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人物油画作品有哪些？

陈丹青人物油画作品有：《霍洛维兹》、《列文》、《弗拉基米尔》、《马友友》、《梅塔》、《穆特》、《斯泰因》、《索尔蒂》。

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陈丹青无论画风与文风，都具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丹青语录

艺术家是最狂的，最自得其乐的一种动物。

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梵·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你一定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贵的东西。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画的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凭这一点点就打动人了。

散文 在艺术表现 方法 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采并用。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陈丹青散文，供大家欣赏。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 经验 。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圣史蒂夫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1784年，莫札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著莫札特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著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第一次看见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麼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嵌在小盒子里，蓝光照著，不象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麼我写得这麼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麼这麼大。”现在静静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触摸。没那麼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著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札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岁，海顿52岁，小夥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後的假发束耸著蝴蝶结，脖梗衬著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著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著莫札特的父亲秉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麼?

下雨了。半小时後我已停在旧城北端贝多芬家门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贝多芬定居维也纳，长住35年，搬家又搬家。维也纳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纪念馆，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访的MOLKER BASTEI 8号是他停留最久的一处，1797年移入，1805年离开，前後八年。从圣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约半小时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难忘而惚恍的一瞬，发生了：在门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从昏暗楼道走下来的几分钟，我像是一只鬼，居然身历其境想起《罪与罚》：当拉斯柯里涅柯夫劈死了老妇和使女，蹑手蹑脚，逃离现场——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楼时我仿佛变成了他——忽听得底下有人上楼来，他闪身躲进二楼一间空房。待来人说著话一层一层走上去，他窜下楼梯，溜出去，大门口没人看见他。

这妄念仅只几秒种吧，此刻也没人看见我。怎会起这等奇想?我暗自惊讶。是怀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麼?仍是少年时代的上海，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旧上海哺育了我的欧洲想像，包括初听贝多芬。初听的时光，哪想到有一天真会走去拜访贝多芬，到了他家，又岂料念及少年时代阅读的《罪与罚》。

穿过毗连8号公寓的好几重回廊，欢快的雨，家家窗户缀满入秋的爬墙虎，贝多芬的邻居们躲在屋里干什麼呢。在对街的咖啡馆擦拭满头 雨水 ，叫了一碗汤，满座没人知道我刚才躲在贝多芬家的楼道，突发奇想。雨住了。绕回老公寓前门，我又一层一层上四楼，此前的闪念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听见自己的鞋踩在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这一层全属贝多芬使用。他们真如传说中那麼贫穷麼?一架狭长的十八世纪老钢琴，两扇窗户间竖著他咬紧牙关的青铜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极了他。没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装置，客厅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刚搬来，或将迁走。门边白墙特意留著一小块残存的壁画，那麼，贝多芬住在这里时被有壁画的墙面包围著——据同代人回忆，他晚岁的居室零乱异常，夜壶，手稿，破钢琴，统统很脏——邻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响，一排摁键标明十数曲精选的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机，刹那间，他复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现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气扬扬，和弦齐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贝多芬在中国被准许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农村的火车上，华东旷野，春寒料峭，车厢里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骄傲，低音和弦的齐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车轮的轰响——要是我懂五线谱，抄那几句印在这里该多好啊——劫难过後的大地，贝多芬不知道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聆听他，怎样记得他。贴近双耳的音效就像在脑袋里爆发精致的轰鸣，周围静悄悄。我在贝多芬家里倾听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墙。身後玻璃橱柜停著主人咬紧牙关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伟大的人，生命终止，性格犹然——贝多芬会想到有一天各国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这样的器械听音乐麼?我扭头看他，真想说：嗨，路德维西先生!您听听，您听听!是啊，他的时代倘若有耳机，他兴许能够听见吗?

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著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著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1797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柏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35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35岁。这话意味深长。舒柏特死在31岁，戴著他那付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还试图就教於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麼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於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鱒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著，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後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札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著，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 其它 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著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札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旷。我喜欢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秉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牒。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著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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