性等。

近些年，走书艺人已经在摸索中创新。沈健丽说，几年前她就开始学说杭州话、绍兴话，一些老土的宁波话也不用了，还编排进好多表演动作。据鄞州区曲协介绍，他们曾尝试用普通话唱走书、用钢管乐队伴奏等，还有意识地把走书表演与旅游景点结合在一起，拓展走书表演空间。

与此同时，发掘、创新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曲协完成了《宁波传统曲艺精选》集稿工作，搜集了经典走书作品。民间曲艺活动也丰富多彩，去年，鄞州区组织了“文化进百村”曲艺展演，全部为宁波走书表演，让群众过了把走书瘾。

走书人才培养也有了好的开始。奉化曲协在2002年初就建起宁波走书培训班，先后在三所小学挑选了50多名学生进行培养，这给宁波走书的传承和振兴带来了希望。

“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绍兴艺人胡尚海一个开篇救活了绍兴莲花落，走书作为宁波最具特色的曲艺，我们绝不能看着它的失传。”鄞州区曲协陈少康坚定地说：“事在人为，只要大家肯努力，我相信办得到！”

蛟川走书的由来

蛟川走书乃是北仑区民间曲艺中一束绚丽奇葩。她的“基因”源于六横岛，在郭巨产生雏形，发祥于镇海县江南(北仑)，辐射至浙东各地。兴盛近百年，于2006年被列为宁波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中国群众文化辞典》第177页载：“蛟川走书由翁洲走书演化而成。”原文如下：

翁洲走书 地方曲艺。因古时舟山为翁山县，后人惯称翁洲，故名翁洲走书。最初源于十九世纪初定海马岙，后转至普陀六横，随后流入镇海、鄞县一带，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逐步演化成蛟川走书……

且说清咸丰十一年(1861)冬，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命部下黄呈忠攻克宁波，此时镇海江南灵岩乡田洋王村汪贻钧集灵岩(大碶)海晏(柴郭地区)乡民数百揭竿参加黄呈忠部。同年九月汪贻钧奉命从柴桥沃家出发渡海攻打定海，在猫头洋登岸，与清军定海把总刘万青激战于西溪岭，汪斩刘万青胜之。逐兵分二路攻打舟山东、北二门，却被清军击溃，汪贻钧阵亡，士兵伤亡惨重，剩兵逃散躲避定海各岙，隐姓埋名苦度生计。其中柴桥沃氏三个堂兄弟避难于定海马岙，因当时清政府在柴桥追查“长毛”(太平军)余党，为此沃氏兄弟有家不能归。其中年龄最小的沃小安在家时不仅能唱各种地方小曲，还会即兴编词哼曲，又有一副好噪子，就用安阿小艺名串村过街唱曲度生计。

安阿小自编自唱的小调深受当地百姓欢迎。许多渔民农民模仿唱起来，这样很快在舟山本岛流行起来。因古时候舟山称为翁洲，又是走动说唱，众人自称为“翁洲走书”(后人又称翁洲老调)。

同治末年，安阿小得知柴桥沃氏一脉在六横蛟头大支村定居繁族。就渡海认亲到六横发展翁洲走书。大支村沃家沃阿来也有唱曲的天赋，见族兄到来如鱼得水，兄弟俩边演唱翁洲走书，边吸纳外来的曲调丰富走书的艺术涵养。他们又将串村过街唱法改为在农闲、渔休时搭台演唱连本台中长篇走书，并将公堂审案用的警堂木引作静堂木，敬示听众静下来；又把单一用竹板、打鼓伴奏增加二胡，丝弦伴唱，且借鉴戏剧中的折扇、绢帕作演出道具。当时沃阿来的最小阿弟沃阿定只有九岁，却跟着二位大兄长做帮衬。经过数年的耳濡目染，加之大兄长身教言传，沃阿定十五岁时已青出于蓝胜于蓝，在兄长的共同琢磨下用地方小调的元素，独创开场时的四句曲调，这就是现在蛟川走书基本调的雏形。

沃家三兄弟唱红了六横全岛，并自称为六横走书。但是六横毕竟是弹丸之地，于是在清光绪六年渡过汀子港到郭巨来演唱。他们的演唱不仅深受郭巨一带村民的欢迎，而且人们在坑边田头学哼起来，有的还向沃家兄弟拜师学艺(其中沃阿定的关门弟子郭巨汪康章先生如今仍健在)。这样很快流传到柴桥、大碶、小港、镇海城关等地。此后经更多的民间艺人逐步听取评话、说书的赋子又模拟戏剧的表演念白及四明南词中慈、赋、平的唱腔，取各所长，揉为一体，为我所用。且固定用二胡、扬琴、弹拨乐弦伴奏，其中一乐队人帮腔和唱，成了自成一体的曲艺———蛟川走书。

至于蛟川走书名称的由来，有人片面认为是因过去镇海县雅称为“蛟川”而得名。《宁波曲艺志》也有简单的描述：“民间艺人谢阿树见到镇海城关小南门拱墙上刻着‘蛟川’两字，就随口说着，遂以此为名叫蛟川走书。”

其实，蛟川走书的名称来自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

———当年翁洲走书创始人沃小安在六横寿终，舟山、郭巨、大碶、小港等地的民间艺人纷纷前去吊唁。因他曾参加过太平军，犯下了犯上作乱的“弥天大罪”，故而他的遗体不能回柴桥安葬，名讳不准入沃家宗谱，为此沃阿定愤恨不平，为他的族兄兼恩师拟读祭文时激情发泄，当他读到：“先师沃小安蛟川柴桥人氏”，“蛟川”两字喷发而出，接着引用古典借题发挥：“蛟，盘龙也；川，流水也。‘蛟龙得水、腾踔太空’，喻颂有才能之人必有获得施展的机会。兄长仙逝不能认祖归宗，呜呼哀哉！而腾踔太空邀游仙界……”

沃阿定尚未读完祭文，众人不禁恸哭连天，且悟出“蛟川”两字的深邃含义，就将翁洲走书演化成的走书定名为蛟川走书。

注：本文根据《中国群众文化大辞典》，《镇海县志》、《六横志》、《太平军在甬绍台》以及汪康章、乐静等民间老艺人讲述综合整理。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马岙镇原始村落遗址上，创造了神秘灿烂的“海岛河姆渡文化”。

春秋时，定海属越，称“甬东”（甬江之东）。

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开始设“翁山县”。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被撤废县治。

公元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再次设县，更名为“昌国县”。元初升县为州。

明洪武二年（1369），改州为县；洪武二十年废昌国县。至清初，先后两度迁民。

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设“定海县”。

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升定海县为直隶厅。

1911年（宣统三年九月），改定海直隶厅为定海县。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析定海县之岱山、大衢等岛置翁洲县。

1950年5月17日定海解放，废翁洲县，并入定海县，属宁波地区管辖。

1953年经政务院批准，定海县辖区分为定海、普陀、岱山3县。同年，成立舟山专员公署，领导定海、普陀、岱山及江苏省划入浙江省的嵊泗县4县。

1958年撤销定海、普陀、岱山3县，合并成立舟山县。

1962年4月撤销舟山县，恢复定海、普陀、岱山3县，另设大衢县。5月，恢复舟山专员公署。

1967年3月，改舟山专区为舟山地区。

198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舟山地区，成立舟山市（地级市）。3月14日，定海县改称定海区（县级），隶属舟山市。

2004年9月，临城街道由区政府委托舟山市新城管委会管理。

2008年5月金塘镇建立舟山市金塘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人民政府授权，在所辖区域内行使相关的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县级社会行政管理职能。

“翁山”地名来源

——今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

秦汉时期，炼丹之风大盛，舟山群岛因其人迹罕到、云雾缭绕、虚无缥缈，成为许多方士采药炼丹的福地。

因葛仙翁（葛玄）在其中岛屿采药炼丹，遂称舟山岛为翁山、翁洲。也是翁姓的发源地。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舟山群岛因有翁山而置翁山县。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因袁晁率义军占领翁山而被撤废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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